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霖 唐燕(1)
城市的管理体制、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发生了重要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城市传统的工业结构，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迅速向全球蔓延，支配性的经济秩序从以批量化生产和严格的劳动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福特主义”向以精细化生产、追求高附加值和产品个性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转变。在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产业转移的压力促使城市作为主体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伴随其间的全球趋同现象也使得城市文化成为塑造地方特色和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资源之一。
经历了1970年代的产业外逃和1980年代的旧区衰败之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开始致力探索适应新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主导产业和提高城市全球竞争力的新策略，“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由此成为许多城市的发展目标和路径选择。一些著名的创意产业区，如美国纽约曼哈顿岛西南端的“Soho”（South of Houston Street），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由发电厂变身而来的“泰德现代艺术馆”（Tade Modem）等，已经成为城市活力的重要激发点。这种通过创意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以创意经济重塑城市形象的发展模式适应了后工业社会对城市转型的要求，因此得到了许多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并迅速风靡全球——“创意城市”由此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去工业化背景催生出的一种城市发展新范式。
当前，世界上一些富有远见的城市已率先步入“创意”时代，例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伦敦、巴黎、东京形成了第一等级的创意城市；新加坡、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则是第一等级外围的主要城市；波士顿、迈阿密、悉尼、约翰内斯堡、米兰、维也纳等成为第二等级的创意城市；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首尔、台北和香港等是第二等级的外围城市。
作为一种新兴的城市发展理念，“创意城市”在国际上尚无明确、统一的认识。霍尔（Hall）认为创意城市古已有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等，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在技术—生产（technological-productive）创新时代，城市创意表现为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如1770年代的英国曼彻斯特，1840年代的英国格拉斯哥，以及1870年代的德国柏林；在文化—智能（cultural-intellectual）创新时代，文化领域的创意引发了生产领域的一系列革新和发展，代表城市如192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和1950年代的美国孟菲斯城；迈入当前文化—技术（cultural-technological）创新时代后，新一轮的城市创意表现为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新的高附加值服务业（new valueadded service）为支撑。霍斯珀斯（Hospers）在此基础上，根据历史发展进程将创意城市归结为四种类型，即技术创新型（technological-innovative）、文化智力型（culturalintellectual）、文化技术型（cultural-technological）和技术组织型（technological-organizational）。英国学者兰德利（Landry）强调创意城市构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大都市发展面临的诸多严峻的结构问题，如传统经济产业衰退、缺乏集体归属感、生活品质恶化、全球化挑战等，都往往需要依靠创意的方法（超越传统思维方法）才能加以解决，因而任何城市都可以成为创意城市，或在某一方面具有创意。
创意城市理念在各种思想火花的碰撞下孕育发展，总结不同学者提出的创意城市概念不难发现，全面理解创意城市的核心思想需要将创意城市纳入历史范畴，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进行解析：广义的“创意城市”是指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实现的综合城市发展策略（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狭义的“创意城市”是指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城市在去工业化背景下，以创意经济为主导开展的城市更新改造活动，此过程涉及产业发展策略、设施支撑策略、文化资本策略和地域营销策略等。(2)因此，广义“创意城市”强调的是创意的精神而非具体的形式，狭义“创意城市”是广义“创意城市”精神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具体应用。
“创意城市”不是静止的概念，它是一个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无固定的模式，也没有终极的范畴。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阐释了创意城市形成的基本要素条件，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观点（表1）。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佛罗里达（Florida）教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创意城市“3T”理论，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他指出，创意城市是全球人才的磁石，是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集聚的地方——创意阶层作为创意“人才”，是构成创意城市的核心要素，包括科学家、大学教授、诗人、小说家、艺术家、演员、设计师等。英国经济学家坎农（Cannon）同样将人力资源视为创意城市的核心，指出创意城市是以人为本的创造性的城市。他强调城市应该是人民释放创造力的舞台，人是城市发展进程中塑造城市生命和未来的重要软因素。(3)英国学者斯科特（Scott）对此则持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创意城市并非因创意阶层的集聚而产生，关键是要形成所谓的“创意场”（creative field），即产业综合体内促进学习和创新效应的结构，或一组促进和引导个人创造性表达的社会关系(4)。双方争辩的焦点在于形成“创意城市”的核心要素是“人（创意阶层）”还是“制度（创意场）”。
