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翔⁽¹⁾

麦克尔·哈特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里总结了中世纪以来人类经济文化的范式变迁史，他认为20世纪后期至今，人类文化的主导观念转型为非物质、信息化表征的“创意经济”。叶舒宪在《符号经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将其总结为一个简表（见表1）。这可视为思考城市发展脉络的大背景。17世纪以前，全球主要经济形态是以耕作为主的农业模式，生产效率低，人口主要集聚在乡村。直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那时的城市类型主要是手工业城市、宗教城市、商贸城市。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特别是19世纪末期，大机器生产的普及导致一批“以批量生产工业产品”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工业城市产生，如伦敦、曼彻斯特、底特律等。这些城市凭借技术革命的红利，大规模生产和对外出口，逐渐发展为巨型城市。这种依托于自然资源和技术变革的工业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得以兴建摩天大楼、铁路和立交桥等便捷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大批城镇和乡村人口。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已经由1800年的3%飙升至50%。城市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诸多危机：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人均土地占有率过低、资源枯竭、高能耗、环境污染、社会不公、过度消费等社会矛盾。为了解决这些城市病，20世纪中期开始，学者和有远见的管理者们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例如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就强调：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造力。他还说，城市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和陶冶人。在他看来，城市不只是一个生产财富和器物的大工厂，更是我们心灵栖居的家园。他建议借助城市的文化功能来解决崇尚技术主义和僵硬的工具理性导致的城市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人本主义的城市观，大力推广创新并符合人性和生态原则的新技术，复兴历史文化遗产，让城市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和生活理想的载体，成为激发人类各方面潜能的创意空间。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全球倡导理念。在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下，一批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开始被提出：如宜居城市（1976）、健康城市（1986）、遗产城市（1991）、低碳城市（2003）等。此时人本主义、生态主义和文化经济主导的城市发展理念开始深入人心，这为之后“创意城市”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表1　人类经济文化范式变迁史简表

（续表）

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创意经济开始席卷全球。“创意产业每天为世界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以高于传统产业24倍的速度增长，创意产业已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990年以前美国城市只有10%不到的创意阶层，但是如今这个数字已超过30%，整个创意产业人员的薪酬是全美所有产业薪酬的将近一半，相当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总和”。“创意经济学之父”佛罗里达据此提出：“创意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此时，创意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创意人才的集聚程度与创意产业的发达程度成为衡量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从顶层设计上促成创意经济转型，提出了创意国家战略。如，1994年澳大利亚颁布Creative Australia:National Cultural Policy（《创意澳大利亚国家文化政策》），1997年英国出台Creative Britain（创意英国战略），2011年欧盟提出“创意欧洲”发展计划。应创意国家战略的潮流，创意城市的理念与举措应运而生。1998年英国城市规划理论专家彼德·霍尔出版了《文明中的城市》，从创新发展的角度划分了创意城市的三种模式；2000年，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出版了《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提出创意城市发展的五阶段论、十等级论和七要素说，创意城市理念开始系统化。2005年，美国的佛罗里达教授出版《创意阶层的崛起》，从创意人才和创意社区的角度解读创意城市，并提出了3T创意指数模型，引发了全球广泛关注。

“创意城市”从理念设想到实践推广，最重要的推动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创立的“创意城市网络项目”。该项目负责组织创意城市的评选，促成全球创意城市之间的经验分享和国际合作，大力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边缘化族群和弱势群体的文化多样性，帮助建立创意和创新枢纽，为创意人才提供发展机遇，使得创意和文化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创意城市网络（UCCN）将创意城市划分为七个类型：文学之都、音乐之都、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媒体艺术之都、电影之都、设计之都、美食之都。UCCN接受全球城市申报，但每个城市只能根据自己的特色申报一个。类似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UCCN项目组委会将对申报城市进行严格评估和筛选。目前，已有180个城市被评为创意城市，分属七种类型。

2008年以来，中国有12座城市被评为创意城市：其中深圳、上海、北京、武汉入选设计之都；杭州、苏州、景德镇入选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成都、顺德、澳门入选美食之都；青岛入选电影之都；长沙入选媒体艺术之都。哈尔滨在2010年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但并不是从创意城市网络的项目中评选的。另外，南京拟申报文学之都，西安拟申报音乐之都。

