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UCCN）创建于2004年，旨在加强全球创意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合作，以促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一举措也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创意城市理念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整合。目前，创意城市网络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而我国亦有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长沙、武汉等多个城市加入该网络，和其他创意城市一起在文学、设计、手工艺和民间艺术、电影、音乐、媒体艺术和美食七大领域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人文经济的发展。2019年发布的《城市之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可持续发展2030年远景》，号召全球创意城市能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围绕“知识与技能”“包容、平等和对话”“城市更新”“生态变迁与城市韧性”“社会创新与市民精神”五大方面有所作为。而与之对应的社会人文议题，诸如城市移民、就业、城区改造、城市创新精神等，也与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有关全球创意城市的研究紧密相连。然而，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创意文化产业受到极大影响，创意城市的实践也面临着后疫情时代的全新挑战。如何通过激发创意城市的文化驱动力来应对疫情影响，是需要城市研究者们共同思考的命题。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外创意城市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做出回顾和梳理，聚焦创意城市的演化形态、阶层聚集、评价体系和疫情应对等方面，以呈现全球城市语境中创意城市研究的前沿动态。

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共同支持。“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¹⁾作为一个概念载体，与“全球城市”“可持续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等不同概念的边界时有重合。这些城市建设的倡议和灵感互相关联，从不同角度呈现出现代城市的魅力，在激发公众想象的同时，吸引更多的资源和适配政策。尽管对于“创意资本”（creative capital）⁽²⁾的讨论在新世纪之交已屡见不鲜，但直至今日，这依然是学界展开相关讨论的重要起点。如Rachel Granger的著作《创意分化与城市创意经济的兴起》（Creative Splintering and the Rise of Municipal Creative Economies，Rouledge，2019），从经济地理视角，认为英国城市创意产业的扩张加大了创意资本的密度和多样性，同时促进了相关知识的交流，而这些也是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条件。而Amitrajeet Batabyal和Peter Nijkamp在分析智慧城市的经济增长时⁽³⁾，也首先沿用了Richard Florida提出的“创意资本”和“创意阶层”理论。同样的情况在Scott A.J.对于“认知-文化资本主义”（cognitive-cultural capitalism）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剖析⁽⁴⁾、金沧旭（Kim Changwook）对于东亚城市聚集和创意城市实践的思考⁽⁵⁾等论文中也屡屡出现。由此可见，“创意城市”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还是一种发展理念，抑或是一种实践策略，都不拘泥于既成的认知，而是与时俱进地处于变动之中。比如“全球城市”的侧重点已经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整合方式转变成培养全球竞争力。与之相对应的，“创意城市”也从强调自我实现转变为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将“创意城市”置于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大框架中进行考察，对“全球城市”“可持续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等不同发展理念及其实践的侧重点予以厘清。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城市发展理念之间并非纯粹历时性的关系，实际上它们的发生和发展一直以来都互有呼应，在很多时候可以彼此替换；在实际的城市规划层面，这些概念的使用也相当灵活。

Tali Hatuka等学者已经关注到当代政治语境中的这一问题，并在论文《当代城市概念的政治前提：全球城市，可持续城市，韧性城市，创意城市和智慧城市》中以图表的方式详细地列出了不同概念之间的异同（见表1）：

表1　城市概念的关键主题⁽⁶⁾

（续表）

结合上表可以发现，作者在文中认为城市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差异，“许多城市倾向于忽略概念差异，只将这些概念视为塑造城市的工具……但遗憾的是，学界现有的论著保留了这些差异”⁽⁷⁾，导致目前的研究呈现碎片化和局部化的样态，这不利于在多样性和综合性的框架内对城市发展做出评估。有趣的是，在一些学者的案例研究中，似乎正是从“碎片化”和“局部化”的城市案例出发，试图以小见大，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这种变化。如Kristina Karvelyte比较了上海、香港和台北三地“创意城市”政策背后的潜在驱动力，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创意城市的全球吸引力源自城市的企业精神，但这个原因不足以解释三个城市中所谓的“文化转向”，因为它们都没有呈现出后工业时代“创业”城市的传统形式。为了找到上海、香港和台北推行创意城市建设的其他原因，文章发现在全球城市建设的语境中，创意城市的概念经过了重塑和改造。研究发现，除了城市企业精神，各地沿袭的文化政策根植于国家利益，这在指导（和改变）“全球文化城市”的建设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作者试图通过研究相关的政策话语在上海、香港和台北的创意城市建设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加深学界对华语世界和东亚地区城市文化政策的理解。⁽⁸⁾而Kevin Edson Jones的团队围绕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建立纳米技术部门的案例，分析了参与者对于埃德蒙顿作为“创新城市”的表述，内容包括网络协作和生活质量，以及与地域身份和地域价值观密切相关的创新途径。研究认为，关注这些“地方精神”可以帮助城市应对城市创新中的同质化现象，并可将“创新城市”放置到未来发展的蓬勃语境中，为地方寻找更多的可能。⁽⁹⁾作者在文中模糊了“创意”和“创新”的概念，并试图在“全球性”和“地方性”的两端之间找到一种城市发展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种论述路径，都已经指明了两点事实：一是创意城市有自身的发展沿革史和概念谱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与其将其视为一种固定的建设模式，不如将它视为一个不断“流动”的演变过程；第二，上述论著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评价”。关于创意城市的评价体系一直以来充满争议，因为“创意”本身就难以评价，但这也激发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热烈探讨。