表1 关于创意城市形成要素的不同观点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4，8，10—11]整理。
世界各国的城市基于独特的资源基础、不同的发展路径，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创意城市，演绎着各自的创意。从创意城市的发展动因来看，有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的“轨迹延续式”发展，也有通过断裂式彻底革新以适应竞争压力的“另起炉灶式”发展；从不同人群在创意城市建设中的参与程度和地位来看，创意城市的建设可以划分为政府与民间鼎力合作的欧洲模式，政府扶持、民间主导实施的美国模式和政府主导结合民间参与的亚洲模式；从创意城市的特色构成来看，可以划分为单一特色、多种特色和综合特色三种类型（表2）。
表2 多种视角下的世界创意城市实践模式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2—13]整理。
国内的“创意城市”研究热潮主要始于近五年，特别是2007年以来，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急剧增加并稳步上升。(5)总体上，不同学科领域对“创意城市”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兴趣：经济学者们聚焦于“创意城市”兴起的经济基础，着重探讨“新经济”“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创意城市”等概念背后的工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及全球竞争与分工等问题；文化学者们探讨“创意”的文化内涵，倡导“文化产业”在城市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城市规划界则关心“创意城市”的国际建设经验及其在国内应用的前景，重点探讨创意城市的实施策略和建设类型——多学科探索在为理解创意城市提供广阔视角的同时，也使得“创意城市”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框架变得多元和不确定。
具体来看，国内城市规划界对“创意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方面：（1）对“创意城市”产生的背景及代表人物学术观点的引介，如任雪飞、汤培源、孙施文、向勇等；（2）对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巴塞罗那等国际城市建设“创意城市”的经验总结，如盛垒、刘云、李明超、林兆群等；（3）探讨我国建设“创意城市”的意义、途径与具体策略，如阮仪三、胡小武、周膺、郑晓东等；（4）对北京、上海、南京、天津、苏州、杭州、成都、深圳和乌鲁木齐等国内城市开展“创意城市”具体实践的总结和对策建议，如钱紫华、张婷婷、高宏宇、高宏存、马英平等；（5）建构“创意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胡斌、科静等。由于城市规划界对创意城市的研究尚徘徊在理论概念和国际经验引进的初期阶段，将创意城市战略本土化的实施操作中还存在许多实践鸿沟——这也是国际上创意城市研究的难点所在。
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并没有影响国内各大城市“洋为中用”的创意城市实践热情：北京计划建设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交易、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和互联网游戏研发、文化会展、古玩艺术品交易等6个创意中心；上海启动建设上海设计创意中心、上海创意产业中心等50多个涉及研发设计、建筑设计、文化艺术、咨询策划、时尚消费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深圳重点发展影视传媒、动漫游戏、印刷出版、建筑设计、娱乐与旅游等产业，目标直指“创意设计之都”；杭州以全免费开放的西湖为背景，形成了环西湖的文化艺术走廊；昆明向来被视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典范，这里是手工业创意人群的天堂；长沙以影视娱乐、动漫游戏为发展特色，以湖南卫视、湖南经视为首的电视广播方阵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大众娱乐的潮流，更是以传播渠道带动上游制作和下游销售的创意产业链；成都拥有全国首家网络动漫游戏产业基地，是全国三大数字娱乐城市之一……显然，“创意城市”已经成为继“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之后又一个城市争相使用的名片。
总体上，国内创意城市建设的模式主要以创意产业（集群）为主导，以创意园（街）区建设为重要表现形态。从空间分布来看，全国目前已初步形成六大创意产业集聚区：（1）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创意产业集群，依靠首都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无可替代的优势，形成文艺演出、广播影视、古玩艺术品交易等优势行业；（2）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以上海为龙头，带动了周边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工业设计、室内装饰设计、广告策划和动漫等行业的迅速发展；（3）珠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广州、深圳是我国创意产业基地的聚集区，广告、影视、印刷、动漫等众多行业走在国内前列；（4）滇海创意产业集群的昆明、丽江、三亚等城市着力发展影视、服装等行业；（5）川陕创意产业集群包括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创意产业主要为网络动漫游戏产业；（6）中部创意产业集群以湖南长沙为代表，其电视广播产业已形成独特的创意产业链（图1）。
由于创意城市通常表现为创意产业不同程度的发育和集聚，创意产业园区由此成为创意城市的一种重要空间形式。考察国内创意产业园（街）区的建设模式可以发现，创意产业集聚地区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旧厂改建型：在城市“退二进三”的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传统工业外迁后闲置下来的旧厂房或仓库，因交通便捷、租金低廉、空间灵活开敞及其所传承的工业历史感吸引了不少艺术家进驻，经过改造迅速形成了艺术集聚区。在得到城市政府的认定和扶持后，这种自发形成的创意集聚地“升级”成为正式制度框架下的创意产业园（街）区，例如上海的田子坊、北京的798、西安的纺织城、成都的“红星七号”、杭州A8艺术公社等。这种自下而上的开发建设模式因其开发建设成本较小、形式灵活、门槛较低、操作简便的巨大优势，已经成为当前创意产业园（街）区建设的主流模式。
