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可　陈悦　杜妍⁽¹⁾

城市形象是公众对城市的经济资源、基础设施等物质要素和历史文化等非物质要素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既体现了城市的历史积淀和发展现状，也包含了对城市未来发展潜力的展望，是公众对于城市的认知、印象和评价，也是公众与城市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作为人类文明的地理空间聚合点，全球城市是国际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其形象传播影响着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或国际影响力，其生成过程则在不断重构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内涵。生成机制是事物或现象形成的过程，跨越经验感知但真实存在，能用来解释可观察的事件发生的成因和过程。^[20]针对全球城市形象，本文讨论的生成机制主要指城市内在和外界的多种要素以不同方式融合作用，以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呈现特定的形象。

本文以历史文献及2014—2017年国际主流媒体涉沪新闻报道为基础，讨论了城市形象生成机制的影响要素，尤其是全球媒体在城市形象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结合上海城市形象生成机制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了全球化语境下，世界体系理论、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在我国全球城市形象生成机制过程中呈现的新路径和新趋势，尤其是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可行性。

城市形象是一个包含多重影响要素的主观概念。安霍尔特认为，城市形象和国家形象不同，后者由于疆域广阔而复杂，区域差异大，难以概括，但城市相对具体，作为独立个体容易识别。他提出城市形象可以从存在感、地理位置、潜力、活力、居民和基础设施等六个维度进行衡量。尽管城市形象可以分类进行量化衡量，但它仍旧是一种主观层面的认知，主要通过语言、大众媒体、个人经历、记忆和环境等共同作用而形成。如浪漫巴黎、活力纽约、热情里约，知名的全球城市大多有自己特定的形象标签。城市形象的生成是城市本身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城市本身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功能定位、地标建筑和名人等，而外部因素指个人认识城市的途径，通常由个人经历和媒体报道构成。

城市本身的发展历史决定了它的国际知名度。陈云松等利用谷歌图书大数据，对三百年来中国近300个城市的国际知名度进行分析发现：（1）城市发展变迁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性，包括蓄势—兴起—发展—峰值四个阶段；（2）城市发展变迁受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和地缘变化（如政治中心的转换和历史性政治事件）的影响。

每座城市都带有各自不同的记忆，历史文化是塑造和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资本。文化资源是城市的风俗人文状况的集中反映，需要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具有不可替代性，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值。古建筑通常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地标性建筑，如北京故宫和雅典神庙。它们不仅对现代文明发展具有启发意义，还能促进城市形象的传播。

城市的功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形象的塑造。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北京在国际媒体中多被用来指代中国或中国政府，相关报道多集中于政治事务，人们对北京的认识也因此多倾向于政治层面；而对上海、广州的认识更偏向于经济层面。城市的国际知名度还取决于这一城市在对外经济交流中的地位，上海在20世纪初经济发展迅猛，成为东亚最繁荣的港口和金融中心，于是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城市。

此外，城市地标、名人都会影响城市形象。如天安门代表北京，埃菲尔铁塔象征巴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城市地标建筑给人们带来的直观视觉感受，是一种文化价值理念的表达，也起到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作用。在文化功能上，城市地标甚至可以被视为城市综合实力的表现与文化软实力的象征。而建筑本身所融入的理念与形象，也构成了城市潜在的“文化资本”，成为城市独有的无形资产和核心竞争力。

人作为城市的主体，既是城市形象的构建者，也是城市形象的传播者。其中名人以其异于普通人的文化价值、商业价值成为关注焦点，如莫言之于山东高密，姚明之于上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城市的文化底蕴，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的名片，潜移默化人们对于城市的认知。

人们即使没有直接接触过一座城市，也可以通过媒体形成对它的印象。媒体对城市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具有独特且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主流媒体上的曝光能有效提升城市知名度。针对中国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或全球城市形象的研究表明，西方媒体的提及率对大陆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影响较大。

此外，“媒介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不是一种‘呈现’，而是一种意义化的‘再现’”。媒体从业人员在采编过程中必然受到语言文化、价值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在涉及城市形象的报道中，会不自觉地融入期待、偏见或价值判断。媒体报道的议题选择、框架构建、偏颇报道甚至刻意歪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人们的“心理图像”与城市的真实状态之间往往存在偏差。城市形象的最终状态可能是媒体报道中多种要素和框架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城市形象的生成和建构过程中，媒体报道发挥着独特作用，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城市知名度，甚至改变城市形象或对城市知名度产生影响，如提及柏林和纽约，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柏林墙倒塌和“9·11恐怖袭击”事件。除了在当时引发全球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外，有些事件因其产生的划时代意义而被人们长期铭记。