由上可知，创意城市不是一个空头概念，而是对应一整套实践系统。那么，创意城市相比非创意城市而言具有哪些可辨别的特质，什么样的城市能够被称为创意城市，换言之，一个创意城市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一切要围绕关键词“创意”谈起。笔者认为，大体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理解：

第一，创意城市强调以“创意”的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并取得传统方式不可替代的效果。何谓创意？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认为，创意的基本元素是新颖和实用，即采取新奇的，但是又适用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或者产生新发明、新作品。借用兰德利的话来说：如今，单靠科学方法的逻辑思维已经无法解决城市问题，我们必须使用创意思维，发挥文化、艺术的创造力，创造性地解决发展中的危机。创意城市就是解决后工业社会城市问题的新途径。例如，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地处高纬度，拥有漫长的冬季，冬天的白昼时间很短，人们处在黑暗中，经济停滞，心理受挫，抑郁症高发。为了解决这一城市问题，赫尔辛基政府采取了创造性的方式，设计了大量以“光”为主题的灯光艺术节，将赫尔辛基营造为充满温暖和力量的四季之城。这一艺术举措，不仅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赫尔辛基长期名列最高幸福感地区排行榜前列），还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焕发了创意经济的新生机。赫尔辛基在2014年被授予“设计之都”称号，以作为创意城市的典范进行表彰。实际上，许多欧洲的重工业城市都是利用创意转型的方式解决遗留的制造业衰败的城市问题。例如，汉堡就将废弃机械厂改造为摇滚音乐工厂，将其转换为音乐表演空间，以及青少年艺术教育、艺术活动的场所，重新激发了老工业区的活力。柏林把废弃的莱贝克工厂打造为艺术空间，以极其低廉的房租租给艺术家做工作室，每年举办大量电影、绘画展览和音乐表演活动，以此创造新型创意产业和生活集聚区。一些资源型城市，更是从资源枯竭的危机中寻求创意解决办法，重获新生。例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原本盛产铁矿，但由于洪水侵袭导致城市瘫痪，依靠矿产和造船业都无法继续发展。1997年，人们设计和开放了古根海姆博物馆，并顺利地将毕尔巴鄂转型为商务展览、艺术旅游、通信为一体的创意之都。

第二，创意城市是以创意产业为支柱产业，以创意经济为核心推动力的城市。创意经济学之父约翰·霍金斯认为：创意是催生某种新事物的能力，它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才能和智慧。每个人经过创意劳动，生产出创意的想法或实物，可以创造经济价值。据此，他将创意产业界定为知识产权（IP）的产业，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英国政府颁布的《创意英国》战略中，沿袭了霍金斯的观点，从创意产业的源头即个人的创造力出发，将创意产业界定为包括广告、出版、设计、软件、音乐、电影、表演在内的13大类。而美国则是从产业的终端即创意产品的角度将创意产业界定为以版权为基础的产业，并划分为核心版权产业（电影、文学、音乐、软件、广告、戏剧等）、部分版权产业（玩具、建筑、服装、工艺品）、边缘版权产业（网络服务、创意产品的运输和通信）、交叉版权产业（电视机、手机、游戏机等）四个大类。从创意城市网络（UCCN）的界定来看，创意城市主要以文化艺术产业和相关服务业为主要经济支柱。

第三，创意城市是创意阶层的集聚地，是多元、包容和有活力的创意空间。佛罗里达认为，创意阶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人才资源。创意城市吸引、培育创意阶层，并为其提供充分的发展机遇。没有创意阶层，就没有人才，也就不可能构成创意城市。何谓创意阶层？创意阶层是那些投入个体的才智和创造力来获得回报的人群，他们从事着旨在“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的工作。创意阶层分三种人。第一类是超级创意核心群体：包括诗人和小说家、大学教授、艺术家和设计师、科学家和工程师等；第二类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先锋，包括非虚构作家、编辑、文化界人士、政府智库、社会活动家、舆论制造者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广泛分布于各类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创新专家，如律师、金融分析师、程序员、工商管理人士等，他们“运用特定的专业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个城市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来留住创意阶层，并为其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样的城市才能成为创意之都。为此，佛罗里达设计了3T模型作为创意指数，即一个创意的城市需要具备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宽容度（Toler-ance）三个指标。其中，宽容度需要特别注意。它指的是一个城市必须有充满包容、活力和接纳多元文化的创意空间。因为，创意阶层倾向于那些自由、多样、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地方。佛罗里达调研了创意阶层集聚的旧金山湾，发现越是包容的地方，越有创造力。为此，佛罗里达设计了同性恋指数（同性恋人群数与高科技产业集聚成正相关，与创意阶层成正相关而与工人阶层成负相关）、波西米亚人指数（一个地区的作家、设计师、演员、音乐家、导演、画家、摄影师、雕塑家等的人数比例）、熔炉指数（外国移民人数，国际化程度）、种族（民族）融合指数（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口结构）来综合衡量其包容度。