创意城市作为一种推动城市更新的开放式发展模式，尤其注重创造力和创意在城市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的特色进行创意城市的建设，“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给了“创意”更多的发挥空间，也带来了评价体系众口难调的问题。毕竟，“创意”极其强调独特性，而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如果设置不当，对于创意城市的发展很难有参考价值。然而在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打造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必须要有与城市声望、环境、活力等一系列平台价值相关的评价标准。⁽¹⁰⁾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申报要求中，对于参选城市也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候选城市已有相关的发展策略和措施，旨在加强创造力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候选城市创意领域的历史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价值和意义；候选城市的文化和创意资产，尤其是有关创意领域的文化和创意资产，能够为创意城市网络的大目标做出贡献；候选城市在组织地方/国内/国际博览会、会议、展览和其他活动方面具备专业素养，这些活动能够同时应对专业人士和普通公众；候选城市有优质、多元、具有影响力的机制来推动促进创造力、艺术教育、专业培训、能力训练以及创意领域的相关研究；候选城市针对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的创意领域的文化活动、商品生产、服务供应等，已有或正在发展相应的文化设施和基础设施，包括拥有活跃的创意机构；候选城市有优质并具备影响力的相关项目来提高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尤其是面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候选城市有能力吸纳代表民间力量的重要专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一同协作实现目标；候选城市在创意领域展开过范围广、质量高、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候选城市有高质量并具备影响力的创新型政策，来保护创意，并且能够激发当地创意产业的活力；具有跨领域项目的本地和国际协作经验，可在创意城市网络所涵盖的其他创意领域之间形成协同合作。”⁽¹¹⁾可以说这十一条申请要求不仅勾勒出当今创意城市发展的重要面向，也为创意城市的评价标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目前创意城市的发展大致有四类模式，分别围绕创意阶层、科技创新、创意产业和当地特色资源进行实践探索。⁽¹²⁾随之而来的创意指数体系也各有侧重，已有的较为成熟的创意指数体系包括Richard Florida提出的“3Ts”指数（即人才、科技、包容）、欧洲创意指数、全球创意指数，我国国内也有多地提出区域性的创意城市指数，如香港创意指数和上海城市创意指数等。这些指数成为衡量创意城市活力和潜能的“晴雨表”。近年来，关于创意指数等创意城市评价体系的讨论依然层出不穷。在这些讨论中，有的试图在“3Ts”指数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更加完善的指标体系。比如Seungil Yum团队的系列论文提出了“3Ci”的新型指数体系，针对的就是3Ts指数没有考虑的“创意基础设施”和“文化”两个重要指标。⁽¹³⁾3Ci包括创意阶层、创意基础设施和文化，作者通过系统的文献综述和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了它们如何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发现，创意阶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目前团队已有的35篇文章都将创意基础设施和文化视为创造力的两个最重要因素。该研究还强调，在美国所有的大都市统计区中，创意阶层、创意基础设施和文化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在衡量创意城市的规模时应多加注意。又比如Tomas Ka erauskas从几个方面质疑3Ts指数——不应计算同性恋指数，“同性恋”是一种文化，不是物质类别，无法计算；人才指数表达了一些与人才根本矛盾的东西，即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品味。随着人才指数的上升，社会的实际人才会减少并失去价值。随着大学教育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它变得更容易实现，因此也会贬值，吸引力也就降低；移民存在一个饱和点，超过饱和点的移民增加将不再增加创造力；应该通过考虑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来扩展“熔炉指数”；一个社会的创造力不仅受到其多样性的滋养，而且还受到其身份的滋养。⁽¹⁴⁾有的讨论则根据不同国家的城市特色，提出较为完备的指数方案，有学者提出的西班牙城市文化旅游景点的创意指数体系⁽¹⁵⁾，有学者则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创意经济在城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联动关系⁽¹⁶⁾，又有中国研究团队另辟蹊径，考察了87个国家不同宗教/教派对于国家创造力的影响，发现国家层面上的宗教与创造力关系只在富裕国家出现。⁽¹⁷⁾