一些全球知名城市，如米兰、里约和洛杉矶，他们的国际形象传播都极大依赖于时装秀、狂欢节、奥斯卡奖等媒介事件。在各类国际赛事和国际活动中，奥运会凭借国际化性质和全人类共享的体育竞技精神独领风骚，对全球城市形象塑造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此类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可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美化城市环境，为提升城市形象提供良好契机。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得北京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际媒体对北京的新闻报道数量激增，甚至在此后的数年里，国际主流媒体关于北京的报道中几乎都会提及奥运会。

2010年世博会对上海也有类似的作用。世博会成为推进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契机，城市自身不断发展与革新的过程设置了国际媒体议程——国际主流媒体不仅加大了对上海的报道力度，对上海的城市建设和科教医卫关注度也有所增加，总体城市评价提高。

承办国际性活动也能吸引世界媒体的目光，博得全球受众的关注，使城市影响力在短时间内快速扩散，即使事后影响力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衰减，也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国际性活动对举办城市的影响短暂而有限。上海世博会只在承办期间影响了媒体议程，改善了媒体对上海的态度。

作为我国的重要城市，上海已跻身全球城市行列。根据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萨森的定义，以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程度、集中度和强度作为划分全球城市等级的标准，上海基本符合全球城市的标准。根据全球知名城市评级机构GaWC的测评⁽²⁾，上海也已被划分为世界一线城市。因此，上海的城市形象传播很多时候需要在全球层面开展。⁽³⁾虽然全球城市形象的构建和传播是一个繁杂而漫长的累积过程，但全球媒体的报道仍是城市形象传播至关重要的路径，是国际社会了解和判断一个城市的重要渠道。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以其在贸易、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卓越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国际知名度甚至一度（1930—1948年）超越北京等城市成为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城市。在此期间，上海的媒体提及率也处于历史峰值。受历史因素影响，上海的城市形象在不同时期波动较大，20世纪30年代，上海凭借中国早期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的身份在西方国家被频繁提及，成为中国城市领头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知名度下跌，改革开放后再次呈上升趋势。

目前，上海正在致力于打造综合型的卓越全球城市，提升国际影响力，因此上海是讨论全球城市形象生成机制的一个良好案例。

2016年全球知名城市评级机构GaWC认为2016年全球超级城市有2个：伦敦和纽约；而一线全球城市有7个：新加坡、香港、巴黎、北京、东京、迪拜和上海。

图1　2014—2017年全球媒体对一线全球城市的报道量

上述城市排名是全球城市形象生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4—2017年全球媒体的城市关注度排名来看（见图1），除巴黎外，超级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关注度与评级机构的排名基本趋同。从中可以看出，上海目前已经跻身全球一线城市。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2014—2017年对国际主流媒体涉沪新闻报道分析发现，上海举办或发生的重大事件，如重大国家项目（2014年自贸区试点、2015年的科创中心、大飞机项目）、重大国际会议（亚信会议、G20财长会议）、重大体育赛事（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上海高尔夫冠军赛、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环球马术冠军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F1中国大奖赛、上海网球大师赛）、重大文化事件（2016年迪士尼开园、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等）和突发事件（2015年的外滩踩踏事件）等，始终贯穿上海城市形象生成过程，吸引了全球媒体很高的关注度。

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以来，全球媒体的涉沪报道量基本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见图2）。全球媒体对于上海重大事件的报道显著提高了上海全球知名度，对上海形象的塑造和生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图2　2001—2017年外国媒体的涉沪报道量

除了对于重大事件本身的报道外，全球媒体的报道内容还涉及与事件相关的行业和领域，甚至社会其他方面，进而全面提升了上海的全球知名度。例如，在世博会举办后，对上海相关基础建设、建筑、居民生活、民俗风情等内容的报道量有所上升，且整体评价以正面为主。由此可见，媒体报道已经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形象构建和生成的重要路径。

