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琴⁽¹⁾

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生活与社会形态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构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数量、规模、分布范围、人口数量在不断扩张与推进。从人口数量来看，20世纪初全世界仅有1.5亿人居住在城市地区，占世界人口不足10%，到20世纪末，世界城市人口已接近30亿人，在一个世纪里增加20倍。在21世纪，全球将进一步城市化，而且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将继续加强。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迅速集聚，城市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与文化精神将不断拓展与深化，城市生活将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并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关系的变迁。

其中，最显著的变化表现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已经超越“国家”成为全球竞争的主体，尤其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城市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竞争力。英国创意城市研究机构Comedia的创始者查尔斯·兰德利尖锐而富有预见地指出，全球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都面临着主要因全球化卷土重来的活力浪潮的冲击和世界性城市位次的大调整而导致的脱胎换骨期”，而“在这场全球性新动能中，无论大小城市，都需要用地区、国家与全球的观点，来重新评估和省思自身的目标、角色与定位”。当下，城市发展正逐步形成层次明晰的体系。一方面，占据全球或区域性的经济枢纽、交通信息枢纽、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等重要资源的大型城市，将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朝向“中心化”和“垄断型”发展，其国际性功能也将更加完善。诸如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被冠以“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国际城市”的头衔，它们都具有经济实力雄厚、区位优势突出、城市规模庞大、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发达等鲜明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中小型新兴城市也在不断崛起，形成全球城市新的竞争与合作格局。作为后起之秀，这些中小型新兴城市显然欠缺大型城市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经济、文化等深厚的积累，如何在全球多样性的城市发展空间中准确定位，在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下寻求发展之道，是中小型新兴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重点问题。

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日增，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也越来越富有国际性特征。这些城市的带动和中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部署，推动了正在到来的新一轮的城市化运动。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实践，我国第一轮城镇化建设启动于1992年，200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37.66%，2014年城镇化率快速攀升至53.7%，这些数据虽然与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有不小的距离（美国的城镇化率达到90%，韩国则达到80%），但它充分说明了我国城市化运动的速度与成效。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十分短暂，从农业经济、乡村社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本身就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进入新世纪，“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制定意味着“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将成为我国在“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对于地理广袤、人口数量规模庞大的国家来说，“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需求——仅仅有“北上广”是不够的。如何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如何满足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而日益扩展的社会消费需求（包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新型城镇化”或许提供了一种战略性的发展思路。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制造业带动广大的农村人口流入、留驻城市，城市的扩张继而又迅速削弱了传统村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中的比重，城乡二元化的结构性分裂所积存的问题也更加全面地显露或爆发出来。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众的消费总体还停留在物质实体的消费层面，譬如购买电器、添置物资，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开始成为最大的消费对象——城市不仅提供了房产、物业、生活消费品等物质性消费，还提供了城市生活所独有的或更加显著的“福利”，包括居住、交通在内的各种生活便利，良好的医疗与教育条件，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多的就业选择与发展机会，等等。这些需求又循环刺激着城市朝更大规模、更集群式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运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符合社会发展伦理的。

