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41（4）：954—974

作者：Tom Baum，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

这篇文章关注的是一个被忽视的工作层面，以及在与创意城市有关的传统就业叙事中不容易被识别的工种和劳动力。以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为背景，承认其对精英主义主流创意城市话语的真正挑战，主要讨论创意城市中“普通人”的角色及影响，考虑了创意城市的性质、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中大部分就业的不稳定性，梳理了创意城市中不同就业群体之间的模糊关系。认为：这些“普通人”提供了创意工作者所依赖的工作和生活场所服务，对创意城市的打造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应制定具有包容性和可行性的方法。

作者首先推出文章写作的大背景，即“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投票箱中颠覆了传统的期望，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挑战着公众的智慧。在此背景下，作者介绍文章的框架，首先是评估了低技能工作和工人在创意城市叙事中的地位，认识到这种城市概念以及他们渴望的发展方式，很可能受到这种民粹主义叙述的挑战，并认为Inglehart和Norris从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反弹的角度谈论民粹主义，是将民粹主义者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划分开来的新文化裂痕。在作者的叙述中，一直关注这个与民粹主义有关的双管齐下的主张，强调创意城市中“普通人”的匿名性以及他们的需求被广泛忽视。该文旨在从就业的角度对创意城市叙事进行批判，质疑佛罗里达和其他人广泛阐述的城市劳动力的未来，即由在媒体、艺术、金融、科学、技术、医学和教育领域的超级创意核心阶级阶层和更大的创意专业人员群体主导。

该文另一个重点是对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理论的质疑和讨论。根据Florida的统计，这个综合群体在美国已经有近4 000万人，或超过30%的劳动力，是创意城市的经济和文化的核心。作者就此以佛罗里达州为例，扩展了围绕佛罗里达超级创意核心的分层就业环境，以及在他的创意城市叙述中被忽略的两个外部群体（见图1）。

图1

此外，作者认识到许多创造性工作的不稳定性，以及现实中，许多“创意人”与“普通人”在传统的个人服务工作中争夺经济机会。这篇文章几乎是对Florida模式的简单性的挑战。不稳定的创造性就业和服务部门的常规、一线工作之间产生的不稳定关系，他们只要有一丝创意机会就会放弃在咖啡馆、零售业等方面的工作。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因越来越多的无偿实习和许多在创意部门寻求机会的人起薪很低而加剧。Florida的创意阶层理论提出“多样化、宽容、酷的城市做得更好”的论点很有影响。然而，Nathan利用英国的经验证据对Florida提出挑战，并得出结论：这些数据与Florida关于创意阶层对城市更广泛经济影响的万能假设大相径庭。

作者认为，在学术上，这些群体在创意城市的叙述中基本上被忽略了，但是他们在为当代“创意工作者”提供重要的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服务，他们就无法在工作中或在休息时间发挥作用。他们可能是城市社区的本地人，面临着周围城市化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成本和文化压力，或者是外来者或移民。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工作保障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认可。作者在文章中希望展示的是，普通或不可见的背景。

这篇文章是按照以下思路组织的。它首先简要讨论了在考虑今天的城市定义时——它们是创意城市、知识城市、智能城市、全球城市还是未来城市？这些区别意味着什么？然后考虑了城市不断变化的性质，无论是创意城市还是其他城市。随后，讨论转向对这些城市的就业问题的考虑，以及这些就业问题是如何被不断变化的物质、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影响。结论强调了城市在容纳和满足这些不同群体的需求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考虑了创意城市中低技能工作的未来。最后，考虑这一分析的结果，可能产生的政策影响。