同时，全球媒体通过对重大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的广泛报道，全面关注上海和中国的社会发展。例如：2015年初，上海发生“外滩踩踏事件”，外媒因此对上海市的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质疑；2016年初，股市震荡引发了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走势及其国际影响的猜测，以及对中国股市和经济的担忧；2017年，迪士尼游乐园项目发生故障、东航客机紧急迫降等事件也受到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4—2017年的上海城市形象分析报告还显示：多数国际媒体的涉沪新闻报道源于其驻沪记者。截至2015年12月底，外国驻沪新闻机构共有83家，共派有常驻记者112人，涉及日本、美国和法国等18个国家。⁽⁴⁾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等国际主流媒体在上海都设有记者站，每年都有较大的发稿量，且媒体之间也有相互转载。

外国驻华记者的新闻报道有很强的自主性，他们有权自己决定选题；在稿件编辑过程中如果和编辑产生分歧，大部分记者拥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国际主流媒体驻沪记者已经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形象构建和生成的重要信息来源。

在这些不同语种的媒体中，英语媒体仍然占主导，西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阿语等语种媒体报道会随着议题不同而出现变化。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上海凭借其长江入海口的地理位置、优良国际性港口的地位和政策优势，正成为“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因此在近三年的国际主流媒体涉沪报道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上海的关注度明显提升，阿拉伯语、西语和俄语媒体对上海的报道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随着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新华社、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机构和上海日报、上海证券报、东方卫视、文汇报等上海媒体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日益成为全球媒体的重要信息源。2017年数据显示，上海媒体对国际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其他地方类媒体；微信、社交媒体也已成为全球媒体获取上海第一手信息的重要平台和信源，尤其是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上，国际媒体常常把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与微博、微信内容进行比对。

此外，上海政府官员、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智库和专家学者逐渐成为国际媒体的重要信息源。在涉及社会突发事件应对和处理、打击腐败等议题的报道时，政府官员成为国际媒体的重要信息源。而智库不仅对内成为政府决策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和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对外也已经成为发出中国声音、构建城市形象和话语生成的重要信息来源，在为国际媒体塑造中国城市形象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受到广泛的认可并逐渐拓展到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多个学术领域，其关注的对象也从最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辐射延伸到全球信息传播，即在全球信息传播格局中也同样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从上述上海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像上海这样的全球一线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正在不断上升，但无论是国际评测结果还是基于全球媒体新闻报道的监测报告都表明，它们仍稍落后于伦敦和纽约这样的超级国际城市，包括其他像新加坡、香港这样的一线全球城市。这说明，世界体系理论仍然适用于解释次中心等级城市的形象和话语生成机制，即在目前全球化的新媒体时代，全球新闻传播整体不平衡态势依然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在当前全球信息网络结构中，鉴于西方国家的整体软实力优势和英语语言的优势，全球信息流动的方向仍是从以西方为主的世界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中心（伦敦和纽约）流向正在崛起、但仍处在次中心的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

此外，世界体系理论指出，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中，城市等级随着全球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中国社会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使国际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的世界格局也会影响上海等类似的全球城市的形象生成机制和传播模式的变化：上海作为中国一线全球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关注度会不断提升。这是近年来上海城市形象越来越受到全球媒体关注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的官方信源和当地媒体越来越受到全球媒体的重视。

但上海城市形象的最后生成仍是由处于中心的全球媒体及其驻沪记者主导，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形象生成在国际传播中的相对被动性。当然，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上海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国际信息传播的这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也会变化，处在半边缘和边缘的城市被动性会有所改变。

国际主流媒体涉沪新闻报道是全球媒体为其特定受众传达上海全球城市形象的过程。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不仅能够设置议程，同时还能够提供语境，影响公众如何思考某个议题，即媒体不仅能决定受众想什么，还可以决定受众怎么想。因此，国际媒体涉沪新闻报道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媒体受众对于上海的认知和判断，进而影响上海城市形象的生成机制。

首先，不同国际媒体会就发生在上海的同一事件为受众设置不同的议程。例如，在有关国产大飞机首飞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表示国产飞机试飞成功象征着中国作为新兴超级大国的工业实力，表明中国在未来发展先进技术方面的雄心。《联合早报》指出中国大型客机项目取得重大突破，但要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科技制造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产经新闻》《朝日新闻》等则表示中国独立研发国产飞机，对日本航空制造业构成威胁。面对同一事件，各家媒体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会直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看法和对上海的态度。

这种差异还表现在全球媒体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上以其自身立场来设置议程。如在全球媒体对2015年发生的“外滩踩踏事件”和股市震荡的部分报道中存在明显的误解和歪曲，由此直接影响其受众对于事件的认知和判断，进而影响对上海整体印象的形成。

