原载：Gu X.，Lim M.K.，O'Connor J.（eds）Re-Imagining Creative Citie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Asia.Palgrave Macmillan，Cham

作者：Justin O'Connor，南澳大学文化经济系；顾鑫，莫纳什大学媒体电影和新闻学院；Michael Kho Lim，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媒体和文化学院

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创意城市”日趋成为围绕“跨国霸权集团”话语的发展，追溯了世界各地创意城市政策的采用、翻译和即兴创作过程中的同质化趋势，以及对“现代”的渴望。文章将“创意阶层”作为一种文化中介看待，及如何作为一个现代化概念下的全球认识论共同体。此外，认为这种由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模式所形成的“创意想象”复制了现有的全球等级制度，破坏了公共服务，并加剧了创意领域的商品化。文章认为，城市只有在对现代化想象进行彻底反思之后，并将其建立在对地方可能性的新概念上，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创意城市的话语。

首先，作者梳理了创意城市的概念源流和发展过程。认为，创意城市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这是一种长期以来一直植根于欧美人对城市的描述，即先验地默认城市是商业和工业发展或“现代化”的主要场所，也是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某种体验的场所。但作者认为应该从当时整个社会背景来考虑创意城市的概念如何产生，当时的情况是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已经崩溃。但是，创意城市特别关注的城市文化，甚至是美学层面，被认为是被福特主义城市的功能所忽略的。这种“软”的文化能力现在将成为一种新的后现代城市的驱动力，这种文化维度不仅使城市变得宜居，而且目前已经成为后工业时代的一个良性经济驱动力。作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意城市”和1998年被称为“创意产业”的东西是同时出现的。

之后，作者对创意城市中的人进行了讨论。这场城市重塑促生了一个广泛的行动者和愿望的联盟，这就决定它具有多种方向。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投资于艺术和文化基础设施。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投资于艺术和文化基础设施，或者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可以对当地居民起到催化作用，带来文化游客，宣布城市的新未来。这样便会带来城市品牌的重塑，例如国际文化或者体育等等，也可以说促使城市发展规划和管理的转型。作者针对20世纪初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概念进行论述，认为这是对“吸引松散人才”战略的延续，但不同的是有了经济指标和分析方法、基准和指数作为支撑。佛罗里达的理论专注于文化基础设施、接受了城市生活的活力——同性恋者、波希米亚人、多民族，但是它明确针对的城市社区是专业管理阶层，并扩大到艺术家，可是蓝领工人（对宽容和创造力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受欢迎。最后，尽管佛罗里达对创意城市景观的软性基础设施大加赞赏，但创意阶层并不那么受欢迎。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具有社会排斥、消费导向、资本密集型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完全以硬性经济指标为依据，带来的结果与发展创意城市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作者认为投资于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以及创意阶层的生活区，对创意产业战略至关重要。但这样的战略是需要更详细的研究和长期的投资，而这恰恰是许多城市没有能力提供的。城市是创意产业的首选之地，这些产业在集聚经济和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运作，文化消费和生产最好能在这里形成良性循环。然而，在现实中，消费的回报远不及创造性的微型企业。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时代，很少有城市有能力进行任何有前瞻性的长期产业战略。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创意产业快速配方，它结合了兰德里的创意城市和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元素。

创意城市因此被认为是“快速政策”，包括建设围绕遗产的项目、新的艺术馆和音乐厅，促进节庆和文化旅游，开发住房和高档零售及休闲设施、创建创业和联合办公空间等等。这些联盟是由一个强大的想象力所驱动，特别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和歌德学院等国际机构，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等超国家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阐明的。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或加入其创意城市网络，就是成为现代人新的全球俱乐部的一部分。亚洲城市处于这一新的创造性冲锋的最前沿，但南半球的创意城市往往被打上了全球北方的烙印。在此过程中作者认为创意城市的想象力和政策技术的转移充满了复制、移植和翻版等多种问题，即对西方模式的追赶，这也带来亚洲与西方长期处于二元对立状态下的身份认同问题。