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国家创新局与清迈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合作，制定了一项新型的创新城市衡量标准，强调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并注重信息部门、物理空间和相关从业人员的交互。双方联合发文，讨论了一种全新创意城市指数的设计过程及其对创意城市可能带来的影响，尤其在中低端收入群体中的应用情况。⁽¹⁸⁾值得注意的是，与惯常对标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创意城市指数相比，泰国的这项研究，显示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人文关怀。作者在文中指出，目前大多数通行的创意指数都集中在国家决策层，它们的一大局限在于无法准确地反映或解释一个国家不同区域的创新发展。因此，这些指标可能过于宏观，无法激发特定领域的发展活力。现有的创意城市指数都在高收入语境中应运而生，它们可以填补国家相关指数的空白，可这些指数几乎只考虑了城市经济。因此，这些指数导致决策层一味注重新兴产业的孵化，却不考虑它们是否对社会和环境负责，彼此又是否重复，是否造成不合理的资源分配。在泰国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提到了创意城市中的阶层聚集现象，在提出新型指标的同时，也为我们反思现今创意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实践从工业经济模式向可持续的科技创新模式演变，创意城市空间的生产离不开对创意阶层的培育、吸引和集聚。因此一部分学者着重于研究创意产业的劳动力分布和流动，简言之，关于“创意者”及其所处人际网络的研究。

在《改变创意城市中的就业生态：在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中探索“普通人”的角色》一文中，Tom Baum关注到了在创意城市中长期被忽视的低端劳动力群体。⁽¹⁹⁾在Florida等人对未来城市劳动力的精英式假想中，创意阶层的核心被各种专业人士主导，而这些人群又分布在媒体、艺术、金融、科学、技术、医疗和教育等高端领域，和另外三大人群——创意产业“预备”人才、非创意产业的专业人士、“普通人”（即低端行业服务人员）之间界限分明。Baum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这样固化的分层实际上遮蔽了劳动力和就业市场的复杂性，从创意产业“预备”人才开始，劳动力有时会向其他两个群体流动和蔓延，也就是说，这些所谓分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呼吁在更加依赖知识经济的创意城市建设中，能够拓展城市的包容性，看到创意阶层边缘的“普通人”的困境。在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背景下，Baum的研究提出了“创意人士”到底包括哪些人的问题，呼应了一部分人倡导的“正义经济”诉求。

张萃研究团队的论文《中国马赛克：文化多样性和创意城市》，同样解读了创意产业中不同群体的作用。⁽²⁰⁾张萃注意到，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于文化多样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集中于欧美国际移民的案例，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国内劳动人口的流动进行解读才更加贴合国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部的人口迁移率一直在加速。1989年，只有890万；这一数字在2000年增长到1.21亿，2015年增长到2.47亿（国家统计局，2016年）。在大规模劳动力内部转移的同时，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技术发展和创新。据此，张萃团队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人口普查和其他来源的数据，使用2000至2005年间的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发现文化多样性对所有类型的创新（发明专利、使用新型专利和设计专利）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高技能人才多样性会促进创新，低技能人才多样性同样会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张萃团队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由于共同的民族认同，中国城市的区域文化多样性，具有更多的信任和更少的国际冲突（例如，由于语言问题或彻底的种族主义造成的沟通障碍），因而也具有强大的创新促进作用。