在开始讨论时，作者对创意城市、知识城市、智慧城市和全球城市以及它们的组合定义进行了辨析。创意城市的政治化和经济化概念被广泛描述为1990/2000年代英国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的孩子。创意城市借鉴了更广泛的创意经济的概念，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想象，具有复杂的空间、经济、社会和政治特征的组合。在部门方面，英国政府的定义是包容性的，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设计师时装、电影和录像、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以及电视和广播。这些都是处于城市发展和再生的前沿的创造力，建立在广泛的创意活动之上，最后，作为一块磁铁，吸引创意者进入城市。之后作者分别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作者提出，文献中很少有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阐述，这些劳动力市场将全球城市与创意城市区分开来。在看待上述任何一个城市概念时，不能没有批判性，特别是与任何可能支撑其使用的精英主义有关。有一种危险是我们有可能被这些标签所诱惑，在没有适当考虑城市的实际出发点的情况下应用其结论。

作者从普通劳动者所处的城市环境入手，认为从地方到全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越来越多的技术考虑。除了劳动力之外，全球城市的运作具有高度的实际和虚拟连接性，对其传统腹地的依赖性大大降低。服务业的增长取代了初级和二级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对现代城市景观产生了非常有力的影响。(www.daowen.com)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将创意城市或创意文化区的兴起作为对城市在经济转型中所面临挑战的回应。作者利用寻找一个中间代理参数，通过它来参与这种变化，以及有争议的“绅士化”概念。绅士化反映了一个更加复杂和相互依存的现象和过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催生格拉斯最初概念的住宅焦点。虽然住房可能是其核心，但在现实中“绅士化”延伸到一系列相邻的政策领域，特别是社会工程和社会流动性、人口多样性、经济机会和发展、城市空间和环境、交通、教育、文化、休闲，当然还有就业机会，这也是该文叙述的核心内容。

谈到创意城市的具体属性，作者觉得“绅士化”可能会促进艺术努力，从而进一步促进街区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重塑。Grodach强调了靠艺术的力量来吸引新的发展，产生消费（和销售税），并提升地产价值。同样，他也指出，艺术领域的组织对贫困地区望而却步。作者认为正如Bounds和Morris表示的那样，正是“绅士化”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支撑着私人资本和国家对该地区的吸引、社会构成和再开发的成功。

作者重点分析技术更新下工作性质的变化。在任何关于创意城市和就业的讨论中，工作性质的改变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工作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只是，在过去的几代人中，演变的速度是慵懒而缓慢的，近年来却前所未有地加快了，并将在未来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技术，过去和现在都是许多工作变化的核心。作者分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年轻人对工作有了新的期望，以及对年长员工的工作寿命延长的预期，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工作概念。全球化和所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在工作场所创造了更大的多元文化，也是这种说法的一个因素，影响到谁做什么工作，以什么样的成本，在哪里做，在某些情况下对工作产生抑制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廉价的、通常是移民的劳动力为保留旧的技能和技术提供了理由，因此成为了变革的阻碍者。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化作为一种技术替代形式出现在各种形式的工作中。Codagnone等人探讨了“共享经济”中工作的未来，他们将其描述为数字劳动力市场，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通过匹配请求者（雇主和/或消费者）和提供者（工人）来进行交易。

然而，作者认为在当代背景下，技术仍然是工作变革的“重金”驱动力，正如Coovert和Thompson指出的那样，技术既可以使员工在工作场所中发挥能力，也可以抑制他们。创意城市的概念中，技术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始作俑者，它反映了新技术、新产业、新工作、新人类，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是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层。