该部分讨论了创意城市在全球的复制和扩散，作者认为：创意政策的转移、同步化导致缺乏想象力，城市政策和面貌日趋同质化。具体还是先从创意城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深刻关联入手。

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1990年就已经勾勒出一个新的全球景观——后帝国、后殖民。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图像和文本的非同构流动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混合的地方配置，而不能还原为西方中心主义发展的直接中心-外围模式。冷战的结束使得全球空间变得更加多元，美国要想在这个更复杂的环境中保持霸权地位，就必须使用新的“软实力”工具，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从而出现了所谓的政策转移，即从一个地方性的观点转向一个全球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当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在作者们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经验调查和理论重构的问题，他们建议在创意城市的案例中，政策就像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创意产业或经济一样，西方的渊源往往完全是问题的关键，它的想象力来自对现代的渴望。(www.daowen.com)

文章引用了政治学家Pertti Alasuutari的观点，认为政策话语的全球同步化，全球政策越来越相似，政策理念——例如新自由主义、创意经济——在全球迅速流传。全球政策是由一个现代人且没有首领的精英部落，他们的行动在对全球政策有影响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范围内凝聚在一起。他称之为“现代的同构性”，并将创意经济作为一个全球认识论共同体。针对这一观点，作者进行了反驳，认为缺乏任何（全球）政治经济或任何类似于对“现代”的“后殖民”分析，忽视了西方在（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制执行特定形式的“现代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他关于围绕着现代化的经济话语建立起来的全球一致性的论述，与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政策的迅速传播有明显的共鸣，因为它们承诺从文化中获得新的经济利益。同时，作者分析了Russel Prince关于“英国创意产业政策是一种组合”的观念，创意产业并不是一种通过既定的全球政策社区传播的时尚，而是一种动荡的重组。认为普林斯采用拉图式的行为者网络视角，似乎只关心描述这些专家是如何争夺优势的，而根本不考虑他们的价值观。但全球政策的转变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技术转让”或“时尚”，也不仅仅是专家争夺影响力——政策转变也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规范性。同样，作者认为Alasuutari围绕现代化的全球认识论社区确实为全球政策景观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同构性，但他没有说明这可能会受到非正规政策的争议。此外，他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概念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对安德森和汪晖的观点进行引用的同时，作者认为创意城市和创意经济话语属于这种跨国霸权空间，是对自我、工作和日常生活进行重新想象的场所。

该部分作者主要将前文的政策精英作为一种“文化中介”讨论。认为：作为一个松散的社会群体，他们体现了新的艺术或波希米亚方式，开创了新的工作、职业和生活的新关系，并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形式打开了城市的新空间。文化中介机构是围绕着一个非正式的行动者网络，沿着“治理”的可渗透的政策界面运作，组织起来，他们并不是政府本身。他们宣称为一系列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提供了声音，这些变革以前是边缘化的，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创造性想象引起了他们广泛的共鸣，吸引了来自城市和文化政策之外的人。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正式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中介机构可以宣称他们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联盟。如果任何创意产业或创意城市的项目都是可行的，就必须将其纳入政策磋商。基于此，这些文化中介越来越多地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全球认识论社区，这个社区处于既定政策网络的边缘，但却声称以一个国家的声音与这些网络对话，构成了一个与正式的全球文化政策参与者一起运作的半边天。他们构成了一个与正式的全球文化政策参与者一起运作的半边天，当然也在争夺影响力和地位，但也与他们所代表的新现代创意群体相联系。

与此相关的，作者讨论了由此产生的流动政策。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以及后来的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专家群体，主要是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以及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其成员包括咨询师和咨询从业者、地方和区域政府官员、文化空间管理者、学术界人士、节日组织者、创意大师、旅游媒体（城市指南和机舱杂志特写）等等，这些人与国家政府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歌德学院、法语学院）和跨国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福特汽车公司）的代表打交道。这个正在形成中的群体在会议、网络和其他活动中得到了扩展和巩固。而正是这个跨国的认识论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为英国政府的创意产业品牌提供了帮助。