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创意城市而言，现实中相关劳动群体的不同处境考验着城市建设者的智慧，而虚拟世界的城市形象塑造同样取决于通过网络连接的创意个体，这些个体在网上的发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意城市的发展。Patrizia Casadei和Neil Lee的研究通过对社交平台的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全球城市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形象。⁽²¹⁾文章认为，因为时尚是无形资产（例如品牌和声誉），所以它往往与城市建立双向关系：城市通过其时尚产业进行自我营销，而时尚产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形象。作者使用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的数据，调查了时尚业与全球四个主要时尚城市——伦敦、纽约、米兰和巴黎之间的相互联系，利用各种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技术（包括聚类分析、对应性分析和特异性分析）检索了在2018年2月至3月的春夏季时装周期间收集的近10万条推文。文章发现，这些城市呈现出数量庞大的多元形象。人们从国家时尚名牌、手工制作以及画廊和展览馆等传统机构来了解米兰和巴黎。而纽约的形象则专注于媒体、娱乐、设计等，更加热衷于繁忙的社交生活。伦敦的形象则最为多样，购物、教育、社会运动、政治问题和王室等各方面都特色鲜明。在每个案例中，历史遗产和已有的环境都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的第一作者Patrizia Casadei在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即是对于伦敦作为时尚之都的实证分析。2018年，他和David Gilbert合作发文，认为在“时尚之都”的具体建设过程中，将时尚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掩盖了时尚业自身的复杂性。⁽²²⁾比如，米兰和巴黎拥有历史悠久的手工生产传统，其人才培养专注于技术、工艺和生产技能。这些城市也是国际贸易博览会的重要举办地，它们的时装周主要展示老牌时装公司的灵感，而不是新手们的创意。

对于社交平台内容的数据分析也是近年来创意城市研究的重要切入点。Paola Monachesi的研究聚焦智慧城市语境中荷兰阿姆斯特丹创意产业的技术移民，认为这个人群成为了连接技术和公益的桥梁。⁽²³⁾作者同样依靠推特的界面，筛选出居住在荷兰并从事创意行业的技术移民。该研究收集了92名用户的资料，包括50名男性（54%）和42名女性（46%）。构成案例研究的创意移民集中在技术（即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程序员）和文化（即艺术家）的相关领域，最终的名单经过人工验证，以进一步确认自动筛选的正确性（参见表2）。在他们的个人资料描述中，用户倾向于用几句话来描绘自己。他们说明他们住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感兴趣的是哪些领域。研究者列出了这些人在个人资料中使用的术语和标签，并计算了出现频率，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包括阿姆斯特丹、作家、音乐、编辑、艺术家、摄影家、博主、设计、创意等。研究的社交网络分析显示，创意移民与非创意用户的联系多于创意用户，这意味着他们的信息可以传播到专业网络之外，让普通公民参与到包容性的智慧城市话语中。此外，他们与荷兰以外的人的联系比当地用户更多，也就是说创意移民将跨国社区和当地社区结合在了一起。无独有偶，Chung-En Yu和Runsheng Sun的研究也从澳门建设美食创意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的全球层面的互惠性。⁽²⁴⁾她们的研究和Buonincontri等学者的研究相呼应，都观察到Instagram已经从用户分享软件转化为商业推广和市场营销平台。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更新，游客在出游前更加依赖社交媒体、在线评论和相关的博客信息，而社交平台也从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模式中找到商机，利用与用户的在线互动，共同创造独特的旅行体验。⁽²⁵⁾这类研究对于社交媒体在全球创意城市中的作用大多持乐观态度。然而，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推送和过滤机制，这类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拓展创意城市的包容性？能否让更多“普通人”被“看见”？是否会让聚焦精英和专业人士的创意阶层更加封闭？这些都是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表2　创意技术移民的从业领域分布⁽²⁶⁾

（续表）

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和“区隔”，即文化消费的习惯映射着不同阶层的互相斗争，看似自发的“惯习”实际上是阶层分类的结果，掩盖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²⁷⁾布尔迪厄的这些理论依然在引导着当今学者对创意阶层的现状乃至创意城市的实践进行深入的反思。在《被诅咒的创意》（Cursed creatives）一文中，Nathan Gerard犀利地指出，不断壮大的创意阶层已经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心满意足的群体，相反，由于创意工作者的收入和工作条件缺乏保障，创意阶层身处一种新型的异化空间。⁽²⁸⁾Gerard的研究虽然有布尔迪厄“区隔”理论的影子，但他还运用了精神分析的“升华”（sublimation）概念，展现了创意产业中被压抑的工人主体性，以此揭示当代创意类工作的潜在危机。在此，作者沿用了Wyatt提出的“创意的萎靡”（creative malaise）⁽²⁹⁾，希望激励研究者们更深入地探究“创意阶层”中的潜意识动态，特别是那些创造性工作的陷阱。Justin O'Connor团队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们在《创意城市、创意阶层和全球现代化》一文中直接反对“创意阶层”这一说法，认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模式，塑造了一种创意的想象，复制了现有的全球等级制度，对公共服务业打击很大，还加速了创意的商品化过程。⁽³⁰⁾在作者看来，创意城市的概念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其理念长期植根于一种欧美叙事，即城市是商业和工业发展或“现代化”的主要场所，也是我们体验“现代”某种品质的场所。想象中的创意城市导致了城市政策的日益同质化，以及现代理念的日益同质化。作者提及政治学家Pertti Alasutari的观点，即政策话语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同步”，包括“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他认为，全球政策越来越相似，政策理念——例如新自由主义、创意经济在全球迅速传播。这种同步得以可能的原因，是政策精英们共享他所说的“现代的同构”（isomorphism of the modern）。全球政策是由“现代人部落”制定的，这是一个属于精英的“没有酋长的部落”，他们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协调一致，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³¹⁾