“新型城镇化”当然不局限于城市化，但毫无疑问的是，“新型城镇化”将推动中国进入新一轮的城市化运动高潮，城市必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主体。这一战略也必然导致中国的城乡结构再次发生历史性、结构性的巨变，对城市在竞争力、空间生态的持续性、全球化等方面也会提出关乎发展创新的世纪性课题。“北上广”对中国其他城市的标杆性意义毋庸置疑，但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在短时间内积累出成为“北上广”的基础和条件。而且，“北上广”的典型性同样表现在它们日益暴露的“城市病”症候上，从交通拥堵、房价畸高、工作负荷过大等琐碎的日常生活压力，到性别、职业、阶层、身份等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城市化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而且，对城镇化速度的追求也必然导致“千城一面”的城市同质化和城市竞争的恶性关系，盲目随意的城市空间、产业布局规划，对GDP、城市规模等指标过分强调，文化传统的破坏，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有关城市发展社会正义的探讨被搁置，等等，这些问题从各个层面不断导致城市发展空间的窄化和城市个性的丧失，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城市竞争力，也危及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们已然可以看到，诸如北京、天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在国内居于经济与文化发展前沿的大型城市，越来越被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流动性（mobilities）所定义。庞大而繁忙的国际出入境港口，跨国资本普遍地渗透和更加热络地流通，创意与技术阶层的全球互动，诸如此类的城市活动更加显著地发生在这些城市中，从而使其更加突显出“全球城市”的特征，并呈现出富有全球化色彩的城市社会形态。对于中国其他的二、三线城市而言，这些城市毫无疑问是具有中心性的，它们不仅为二、三线城市树立了“全球城市”在经济、文化等宏观领域的发展样板，更激发和生产了社会大众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体验和想象，立体交通枢纽、CBD、高档百货商场、酒吧、咖啡馆诸如此类的各种物质性空间，不断地再生产着“摩登”（modern）的现代性城市想象。有些城市幸运地凭借其传统与历史的悠久积淀而更富有民族色彩或地域色彩内涵，像北京、南京这种历史上的帝都，或者像上海这种被反复抒写的充满怀旧情调的城市，它的“传统”也变成了现代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传统的景观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它表现出了与现代的极大疏离，或者说，传统并未表现出它对现代的现实影响和作用——无论是在全球城市的竞争关系中，还是在城市实力的对比上，上述城市更多地还是凭借其极度活跃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建立起了国际性的地位。可以说，传统如何融入现代生活的历史实践、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深层次的作用，并未被深刻地认识、理解和运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创意经济成为全球性的文化运动，《2008创意经济报告》指出：“创意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兴起，它把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在宏观和微观水平上包容了经济、文化、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新范式而言，最有影响力的事实是：创意、知识和信息日益成为全球化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最新出版的《创意经济报告2013》再次令人信服地说明创意经济主导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向：“贸发会议2013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世界创意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6 240亿美元，在2002年至2011年间增长了一倍有余；这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8%。发展中国家创意商品的出口增长势头则更为强劲，同期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创意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厉无畏用“一对共同成长的孪生儿”来描述创意产业与创意城市的关系。创意经济正在渗入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由创意经济而至创意城市的发展路径成为全球城市发展创新的重要实践。城市不仅是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之地，更是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中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创意经济成为全球性的城市发展浪潮，说明在工业、金融等传统维度之外，文化可以为城市发展创新提供不同的视角与深远的动力——城市竞争力最终又将依赖和体现在文化的竞争力上。虽然全球化运动推动了“文化霸权”日趋深刻地作用于全球体系的发展，但鼓励多元、自主、包容的创意产业同样提供了反抗“文化霸权”的重要路径，使得处于边缘地位、弱小的文化品种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印证全球化的“双刃剑”的危险身份）。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差异性构成了全球经济和城市发展中最富有潜力的发展因素，可以预见的是，文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未来全球城市的竞争格局，促进城市发展创新理念的变化和城市合作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并最终作用于全球城市竞合关系的结构裂变。

“创意城市”的异军突起，说明了城市的发展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种中心、霸权的垄断之外，找到新兴而活跃的发展空间。纽约、伦敦、克利夫兰、利物浦、毕尔巴鄂等城市见证了欧洲社会“脱工业化”的历史实践，这些由传统工业城市向创意城市转型的成功案例使创意城市作为一种发展观念而被积极接纳。2002年，联合国设立了创意城市网络联盟。该联盟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多样性文化联盟的一个部分，于2004年起开始推动全球创意城市的评选，从而使“创意城市”真正演变为推动城市复兴、重生的创新性思维与发展模式，也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方案的重要实践。⁽²⁾“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联盟”陆续指定了一批文化传统深厚、创意精神突出的城市为“创意城市”，如苏格兰的爱丁堡被命名为“文学之都”，美国的圣达菲被命名为“民间艺术之都”，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命名为“设计之都”。截至目前，我国先后加入这一联盟的城市分别有：“设计之都”——深圳（2008）、上海（2010）、北京（2012）；“音乐之都”——哈尔滨（2010）；“烹饪美食之都”——成都（2010）、顺德（2014）；“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杭州（2012）、苏州和景德镇（2014），在“创意城市”的数量上位居全球前列。当然，进入“创意城市”榜单的意义在于它所释放的信息，即当今时代全球性的城市竞争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维度——文化传统和创意创新能力。