随后，作者对创意城市的工作场所和劳动力进行讨论。哪些人是构成创意城市未来的劳动力？McAdams提供了一个部分答案：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创意城市必须由创意人居住。这也是佛罗里达州论点的核心所在。通过为佛罗里达州增加一个额外的外缘，回应了他没有认识到那些在创意城市或地区工作的人，他们所担任的角色并不直接是创意性的或支持性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人经常在两种工作环境中流动，一种是创意环境，另一种是创意环境之外，并与普通人直接竞争。现有叙述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建立在Florida将创意阶层作为未来经济繁荣的驱动力的概念上。佛罗里达对其创意城市论题的乐观表述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许多创造性工作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在那些在创意核心之外，寻求进入它的机会。但当代创意行业中不安全、不稳定的就业程度说明了不稳定工作的广泛增加，这一现象在佛罗里达州基本上被忽略了。有一个明显的讽刺是，由于对机会的高需求，创意经济中的无偿实习、志愿者工作、就业不足和一些毕业生的低工资等现象显著增加。可以说，竞争已经超出了就业领域，包括了住房和社会服务以及休闲和文化等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人员在创意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引起了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衡量，包括社区的“绅士化”。创意城市中的普通人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不为人知或匿名的，通常是低技能、服务行业的工作，至少对那些编剧来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隐蔽性或匿名性不应该与隐性工作（无偿工作，在家里的）混淆。

作为结论部分，作者指出本文探讨了佛罗里达州对建设创意城市和吸引创意阶层的方法的效用，阶级作为解释创意城市劳动力结构的模型，强调了霍兰德的“普通人”在这一叙事中的明显被忽视，以及城市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创意焦点对劳动力机会的影响。城市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创意焦点对创意泡沫之外的人的机会产生了影响。还评估了佛罗里达州超级创意核心区以外的许多创意工作所具有的可说是剥削性的不稳定性，以及“不稳定的创意人”与更广泛、更多的人的暧昧关系。他们的竞争超越了工作领域，延伸到如住房、文化和休闲空间。这种对个人服务工作的竞争存在酒吧、餐馆、零售、健身和清洁等领域，由于以下原因而变得更加激烈。一方面，雇主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以迎合城市化的创意城市中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形象，另一方面，对创意就业机会的需求，意味着该部门的雇员将接受。这意味着该行业的雇员将接受无偿、低薪、短期、零星的工作，以便在一系列的创意子行业中碰运气。这可能使寻求就业的普通人组成的传统劳动力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本文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低技能的个人服务人员在支持创意城市的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城市和国家政府的战略思维和规划中，在发展创意城市的实际规划中，在创意城市的政策框架中，这种普遍（但不是普遍）的忽视是显而易见的。在就业方面，这表现为对创意人员和创意工作的盲目关注，而很少或根本不考虑新的个人服务部门，该部门与城市化或创意城市和街区一起发展。如果由此产生的创意环境要有效运作，这种考虑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重建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一群体可能被要求搬到新的社区，也许是远离他们的原社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那些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从事个人服务工作的人经常接近或低于贫困线。除了经济上的排斥外，他们还可能面临不断变化的教育和文化景观的后果。这些三方效应并没有真正被纳入政策和规划的叙述中。鉴于工作性质的不断变化，创意城市的结构显然有进一步变化的可能。通过技术替代和机器人化，创造性的未来。然而，在政策空间中叙述的创意未来，却很少提到这可能会塑造低技能的工作场所。作者以硅谷为例进行了分析，认为它适应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挑战。

针对上述情况，作者提出一些建议：第一，制定可负担住房和交通的方法，以便在创意城市中维持多样化的社区。第二，重视最低工资标准对创意城市的影响以及为特定地区重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可能性。为保护工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在特定地区重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可能性。第三，满足那些被束缚在打工或移民中的人的需求和保护他们的权利的挑战。考虑如何满足那些被束缚在临时工或颠覆性经济中的替代工作模式中的人的需求和保护他们的权利，从而为创意城市提供体面的工作机会。第四，认可创意城市就业叙事中的包容性需求，在创意城市中，以一种包容性和可及性的方式促进文化的发展。第五，在政治上倾听创意社区的所有声音，以避免疏远和剥夺广泛领域的权利，包括环境、文化、经济和代表性问题。

在这篇文章的叙述中，讨论与创意城市有关的政策核心，认识到创意城市需要的不仅仅是创意精英，创意城市的叙述不能再让普通人保持沉默或匿名。

（陈云霞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