接着，作者又对这些文化中介人的政策精英所建立的网站进行分析，讨论怎样吸引流量，对品牌产生影响。认为他们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微型站点，在这里，全球的图像、声音、文本、思想（和人）的流动都可以被访问。这些网站可以吸引政策制定者、顾问、从业者和文化消费者的流动，从而对当地产生真正的影响，并将这种当地的影响带回跨国层面。在这种关系中，世界性的感受力通过这些流动得到了培养，它们帮助构建了一种既面向本地又面向全球的视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全球现代性的形式，这一形式不是对某种想象中的大都市起源的奴颜婢膝的复制，而是比阿帕杜莱的本土化所设想的随机变异。它是对现代性愿景的意识形态反应，是对全球创造力的承诺的情感认同。作为一种资源的文化，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性的。

创意城市要处理乌托邦式的愿望和同质化的悖论，就要考虑“地方+”。作者认为草根阶层将全球化作为地方变革的一种可能性，而地方精英则寻求分享全球资本所推动的发展梦想。基于“全球化+”的多重性到“全球化-”的多重性，作者分析了金融业在美国内部的主导地位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通过金融的财富来确保其全球结构性主导地位的方式。这也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地被拉入其轨道的国家的新兴集团。一个国家与美国相互联系的具体方式是偶然的和复杂的——取决于这是否围绕着资源开采、制造业、商业服务或数据提取。文化经济也不例外，其结构围绕着知识产权立法、当地的创造性劳动合同、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进入当地媒体市场的机会、物流、审查制度、教育水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是，美国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在有关创意城市、创意经济的辩论中，不仅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且根本不关心文化政策或创意产业本身。然而，美国却在全球文化产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作者认为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美国在全球文化经济的软硬基础设施上都占主导地位。美国不必促进其创意产业部门本身，只需确保自由贸易尽可能地扩展到文化产品。从这个角度看，作者把创意城市，特别是其高度资本化的媒体和数字版本，视为类似于技术区：一套协调但广泛分散的法规、计算安排、基础设施和技术程序。融入全球文化经济确实需要在知识产权监管、国家广播的放松监管、向竞争性国际组织开放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立法。同时，它需要协调那些具有某种跨国专业理解的行为者。这不是在全球公司内部或之间产生的，而是在当地环境内部和之间产生的。在这些跨国区块中，被边缘化、非正统的生活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受。新的性别角色、性行为的表达，或与居民有关的反文化观点，都被接受。这些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有抱负的新中产阶级代言人，他们投资于教育和文化资本，与现有的财产和资本的权力相对立。这些年轻的群体将围绕着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而聚集在一起，并与创意城市的类型产生共鸣。

最后，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金融化为新的全球中产阶级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并开始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和社会动荡问题。从2016年开始，随着美国推行更具强制性和采掘性的“全球化”，在血统、土壤、文化和宗教方面，全球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本土主义的重新主张，并以专制的形式进行，这对许多创造性容忍区产生了不利影响。许多新的民粹主义区块将老旧的、恐惧的财产和资本投资的中产阶级与被剥夺财产的城市工人和农民阶级联系起来，破坏了公共服务、免费教育、公共卫生、廉价住房，从而越来越多地将年轻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被排除在他们的愿望所依赖的现代未来之外。创造性劳动的常规化、从业人员的增加、创意工作的商品化，都加剧了这种情况。尤其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合法性迅速下降，而现在对新冠疫情等大流行病的糟糕反应又加速了这种下降。围绕着创意阶级的跨国霸权被打破，新的可能性将出现在福特主义的结束所带来的创意城市的具体想象之外。

（陈云霞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