（2）园中建园型：创意产业的发展往往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条件，并依赖于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例如发展动漫、网络游戏、互动式软件等数字产业，需要依托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发展广告、影视业，需要依托丰富的演艺资源和强大的演出需求市场。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区和高校科技园以其业已形成的集聚优势，成为新建创意产业园的理想场所。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内的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上海乐山软件园、成都高新区内的数字娱乐软件园、杭州高新区内的数字娱乐产业园等都是此类代表。
（3）旧园升级型：对于缺乏竞争力而面临淘汰危险的传统产业园区，通过引入新的创意产业，改造和利用现有园区的厂房设施和人力资源，形成新的以创意产业为主导的园区。创意产业“借壳下蛋”，既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也复苏了老园区的活力，是一种园区产业升级的发展模式。上海现代纺织创意设计园区就是在原上海国际家纺园的基础上打造而成，旨在逐步由家纺产业向集研发设计、生产、零售、会展、时尚发布、海外市场拓展于一体的现代纺织产业服务区发展。
因背景条件的差异，创意城市建设的具体途径往往无法从一个城市直接复制或移植到另一个城市。创意城市，“这是一条大家都不知道往哪里走的路，唯一知道的是大家必须赶快上路，否则就会被抛下。于是，我们的城市们在创意产业的路上匆忙前行”。“匆忙前行”的中国创意城市，在收获名利的同时也不自觉陷入了诸多建设误区：
（1）片面的概念理解：很多城市政府简单地将建设“创意城市”等同于发展创意产业，创意产业的发达程度由此成为创意城市排行榜的唯一评价标准。截至2006年，国内已有18个沿海及内陆城市提出要建设创意城市，与此配合的各类创意产业规划也层出不穷，如《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杭州市动漫游戏产业发展规划》等(6)，但从未有城市提出完整的创意城市规划或白皮书。“试图以创意产业这一最能体现城市发展成果的创新活动的最终阶段，来取代构建产生创意理念所需要的开放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理念转化为产品所需要的公平透明完善的法制环境，产品投放市场所需要的多样活跃的商业环境……这种只重结果而没有源头的创意城市是难以为继的。”
（2）趋同的产业定位：英国“创意产业之父”霍金斯（John Howkins）访问中国时曾指出：中国的创意经济没有很好地表现出特有的文化内涵，缺乏文化个性……仅在长三角地区，就有杭州、常州、无锡、苏州、宁波等数个城市对建设动漫基地情有独钟；北京有798，上海有M50，西安建了“纺织城”，杭州打造LOFT……然而，并不只有动漫游戏和旧厂房艺术化才是创意产业，跟风和趋同实则并无创意可言，只能导致无序竞争带来的效率低下和重复建设引起的严重浪费。
（3）“过河拆桥”式的精英建设模式：在各类创意园区林立的背后，是高昂的建设成本以及商业热钱的涌入，随着我国六大创意产业集聚区而来的是租金的水涨船高，使得小资本创业者和普通市民难以入驻，导致本应为创业者服务的园区却成为精英的乐园。那些最初由艺术家们聚集而带动发展的“廉价”创意街区经常成为“过河拆桥”的典型，以如今蜚声海内外的北京798艺术区为例，租金从几年前的0.8元/天·平方米猛涨到2009年的3.5元/天·平方米(7)，飞涨的租金令不满而无奈的艺术家们在以行为艺术的方式进行抗议无效后纷纷选择了撤离(8)。
（4）好高骛远的心理：为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各创意城市在发展之初即提出了宏伟的目标。上海提出要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东京的全球第四大创意中心；北京希望打造我国首个创意城市；深圳要成为世界“设计之都”，而隔壁的香港早已顶着同样的称号。这些宏大目标对于构建创意城市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指导，事实上，有魅力的创意城市并不一定必须是特大城市或者世界之最，但必须具备宽容性和多样性等都市环境。
（5）借创意城市之名开发圈地：以创意产业园区为名，盲目占地圈地的现象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打着文化创意产业的旗帜取得土地，似乎已成为房地产开发的一个“新矿”，其根源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共谋”的利益关系：一方面住宅用地获批难度越来越大，而以国家扶持产业的名义申报用地，相比之下更容易得到批复；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与土地出让直接相关，地方政府对开发商假借创意城市之名开发住宅的现象基本“视而不见”。
“十二五”期间，我国创意城市的建设还将持续升温，2010年10月闭幕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新目标。从催生创意城市的基础条件来看，我国整体上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支撑创意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科学技术、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等条件总体上还不够成熟。但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击，我国在努力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同时也直接面对着后工业化的挑战，具有应对现代和后现代双重问题的历史特征。随着资源环境和人力成本的上涨和全球产业分工的转移，中国退出低附加值工业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产业结构升级和后工业化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破解的主要问题，这为创意城市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必要的需求支持。