第四，创意城市强调文化艺术创意与技术创新并举，并且以尊重、传承文化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理念。彼得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将西方城市的创新发展史概括为三个阶段：单纯依靠科技领域的创新来带动城市发展的“技术-生产创新时代”（18世纪70年代—19世纪70年代）；利用文化领域的创新带动城市发展的“文化-智能创新时代”（20世纪初—20世纪中后期）；依靠文化艺术的创作创意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创意并举的“文化-技术创新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目前，创意城市的发展就是“文化-技术创新”模式，而且主要以文化创意为主导。文化艺术提供核心内容创意，作为创意源和创意母机。科技创新激活创意场，提升创意产业的消费和体验品质，提供辅助和技术支撑。创意城市并不完全依赖高科技技术的革新，更多的是挖掘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其进行创意化改造或者“对传统进行发明创造”。整体来看，创意城市建设是高投入、高附加值、可持续发展的，并且需要政府和民间通力合作，发挥全体市民的智慧。

创意城市不只是理念问题，更是实践命题。如果说，城市的创意化转型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如何建设创意城市则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之问”。从UCCN列出的创意城市七大类型来看，文学之都位列其中，并且是最早选出的创意城市类型（爱丁堡2004年入选文学之都）。相比于设计、电影、音乐等其他领域，文学之都的建设更多依托于文学传统资源的传承与创意化再造，对高科技、强资本的投入要求不高。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极多文化古城的文化资源大国来说，从建设文学之都切入，完成城市创意化转型，是一条值得研究的路径。因此，文学之都可视为创意城市中国化建设的范本之一。

从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的官网上看，目前全球共评选出28个文学之都，按区域划分包括：欧洲（19个）——英国爱丁堡、曼彻斯特、诺丁汉、诺维奇，爱尔兰都柏林，爱沙尼亚塔尔图，西班牙巴塞罗那，格拉纳达，德国布拉格，乌克兰利沃夫，波兰克拉科夫，荷兰乌得勒支，德国海德堡，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冰岛雷克雅未克，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意大利米兰，挪威利勒哈默尔，葡萄牙欧比多斯；北美（3个）——加拿大魁北克城，美国西雅图、爱荷华市；亚太地区（3个）——韩国富川，澳洲墨尔本，新西兰达尼丁；非洲（1个）——南非德班；阿拉伯地区（1个）——伊拉克巴格达；拉美地区（1个）——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那么，文学之都是怎样评选出来呢？其标准主要侧重于考量文学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提升文化原创力和城市影响力，营造城市创意空间以及服务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是否发挥重要作用。换言之，创意城市网络所倡导的理念是：文学，不仅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资源传承，同时也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创意引擎以及城市多元文化保护、提升市民认同感、幸福感的创意工具。从UCCN的官网文件以及入选城市的文献调研来看，我们可以将文学之都的评选标准大体总结为如下七个方面。

评估该城市的文学印刷出版业、数字出版业及相关的文学产业的发达程度，包括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量、技术创新层次；同时考察其生产的文学作品的市场销量、品类和主题的多样化程度以及文化艺术影响力。

评估该城市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中文学教育的广度与深度。如是否拥有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创意阅读、创意写作教育体系，是否有针对青少年专门设计的文学课程和工坊活动，是否有知名的大学开展文学通识课，课程内容是否继承和发扬本地区的文学传统，同时引介国际优秀文学作品等。