在新世纪“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探讨文化、创意对建设中国可持续发展、健康稳定的城市生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化、创意正超越金融资本成为更加强大的“通货”，对城市的发展具有极强的介入和渗透能力，文化发展能力的创新、创意阶层的集聚、城市文化生态的优化的价值日益重要。如何融入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浪潮，借鉴全球城市发展创新的历史经验，发挥文化和创意的引领带动作用，是中国城市化运动深入有效地培育长远、可持续、富有竞争力等发展基质的关键。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国，“创意城市”的发展意识日渐成熟，其中，北京、上海、深圳、长沙、昆明、西安等大城市以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和创意产业集聚能力，提供了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的多种思路与模式。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起的“中国创意（中小）城市50强”入选榜单，则不乏有如云南省的巍山县、山西省的平遥县、湖南省的凤凰县、河南省的长垣县等在内的县域城市。事实上，“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联盟”中也不乏小城市，如2008年被评为“文学之都”的美国中西部小镇爱荷华城，其实质就是一座大学城，人口严格来说仅有3万人；再如，日本的金泽市于2009年被评为“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人口也仅约为4.57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小型城市。这说明，“创意城市”并非大中城市的专利，追求人口和空间规模并不是城市发展的唯一方向，中小城市也可以通过文化传统的挖掘、创意空间的塑造等方式，拥有独具一格的城市魅力和城市形象，从而获得竞争力与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的实践不仅仅证明“文化、艺术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并不比科技、商业和经济低”，文化、创意可以为城市提供具有创新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更重要的是，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对知识、文化与创意的价值突显，使“人”重返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维度成为可能，就如埃德娜·多斯桑托斯所指出的那样：“城市有一种关键资源——它的人民，人的智慧、欲望、动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取代了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市场通路成为城市的资源。那些生活在城市并运行整个城市的人们将决定城市是否拥有成功的未来。”从汤姆·坎农、彼得·霍尔到查尔斯·兰德利、理查德·佛罗里达等，这些创意城市研究的先驱者都坚持人是创意城市的根本，虽然创意城市强调技术及其创新的作用，强调文化、创意的资本属性，但从城市规划、文化政策、技术创新、生态保护、艺术实践等方方面面，人本主义思想始终被认为是发展创意经济和建设创意城市的目标与价值所在，这一点也反复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创意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各种文件精神中。

从创意经济到创意城市，这一路径在城市发展创新中的重要意义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但是，创意经济的发展并非单纯的经济命题，创意城市的建设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归根结底是文化命题，文化始终是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最原初的动力、最核心的元素和最重要的维度，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强调文化及其实践的经济属性，但创意经济、创意城市的发展最终要摆脱的恰恰是文化发展上的经济思维。我们必须更关注文化对社会生活及其他范畴的批判功能与自我批判能力，正是文化内在的批判性使社会生活能够保有永久的建设性的活力。

作为现代社会历史实践的一种方式和一个阶段，创意经济到创意城市正在开启一系列未竟的文化议题。全球性创意经济的风行是现代消费社会发展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深刻反映。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表明，消费社会的出现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³⁾，机器的运用和工业化生产线的标准化作业带来了物质的丰裕乃至过剩，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获得部分的解放和自由，这一过程被视为人类社会现代性进程的重要阶段。由于生产的过剩，对商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继生产之外的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在财富和时间上拥有双重丰裕的“中产阶级”成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进入20世纪以来，文化的商品化带来了消费主义文化的极大发展，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1970）中将其描述为从物的消费到符号的消费，现代社会个体不仅被“物”所包围，更被“符号”所垄断，物的具体的、实用的、功能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其象征性的价值，对物的消费也就变成对符号的消费。“消费取代了生产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在社会形态的背景下消费体现的是一种符号。”符号的象征性消费导致了符号的资本化，成为催生全球文化工业和创意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时尚设计、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成为创意经济的主力军。