由此，关于创意阶层的讨论已经开始脱离既有的创意城市话语框架，不再只是涉及文化创新，而是成为一种不断更新的政治话语。这意味着创意阶层一直身处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黑天鹅”一旦出现，必定给其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Valentina Montalto等学者就分析了脱欧将如何在城市发展层面影响英国蓬勃发展的创意经济。⁽³²⁾文章认为，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有可能在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周期中发挥关键作用。英国脱欧前，欧盟文化和创意城市监测机构（CCCM）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在整个欧洲，英国的文化和创意城市在吸引和容纳国外专业人士方面表现出众。外来的相关专业人士为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汇聚了大量重要的人力资源，数据显示22%的文化创意产业雇主雇用至少一名非英国员工。如果处理不当，英国脱欧对其城市文化和创造潜力的影响可能会对其文化创意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作者进一步认为，英国脱欧后的新移民政策应该充分认识到，多样化的劳动力对文化创意产业等严重依赖外国人才的行业而言至关重要。未来的移民政策不再能够优先吸引高技术移民。更糟糕的是，创意人才可能有许多不同类型，因而学历或者各种证书都可能无法对这些人才进行有效地筛选。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一直是英国的头部经济支柱，同时是英国长期发展中创新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作者强烈建议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来防止相关产业遭受重创。

Valentina Montalto等学者的忧虑不无道理，英国脱欧不仅给本国的创意产业带来巨大影响，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次文化层面的大震动。然而现如今，即便在欧洲以外的土地上，创意产业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因为另一只“黑天鹅”出现了，那就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在2020年初已经初现端倪。而2020年中一系列的数据报告显示，疫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多个部门造成了严重打击。

在Business Wire于2020年5月发布的《全球图书出版市场2020—2030：新冠疫情的打击与产业复苏》报告⁽³³⁾中，全球图书出版市场份额预计将从2019的928亿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859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下降了7.5%。而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导致的经济放缓。尽管报告认为2021年全球图书市场有望复苏，但也只估计2%的年增长率，于2023年达到914亿美元，还不及2019年的总体水平。在另一份报告中⁽³⁴⁾，数字出版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少，甚至还出现了增长。全球数字出版市场预计将从2019年的448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约667亿美元，原因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个体对数字出版的需求增加。随着新闻期刊等数字出版内容的普及，娱乐内容和知识付费也成为令人瞩目的产业增长点。预计到2023年，数字出版市场的总体份额将趋于稳定，达到599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7.5%。但大多数行业都没有数字出版业这么幸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0年12月警告称，2020年电影行业流失一千万个工作岗位，三分之一的艺术画廊将裁员一半，音乐行业特别是现场表演暂停六个月可能会损失超过100亿美元的赞助费——“新冠疫情对文化行业的冲击大于预期”⁽³⁵⁾。根据Art Basel的调查⁽³⁶⁾，仅2020年上半年，艺术画廊的成交额就同比下降了36%，而大部分业内人士认为2021年的情况也不乐观。调查显示，2020年上半年的封锁和隔离措施之后，一批艺术画廊即便获准重新开门营业，也需要实施各种防疫措施减少人员聚集（表3）。