文学景观，可以分为三类。最常见的是，某个现实的存在物被作家捕捉而成为文学作品的原型，经过作家的书写而被世人熟知。例如，寒山寺因张继的《枫桥夜泊》而出名，寒山寺就成为一个带有文学意象性的文学景观；滕王阁、岳阳楼、少林寺、巴黎圣母院、上海滩也是如此。还有一种，是现实中原本不存在，经过作家的创造而产生的虚拟形象或幻想空间，借由现代技术将其在地化和实物化，如迪士尼乐园、哈利波特影视城、西游城等。第三类文学景观，是与作家本人和其写作活动有关的历史遗迹，如莎士比亚故居、都柏林的贝克特酒吧、乔伊斯咖啡馆，或者是后人集中整理、设计和开发的文学展览馆、作家博物馆，比如香港金庸博物馆。文学景观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甚至是城市形象的化身，并且能够为旅游、餐饮、艺术品加工、广告等其他创意产业和服务业提供创意符号资源与体验空间。文学之都的建设离不开对文学景观的梳理和保护，以及文学景观的创意化开发。

评估该城市设计、开展文学活动的数量，这些活动可能包括各类文体的交流展示的节庆（诗歌节、戏剧节、小说写作月等），也包括为作家提供的交流活动，为市民提供的文学讲座、书展等阅读活动，以及面向青少年、少数族裔、妇女儿童的特色文学活动。此外，文学研讨会、文学奖的评选、文学排行榜的发布等文学评价活动也值得关注。

文学不是高高在上、只有文化精英才能享有的专利。它应该深入到社区，到市民生活中，成为日常化的一部分。其中，文学阅读与写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文学服务的载体有公共图书馆、书店、私人博物馆、社区中心、民间团体等。评估这些载体的数量、规模、服务的专业化程度以及口碑，也是文学之都评选的指标之一。

评估该城市从事文学翻译出版、文学国际化交流的机构数量，统计每年翻译引进以及出口推介到海外的文学作品数量。还要辨识影响力，看看该城市是否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是否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有创新贡献，是否包容多元的国际文化。

评估该地区为促进文学产业化而推动文学与新媒体技术和电影、音乐、舞蹈、动漫、游戏等其他文化艺术媒介的协同创新程度。例如，文学的影视化、动漫化、游戏化改编，或者网络文学的融媒体创作与传播等。总之，文学之都并不是只有文学产业的城市，相反，它是一个以文学为创意引擎激活整个IP文化产业链条的“创意场”。文学作为文化产业的上游，为电影、工艺、动漫等产业提供源文本和创意孵化支撑。被评为文学之都的城市，其整体的文化艺术氛围浓厚，其他创意领域也处在活跃之中。

不过，不同城市在建设文学之都时，总是依据自身的城市文化资源和经济特点来制定建设方案，并不都能同时满足以上七个指标，往往是选择其中一个或多个领域来重点发展，最终形成文学之都的品牌效应，借由文学的介入来完成城市的创意化转型。通过对28个全球文学之都的文献研究，主要结合UNESCO官方主编的《创意城市项目：可持续发展手册》中列出的文学之都资料集锦，笔者将文学之都的建设模式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文学遗产整合开发型。这类城市本身是文化古都，拥有许多载入史册的文学大师和文学名著、文学景观构筑的“文学遗产符号库”。但是只有文学资源还不够，重要的是这些城市运用创意手法对其进行了整合开发，将文学遗产由封存于历史中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可以体验、消费的不断生长的审美资本和创意资本。代表城市如下：

英国爱丁堡：爱丁堡对市内的作家故居进行重点保护，并将作家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如开设作家博物馆：将民间诗人罗伯特·彭斯、海盗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和瓦尔特·司各特三位文学巨匠的手稿、事迹联合展出；在司各特的故乡建设全世界最大的作家纪念碑——司格特纪念碑；围绕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建设一系列文学景观，其中最著名的是福尔摩斯商店，出售多种版本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以及福尔摩斯的帽子、雨衣、手杖和各种纪念品，陈列全球读者写给福尔摩斯的信；开发文学咖啡馆、文学酒吧，例如JK罗琳写作《哈利波特》的咖啡馆就是一个旅游胜地。文学遗产除了作为旅游观赏、教育纪念的地标作用外，它本身也成为市民创意活动的空间载体。爱丁堡举办了大量的文学节庆活动，例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边缘艺术节、国际图书节、戏剧节、电影节等。国际艺术节就设在古城堡里，焕发文化遗产的新创意。节庆活动中，市民们以音乐、舞蹈、戏剧的方式重演、改编爱丁堡作家的作品，而著名的“彭斯之夜”早已成为市民们的诗歌狂欢节。就这样，文学不仅成为创意资源，也成为激发市民生活创造力的创意引擎。