全球媒体报道框架在城市形象生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定的新闻生产框架往往带有倾向性，在影响受众认知的同时左右着人们的情感态度。赛莫特克和沃根伯格总结了五种常见的新闻报道框架：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经济影响框架、道德框架以及责任归属框架。其中经济影响框架讨论事件对个人、组织、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影响；责任框架则把问题的产生原因或解决办法归咎于政府、组织或个人的责任。这些框架在涉沪报道中多有出现。2016年初上海股市震荡，各家媒体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报道，法国《费加罗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通过经济影响框架阐释了事件对全球股市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媒体报道的议程影响着受众了解某一城市的视角，报道框架的选择决定了受众对某一事件性质的认知和判断，而媒体长期的内容输出潜在地塑造着受众对于特定城市的印象。由此可见，西方媒体框架下的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依然可有效解释媒体涉沪报道现状。(www.daowen.com)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2014—2017年连续完成有关全球媒体涉沪新闻报道的应用性报告，总结了全球媒体关于上海城市形象规律性的趋势和特征。通过分析这四年的报告，本文发现应用性研究虽然没有基础性的理论讨论，对于知识生产的学理过程和理论提炼相对偏弱，但其与学理性研究具有互通之处。在探索城市形象全球传播的生成机制过程中，本文发现应用性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为研究人员（一般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开展应用性研究之前首先需要与委托部门进行良好互动，调研并明确研究的目标和方向。这样的互动和调研有助于研究人员及时获知城市形象生成机制中要解决的真问题和真挑战，也能更好地发现城市形象在全球传播环境下新的生成机制甚至新的传播模式。

当然，城市形象应用性研究要转化为生成机制的学理性研究也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城市形象传播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协作，这在我国当下划分过细的科研体系中会面临巨大挑战，有限的资源分配往往使得跨学科的研究较难开展；尽管问题导向明确，但毕竟应用性研究的需求与学理性研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数据一般较难直接用于学理性研究。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还是应积极探索把城市形象应用性研究转化为生成机制的学理性研究的路径，在运用国外的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本土化理论创新，这可能会开辟学理研究新的路径。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城市形象生成机制的学理性研究路径可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把全球城市的定位目标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尤其关注像北京和上海等全球一线城市）与它们在全球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中的城市形象塑造相互联动，通过它们可能的互动关系来研究这些城市形象全球传播的生成机制。这当中可以借鉴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议程设置（建构）理论等在全球传播领域的应用，来讨论全球城市形象传播的生成机制的共性规律和发展趋势。

2.关注城市重大事件、相关媒体报道与全球城市形象、城市国际知名度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可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沿线国家和不同文化圈，开展城市传播的可沟通传播模式以及城市形象在不同文化圈和不同媒体环境下的生成机制的相关研究。鉴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需求和问题导向，这方面不仅需要大量的应用性研究，也更需要有学理性反思和研究。

全球城市形象传播的生成机制研究不仅涉及城市形象和生成机制的传统要素研究，还会覆盖全球城市在信息化时代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定位和功能，以及它们在不同文化圈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可沟通传播模式的研究。换言之，全球城市形象传播的生成机制研究是动态的和跨学科的，不仅需要结合动态的应用研究，也要融合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开展跨学科的学理性研究。

从目前文献来看，媒体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是开展全球城市形象和生成机制研究很好的切入点。这既是因为重大事件本身和媒体的相关报道具有很高的可视度，也是由其研究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和代表性所决定的。

在全球城市形象传播的生成机制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还可以更好地对源于西方社会环境的理论体系进行反思，如世界体系理论和议程设置（建构）理论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全球城市形象生成机制中的适用性或本土化。目前看来，世界体系理论和议程设置（建构）理论都适合来解释和分析全球城市形象传播的生成机制的趋势和特征。但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全球城市传播研究越来越需要突出中国问题导向，这势必会催生大量应用性研究，也会催生新的研究路径和模式。这将为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环境下的全球城市形象传播的生成机制以及本土化理论创新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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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悦，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杜妍，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原载《新闻大学》2018年第6期。

(2)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EB/OL].http://www.lboro.ac.uk/gawc/gawcworlds.html.GaWC测评是基于生产性服务企业的连锁网络模式，量化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

(3)如没有特别标注，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国际主流媒体涉沪新闻报道研究报告（2014—2017）》。该报告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中心团队受中共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委托，在对2014—2017年全球主流媒体涉沪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应用性报告。

(4)外国驻沪新闻机构[EB/OL].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766/nw3833/nw3839/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