表3　封锁政策之后艺术画廊的防疫设限措施⁽³⁷⁾

（续表）

值得注意的是，和数字出版在整个出版行业中一枝独秀一样，随着大量买手涌入网上平台，2020年线上艺术品交易额有所上升，仅上半年就上涨了37%，而2019年的年收入额也仅仅比之前上涨了10%。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音乐产业，虽然现场演出收入受到重挫，但是流媒体平台的收入上涨，是除了现场演出以外盈利最多的方式。业内人士认为，流媒体收入在整个产业的占比在六年间从9%增长到47%，而疫情无疑会加速音乐产业布局的转型。⁽³⁸⁾这样看来，似乎网络数字产业可以成为振兴创意产业的利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数字红利。根据2019年ITU的数字发展报告⁽³⁹⁾，2019年全球网民数量达到41亿，但是在这样庞大的群体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数字鸿沟。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网民占总人口的近87%，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是47%，最不发达国家仅占19.1%。这样的差距在移动端的使用率上同样显著。这也是联合国所担忧的，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音乐会和音乐节一直在网上举行，这加速了产业的变化，但世界上约有46%的人口无法使用互联网，几乎有二分之一的人在隔离期间无法接触到艺术。

2020年3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UCCN）向世界各地的成员城市发出号召，收集各地已经和正在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各创意城市陆续提交了关于他们如何将文化和创意运用到应对疫情的措施中，以及他们如何在这一特殊时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支持的案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案例集》⁽⁴⁰⁾中，总结出全球创意城市在疫情中做出的种种尝试。首先，文化和创意产业已经转到线上，互联网成为人们沟通和参与文化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文化在家（Cultura en Casa）”平台将所有文化产品转移到线上，希望扩大受众规模，并进一步拓宽人们接触文化的渠道。各类虚拟博物馆已在世界各地开放，如贝加莫（意大利）、贝鲁特（黎巴嫩）和加布罗沃（保加利亚）。图书馆也实现了在线化，例如波哥大（哥伦比亚）和西雅图（美国）鼓励在线共享诗歌。在音乐领域，组织线上音乐会或创建在线音乐平台的城市数不胜数，博洛尼亚（意大利）、墨西哥城（墨西哥）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文化和创意产业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发挥其社会作用。其次，创意和文化保证了在虚拟空间继续进行教育和学习。例如，富川市（韩国）发起了“在线文化速递”活动，莫雷利亚（墨西哥）和杭州（中国）举办了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在线研讨会等。创意产业的“本地化”潜力是城市在特殊时期的资产。曼谷的石龙军区为支持创意产业，将公共空间提供给当地艺术家进行创作和装饰。城市已设计出多种方法，从财务或非财务方面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创意工作者，包括以创新方式通过多种在线平台为创意从业者提供工作机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发布的《危机中的城市：打造韧性创意产业政策指南》中，介绍了世界各国政府在疫情中采取的三种主要行动类型：对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的直接支持，对文化和创意产业的间接支持以及增强文化和创意产业的竞争力。⁽⁴¹⁾

和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对疫情的快速响应相比，学术界的反应显得相对滞后。相关的理论延伸需要重新整理，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城市治理方案再度浮出水面，而其中创意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成了较为棘手的话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学术界的发声也从较为泛泛的呼吁变为相对具体切实的探讨。中国研究团队对中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的宣传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疫情暴发的早期，创造性的宣传对个人的情绪唤起有重大影响；而中规中矩的宣传有效地规范了个人的行为，并向周围的人积极传播了有关大流行的信息。爆发中期的创造性宣传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情绪唤醒，使群众更愿意传播相关信息。在稳定时期，在规范个人行为方面，创意性宣传要优于一般性宣传。通过更多的宣传，人们可以更有效地度过危机。也有学者侧重于对疫情期间网络舆论的分析。David Mattson团队通过对《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在疫情期间发布的50篇网络文章进行量化媒介分析，证明多维度的文化创意是应对疫情的有效手段，能够帮助城市重获新生。⁽⁴²⁾Siti Mazidah Mohamad则研究了文莱年轻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创造性地支持政府有关保持社交距离的倡议。⁽⁴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是欧美学界讨论疫情和城市关联的重要切入点，其中少不了欧美由来已久的种族矛盾和宗教文化冲突作为研究的背景。可以发现，其中的议题与上文所及的创意城市相关实践有所呼应，尤其注重城市乃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联合国的创意城市网络无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对话渠道，为各国共同应对疫情提供了帮助。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疫情尚未结束，目前还缺少真正将创意城市建设和疫情应对真正关联起来的研究，只有个案研究和艺术探索还在继续，除此之外便是大量反应文化创意产业受挫的报告和论文。这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的确已经做了很多，但人们本可以做得更多。英国学者Roberta Comunian和Lauren England的论文就开始质疑一种普遍的观点，即文化创意工作（CCW）的危机是因为疫情造成的。⁽⁴⁴⁾他们通过研究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现，首先，文化创意工作面临的问题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并非疫情造成的问题，疫情只是加剧了原有的矛盾罢了。其次，文化创意工作者的群体十分复杂，其中原本就比较边缘化的人群在疫情期间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使行业内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多，也将影响行业整体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再次，城市的韧性发展与可持续战略互为补充，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获得应有的支持。