爱尔兰都柏林：都柏林拥有丰厚的文学传统和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该城市先后诞生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诗人威廉·叶芝、剧作家萧伯纳、荒诞派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和诗人谢默斯·希尼。此外还有开意识流小说先河的现代派小说巨匠詹姆斯·乔伊斯、童话和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戏剧家萧伯纳。都柏林的街头、码头甚至游船上到处可见作家雕像和画像，都柏林甚至修建了3座以作家命名的大桥：贝克特大桥、乔伊斯大桥、奥凯西大桥，将作家当作城市的文化代言人，将文学作为地标名片。萧伯纳和叶芝等作家故居、作家博物馆、作家展览馆、作家雕像构成了一条“文学遗产旅游专线”。近年来，都柏林还花大力气重建坦普尔巴，重现詹姆斯·乔伊斯、塞缪尔·贝克特曾经写作和留恋的酒吧、咖啡馆，并为国际作家、艺术家提供专门的工作场所，提供税收优惠。这样一来，文学遗产也成为文学产业的载体。

二是文学产业创意引领型。这些城市商业发达，一般拥有出版业的发展传统。它们通过优先发展以图书出版、数字出版、网络文学、版权运营等文学产业，激活创意产业链，带动戏剧演出、音乐、电影、设计、展览等相关产业发展，探索文学产业主导的城市创意化转型之路。代表城市如下：

波兰克拉科夫：作为波兰的语言和文学中心，克拉科夫的出版传统可追溯至16世纪。该城市的文学传统浓厚，诞生了约瑟夫·康拉德、亨利克·显克维支和维斯瓦娃·辛波丝卡等著名作家。依托文学资源，该市拥有75家书店和近100家出版公司。克拉科夫的文学出版非常繁荣，它们将出版和文学节庆紧密融合。例如：开办了康拉德艺术节、米沃什艺术节、前卫诗歌节，以及波兰最大的国际图书展。它们还开设了各种文学奖的评选，致力于依托出版产业培育作家新人。这些奖项包括：扬·德乌戈什奖、维斯拉娃·辛波丝卡诗歌奖、跨大西洋奖。

海德堡：海德堡的文化历史可追溯到1386年海德堡大学的创立。围绕大学，海德堡建设了大量书店（平均1万名居民具有1.5家），以及服务于学生和教师的学术出版产业。近年来，以古籍电子化为主的数字出版也在蓬勃发展。据统计，文学产业产值在该市GDP中占有超过1/3的比例。2013年，该市创建了“创意产业中心”，支持文学创作创业相关的文创产业发展，并特别鼓励文学与舞蹈、音乐、电影等其他企业项目协同创新。

韩国富川：富川是目前入选的唯一一个亚洲城市。它并没有很深厚悠久的文学传统。其文学发展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韩国新诗运动。但是依托强大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和文学出版产业，富川取得了显著的创意成就。目前，其拥有529家文学出版商，年收入为1 030万美元。为了支持文学产业发展，富川颁布了“文化艺术促进条例”，每年拨出450万美元的艺术和文化发展基金，支持作家创作；推出“保存本地书店”活动，扶持书店，鼓励文学消费，以消费促进文学生产；鼓励文学和动画、电影企业合作，支持作家和设计师、制作人跨界融合。此外，它还开展了许多写作课程，有意识地培育市民作家。(www.daowen.com)

三是文学教育普及助推型。这些城市虽然没有丰富的文学传统和著名的文学景观，但是依托系统的文学创意教育，特别是以创意写作专业为主的写作教育，打通了学校、产业、社区，培育了大量作家作品，激活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创造力。代表城市如下：

美国爱荷华：爱荷华是个不足10万人的小城，却具有国际文化影响力，这主要得益于爱荷华大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创意写作教育。目前，爱荷华大学拥有创意写作本科、硕士、博士的教育系统，并为全美培育了大量作家、写作教师、记者、编剧。爱荷华大学主要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写作教育，开设了“编剧写作工坊”“非虚构写作工坊”“翻译工坊”“小说写作工坊”“新媒体写作工坊”“歌曲填词写作工坊”等一系列分体写作项目。1967年，爱荷华大学还创立了“国际写作项目”，邀请全世界作家定期在爱荷华写作。该项目也成为爱荷华的一张文学名片。创意写作教育不仅在大学展开，还以公益活动的形式在社区、图书馆、独立书店等普及推广。诸如：爱荷华青少年写作项目、退伍军人之声项目、夏季写作节、“一本书、两本书”儿童文学节等都是面对特定群体展开的文学服务项目。创意写作教育助推了文学产业发展，目前，爱荷华每年的创意产业收益为169亿美元。同时也培育了创意阶层，爱荷华城有30%人口从事创意工作。