西方“创意城市”的理论和实践需要经过“背景迁移”才能适应在中国的本土发展。(9)全球化程度愈深入，城市发展越是必须倚重自身的本土特质，该特质是决定城市如何在知识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经济重构、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进程动态而复杂，它们对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和区域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化虽然带来产业变革和知识经济的创新，但不会磨灭城市原有的机能。相反的，对于城市而言，知识经济代表着地方化，即对地方和城市层级的更加重视，因而城市与全球化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全球化—地方化”悖论现象。因此，中国特色的创意城市实践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走本土化的道路（图1）。
首先，创意城市的发展动因和目标决定了其发展路径的选择。“轨迹延续型”的创意城市由于历史基础较好，自身具备创意情境或创意氛围，城市主动向“创意城市”的目标迈进——这是一条自然演化的路径，在我国的北京、上海等个别基础条件较好的城市可以进行尝试。对国内其他大多数城市来说，尚不具备形成“创意城市”的内生优势(10)，但当“创意”理念对城市体现出“振兴”或“复兴”价值时，可以有意识运用创意城市工具对城市进行改造，从而迈上一条基于问题导向的被动改造路径。新加坡当年通过采取这种“另起炉灶”的创意城市路径，以文化、设计、媒体等领域为突破口，通过发展创意城市大力提升了城市竞争力。被动改造路径为我国很多城市，尤其是一些面临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升级、历史文化资源流失问题的城市，在突破发展瓶颈和寻求复兴方面提供了契机。
图1 我国本土化的创意城市发展框架
其次，从建设主体的参与程度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土地所有制和东方文化对个人主义的部分压抑等都决定了在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包括政策法规的保障、配套资金的扶持、城市硬件设施的投入、创意阶层的培养等。此外，创意阶层是创意城市建设的具体实施者，他们的素质决定着创意的品质；而广大市民既是创意的消费者，也以其自身的言行举止成为创意社会氛围的营造者，从而参与到创意的生产中。因此创意城市的建设既要关注城市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硬件”设施的提升，也要重视吸引创意人才资源、培育多样性的社会文化、营造宽松包容的创意氛围等，也就是注重科技、文化、制度、法律等“软”条件的配合。
最后，创意产业是创意城市的经济主体，为创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各地在推进创意产业时，需要积极把握“地方化”的本土产业特色，并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参与全球化竞争。广播影视、动漫设计、网络游戏、文艺演出、艺术品交易、广告策划等已经在一些城市地区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优势性产业，目前各地方需要进一步探索诸如烹饪、图书出版、会展、音乐、建筑设计等新种类创意产业与当地实际结合的可能性。创意城市的建设最终要落实到空间形态上，创意特色的构成决定了创意产业（或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这种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和状况，从而引起创意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通常，单一创意特色的城市，其创意活动往往集中在单个（或几个）节点上，呈点式集聚状态；多种创意特色的城市，多类型的创意产业往往聚集延展，形成创意产业园区（街），空间上呈片段式集聚状态；创意特色综合的城市，借助其雄厚的城市经济、文化、科技等实力，逐步形成以自身为核心，带动周边城乡发展的区域化创意中心。综上所述，创意城市的建设已经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和摆脱发展瓶颈的一种重要途径。我国创意城市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自然演化”或“被动改造”的建设路径，注重城市“软”“硬”两方面环境条件的提升，并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合理选择特色化的创意产业，逐步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创意城市空间形态，进而实现创意城市的本土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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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唐燕，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原载《国际城市规划》，2012年第3期。
(2)徐玉红、唐勇：《创意城市：西方的经验及借鉴》，载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谐城市规划——200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7年，第1582页。
(3)参见坎农于2004年9月26日在中国南通举行的“首届世界大城市带高层论坛”上的发言，http://www.aaart.com.cn/cn/news/show.asp?news_id=1850。
(4)它既反映为不同决策和行为单位之间的多种互动交流，也反映为基础设施和社会间接资本（如学校、研究机构、设计中心等）的服务能力，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惯例和制度在生产和工作的集聚结构中的一种表达。
(5)以“创意城市”为检索词，通过主题或者关键词或者题名在中国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中联合检索，共获得181篇学术文献。
(6)北京、上海、南京还将创意产业纳入了“十一五”规划。
(7)资料来源：“798租金为何猛降30%到40%”，http://cul.sohu.com/20090706/n265010521.shtml，2009年7月6日。
(8)这股撤离潮后因金融危机导致的园区让步而暂时停滞。
(9)梁鹤年曾经指出，借鉴国外经验时不能盲目抄袭，需要考虑“背景迁移”（shift-of-context）。把甲地的经验做法移植到乙地时，必须对城市现象（包括规划手段）与城市背景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吻合程度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验改进的可能性[37]。
(10)“内生性”与“外生性”是相对于某个系统而言。任何系统都同时受到内、外部因素程度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该系统主要受系统内部自身因素的影响，就称系统具有内生性；如果系统主要受系统外部因素影响，就称该系统具有外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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