综合国外对于创意城市的形态演进、创意城市的评价体系、创意阶层的集聚和疫情中的创意城市应对策略四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坚持用不同形式的创意形式实现城市更新是创意城市的发展核心。作为不断“演进”的城市发展策略，创意城市着重于灵活吸纳各种新兴元素，以吸引和优化城市资源的配置，包括利用网络平台与互联网用户共同经营城市的网上形象，以打通线上和线下、虚拟与现实的联结。对于创意城市的评价标准也从强调经济效益为主转向兼顾区域经济协调，并关注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对于创意人群的研究不再只面向精英创意圈层，而是延展到更多曾经“看不见”的群体，试图重新定义“创意阶层”。科学技术作为充分体现人类智慧的发展动力，在今天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即便在疫情的考验下也能延续城市精神，体现城市韧性。然而，创意城市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和挑战。疫情为科技在创意领域的大显身手按了加速键，使人们得以提前体验到如何彼此联结，共渡难关，各种线上的文化资源更是让人目不暇接。但与此同时，互联网资源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依然是稀缺资源，疫情只是再一次凸显了原本就存在的“数字鸿沟”，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使本就很难接触到此类文化资源的人们失去了与他人共情的机会。人文关怀应和科技发展互为补充。或许学界可将这次全体人类面对的危机，作为深度反省的起点，关注到那些昔日不可见的人群和结构性的缺憾，真正推动创意城市的新生。

(1)国内的“创意城市”，基本对应的是“creative city”。但在英语语境中，还有关于“innovative city”的讨论，对应于更加宏观的“创新城市”。两者在城市发展的理念和导向上互有重合，本文也会适当论及有关“创新城市”的研究动态。

(2)如Richard Florida的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New York：Basic Books，2003）。

(3)Amitrajeet Batabyal，Peter Nijkamp，“Creative capital，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and economic growth in smart cities”，in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19，vol.28，issue 2，pp.142—155.

(4)Scott A.J.，“Beyond the Creative City：Cognitive-Cultura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Urbanism”，in Regional Studies，2020，p.48.

(5)Kim Changwook，“LocatingcreativecitypolicyinEastAsia：neoliberalism，developmental state and assemblage of East Asian cities”，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15，23（3），pp.312—330.

(6)Hatuka T，Rosen-Zvi I，Birnhack M，et al.，“The Political Premises of Contemporary Urban Concepts：The Global City，the Sustainable City，the Resilient City，the Creative City，and the Smart City”，in Planning Theory&Practice，2018（2），p.163.

(7)Hatuka T，Rosen-Zvi I，Birnhack M，et al.，“The Political Premises of Contemporary Urban Concepts：The Global City，the Sustainable City，the Resilient City，the Creative City，and the Smart City”，in Planning Theory&Practice，2018（2），p.163.

(8)Kristina Karvelyte，“Shifting meanings in changing contexts：the role of the creative city in Shanghai，Hong Kong and Taipei”，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18，pp.1—18.(www.daowen.com)

(9)Jones K，Granzow M，Shields R，“Urban virtues and the innovative city：An experiment in placing innovation in Edmonton，Canada”，in Urban Studies，2019，56（4），pp.705—721.

(10)早在2000年，Charles Landry就已经在《创意城市》一书中提出创意城市的评定指标。参见Charles Landry，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2000，pp.242—246.而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包括“政策与公共架构”“独特性、多元化、生命力和表达力”“企业精神、开拓与创新”等十大创意特征，作为创意城市指数的重要参照，参见Charles Landry，“The Creativity City Index”，in City Culture&Society，2011，2（3），pp.173—176.

(11)2019ApplicationGuide，https://en.unesco.org/creative-cities/content/call-applications.

(12)韩顺法、纪小美、陶卓民：《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类型的适应性评价》，《地理科学》2018年第38卷第9期，第1458—1465页。

(13)Seungil Yum，“How Can We Measure the Magnitude of Creative Cities？A New Creativity Index：3Ci”，in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20（1）.