南非德班：德班是入选文学之都的唯一非洲城市。由于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的历史文化背景，德班的文学传统很薄弱。90年代以来，德班的文学影响力逐步显现出来，其中代表作家是纳丁·戈迪默和库切，两人分别于1991年和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于长期的种族隔离，居民的文学素养不高。为此德班开办了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KZN），着重开展文学阅读普及教育，特别是创意写作教育。纳塔尔大学是世界上较少拥有创意写作博士点的学校。依托创意写作教育，德班培育了大量黑人作家，提升了利用文学发声、对话的机会。创意写作的普及，也促进了独立出版业的发展。

四是文学传播多元融合型。这些城市拥有多元文化聚集的传统，一般是移民城市，或者具有多种语言写作、多民族写作的历史背景。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背景的市民通过文学的方式保存、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学在这里起到了增进城市文化认同和凝聚力的关键作用。文学的发展所构建的多元、平等、互信包容的创意空间对其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代表城市如下：

伊拉克巴格达：巴格达是中东唯一入选文学之都的城市。巴格达的历史悠久，是阿拉伯文学创作中心，2015年被评为文学之都。为了加强不同宗教文化背景市民的互信和交流，巴格达同时发行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三种语言的文学刊物和图书；巴格达政府还组织了大量翻译出版社和文学机构，比如马莫恩翻译出版社、文化事务社等，还创办了国际文学翻译大会；成立伊拉克作家联盟、伊拉克诗社等，开办国际诗歌节，以翻译文学、诗歌创作等形式增进多语种市民的交流，增进认同感。另一方面，巴格达的女性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为了保护女性权益，政府每年划拨15万美元用于支持女性和青年作家，并为妇女作家设立了“娜齐克·马莱卡奖”。

澳洲墨尔本：墨尔本只有180年的历史，它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口构成有欧洲白人，还有来自中、日、印度等亚裔，少量非洲和美洲移民。墨尔本特别重视运用文学的形式，来激发多元文化的创造力。它们每年都举行作家节、诗歌节、国际艺术节、电影节、喜剧节、芭蕾节，以及专为移民中的少数族群设立的自由社区节。

创意城市的建设理念，对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大量的资源型城市、重工业城市、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城市等，都亟须探索创意化转型之路。我国是文学传统大国，许多城市拥有丰厚的文学遗产和文学创作活力，借助文学参与城市建设，打造文学之都的路径对我国建设创意城市的策略选择大有启发。以文学促进城市创意转型，我们可以做如下工作：

首先，加强对城市的文学传统的梳理，理清和挖掘文学资源，保护文学景观，对文学遗产进行创意化再造，将文学作为创意资本，主动与旅游、餐饮、房地产、交通等产业对接，激活传统产业的创造力，打造城市的文学IP名片，形成城市文化品牌。

其次，以大学为核心，发展创意写作教育，并向中小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延展，形成体系化的文学创意教育社会机制，从而激发文学的创意功能，培育作家、编剧、编辑、策划等创意阶层，将文学原创力注入创意产业链。

再次，注重传统文学出版和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产业发展，将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内容引擎，打通文学、电影、动漫、游戏、音乐产业链。

最后，文学参与城市建设不只是政府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可采取政府政策支持引领，民间社会团体、社区居民协同助力的方式。将文学渗透进城市生活，开设各类创意写作工作坊、文学艺术节庆活动，发挥文学的社会文化服务功能，打造文学创意社区，并加强国际化传播，吸引各类创意阶层，形成有活力的多元文化空间。

[1]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叶舒宪．符号经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C]//叶舒宪．文化与符号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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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于《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其中，创意城市的所有数据统计截止于2019年2月。本文发表后，2019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又增选66座城市加入创意城市网络。其中，中国增选两个城市，南京入选“文学之都”，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称号的城市；扬州入选美食之都。

(1)高翔，男，文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创意写作创作理论与创意产业。原载《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