(14)Tomas Ka erauskas，“Indices of creative economy：Critique of R.Florida's creativity indices”，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2018，11（4），pp.280—288.

(15)Juan I.Pulido-Fernández，José A.Garcíaloguárez，Beatriz Rodríguezíaz，“Proposal for an index to measure creativity in urban cultural destinations”，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20（11）.

(16)Treimikien D，Kaerauskas T，“The creativ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Baltic States”，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20.

(17)Zhen Liu，Qingke Guo，et al.，“Does Religion Hinder Creativity？A National Level Study on the Roles of Religiosity and Different Denominations”，i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8.

(18)Chamchong P，Boossabong P，“Innovative city index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stimulating inclusive，sustainable and connected innovative city development”，in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2020.

(19)Tom Baum，“Changing employment dynamics within the creative city：exploring the role of‘ordinary people’within the changing city landscape”，in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2017（4）.

(20)Zhang Cui，“The Chinese mosaic：Cultural diversity and creative cities”，i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8，p.59.

(21)Casadei P，Lee N，“Global cities，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on social media：A micro-data analysis of Twitter data on the fashion industry”，in EPA：Economy and Space，2020（6）.

(22)Casadei P，Gilbert D，“Unpicking the fashion city：Global perspectives on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symbolic production in urban formations”，In：Lazzeretti L and Vecco M（eds）Creative Industries and Entrepreneurship：Paradigms in Transi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8，pp.79—100.

(23)Monachesi P，“Shaping an alternative smart city discourse through Twitter：Amsterdam and the role of creative migrants”，in Cities 100（2020），p.102664.

(24)Yu C E，Sun R，“The role of Instagram in the UNESCO's creative city of gastronomy：A case study of Macau”，in Tourism Management，2019，75，pp.257—268.

(25)Buonincontri P.，Morvillo A.，Okumus F，et al.“Managing the experience co-creation process in tourism destinations：Empirical findings from Naples”，in Tourism Management，2017（62），pp.264—277.

(26)Monachesi P.“Shaping an alternative smart city discourse through Twitter：Amsterdam and the role of creative migrants”，in Cities 100（2020），p.102664.

(27)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

(28)Nathan Gerard，“Cursedcreatives：alienation，sublimation，andtheplightof contemporary creative work”，in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2020，26（5—6），pp.388—404.

(29)Wyatt P，The Digital Creative's Survival Guide，Ohio：HOW Books，2013.

(30)Justin O'Connor，Xin Gu，Michael Lim，“Creative cities，creative classes and the global modern”，in City，Culture and Society，2020（21），p.100344.

(31)参见Alasuutari P，The synchronis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Ethnography of the global tribe of moderns，London：Routledge，2016.

(32)Montalto V，Panella F，Sacco P L，“What does Brexit mean for UK cultural and creative cities？”，in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2020.

(33)https://www.researchandmarkets.com/reports/5022380/book-publishers-global-market-report-2020-30?utm_source=dynamic&utm_medium=BW&utm_code=d8j95b&utm_campaign=1393608+-+Global+Book+Publishers+Market+2020-2030%3a+COVID-19+Impact+and+Recovery&utm_exec=joca220bwd.

(34)https://www.researchandmarkets.com/reports/5023182/digital-publishing-global-market-report-2020-30#rela3-5022380.

(35)Covid-19 hits culture sector even harder than expected，warns UNESCO.http://whc.unesco.org/en/news/2234.

(36)Clare McAndrew，“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Gallery Sector”，A 2020 mid-year survey，Art Basel，consulted on 2 October，2020.

(37)数据来源同上。

(38)Stefan Hall，“This is how COVID-19 is affecting the music industry，”World Economic Forum，27 May，2020.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this-is-how-covid-19-is-affecting-the-music-industry.

(39)ITU Publications，“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facts and figures”，2019.

(40)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案例集》（2020）。

(41)Culture in crisis：policy guide for a resilient creative sector，UNESCO，2020.

(42)Mattson D，Mathew K，Katz-Buonincontro J.，“Media Analysis of News Articles During COVID-19：Renewal，Continuity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reative Action”，i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1，11，p.601938.

(43)Mohamad S.M.，“Creative Production of‘COVID Social Distancing’Narratives on Social Media”，in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2020，p.111.

(44)Comunian R，England L.，“Creative and cultural work without filters：Covid-19 and exposed precarity in the creative economy”，in Cultural Trends，2020（1），pp.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