鲍德里亚所说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来临，带来了现代社会在消费结构、消费取向上的重大转变，即从倚重传统物质生活消费转向倚重精神美感体验消费，从对创意设计的强调、博物馆功能的开发、公共艺术的发展，到中央广场、创意聚落等文化功能区的建设以及文化旅游的兴起，美学消费与体验经济已经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消费生活的主要内容。那么，现代社会是否已经从生产性社会转型进入消费性社会？鲍德里亚的这一论断也许过于激烈，但创意经济的发展引发我们再次思考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在今天，消费已经不再从属于生产，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消费也是一种生产。城市是承载现代消费社会的主体和消费主义文化滋生衍化的土壤，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进一步丰裕、层次丰富的生活体验、信息媒介时代提供的速度与多元性，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美学消费市场和城市发展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的巨大空间。尤其就城市的创新性发展而言，传统的工业经济模式已经难以负荷城市在可持续性与生态性方面的需求，也不再契合现代消费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我们可以从那些以创意经济进行社会发展转型的城市文本中发现，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但另一方面，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人们已经注意到，消费主义文化已经实现了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日常生活也因此成为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的集结地。日常生活是否已经沦落为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地？按照韦尔施的观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20世纪艺术美学发展的重要实践与新的表现形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包含了“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两种互为表里的文化实践，20世纪60年代威廉·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皆有意无意地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引领到极致。卢克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这种描述十分有代表性：“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美学的维度，每一个人都被美学化的过程所改变，每一个地方都被所有表征的和反表征的可能性的美学无节制所困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毫无疑问是现代社会消费主义催生的附属品，也是创意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建基于情感体验与符号象征体系的创意经济，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经济领域的实践。与韦尔施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态度不同，从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到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诸君，则更多地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对其进行解构与批判，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正在被文化经济学全面覆盖，成为异化的新舞台。但列斐伏尔又提醒我们对此不必过于悲观，在他看来，“日常生活”这一概念不仅用于描述“物质文化的范畴”，也指向了个体在社会空间建构上的历史实践。

他提示我们，“日常生活”并非仅仅是被动地承接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日常生活内部的异质性与流动性同样具有解构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和成为一种能动的历史实践的能力。这对我们重新观察日常生活、创意经济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关系结构是具有启发性的，如何平衡创意经济发展与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建立一种富有建设性与批判性的城市发展视野，将对现代城市生活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www.daowen.com)

与消费社会的全球性发展同步，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已经成为当前时代全球化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这必然带来城市精神与文化认同等传统命题在全球性语境下是否继续有效以及如何重构的深刻问题。全球化深刻地作用于国家、民族与区域在文化维度上的关系重组，对于以文化流动性和多元文化共存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城市而言，文化边界关系的含混、杂糅、叠合等复杂性就更为突出。城市研究学者阿什·阿敏和史蒂文·格雷姆认为，城市、都市应该被“看做多种空间、多种时间和多种关系网络的共同存在，从而将地方性的场所、主题和碎片与由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所造就的全球化网络联系起来”。传统的文化地理维度已经很难对城市精神、城市文化认同等传统命题做出清晰、透明和稳定的描述及定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是否可以在民族、国家等传统政治与文化身份认同之后，提供认识世界关系的新视角和重构文化身份认同的新基点？贝淡宁、文维宁在其合著的《城市的精神》中给出了乐观的答案，他们指出：“城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用来反对全球化，反对其将文化同质化机制的工具。”他们做出这种论断的前提是，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城市拥有自有的精神或气质，并表现为在城市居民内部得到普遍性认可的美学判断和道德判断上，我们可以在城市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感受到城市精神的普遍存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边界的敞开与重组，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发展机遇，包括国家、族群、地区、语言、阶层等维度在内的跨文化流动，为现代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文化互动，这种自觉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以国际性为目标的现代城市，也产生于那些渴望从全球化中寻找新的动力机制的传统城市，因而二者都表现出了对吸纳外来文化的开放与包容的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已经不可能以保守、封闭和对立的意识来谈论城市精神这一概念，对城市精神的强调、对城市独特的文化空间的尊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多元主义立场，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与承载。但是，对跨文化互动的自觉并不意味着城市精神与文化认同等传统命题的失效，相反，正是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促使现代城市在创新发展中更加重视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认同的建构。应该意识到的是，跨文化互动并不意味着多元的异质性文化的简单叠加，任何一种文化内在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元素都潜在而必然地介入现代城市文化精神的建构。文化认同这种基于城市历史、文化习俗、族群记忆的传统精神结构和全球性跨文化互动的碰撞，必然塑造出城市新的文化“场域”。“城市不仅是物理性构造，还是意义和体验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发展既必须发展出跨文化的视野与胸襟，还必须重新树立城市精神与文化认同的传统维度，塑造出现代城市的文化主体性。

[1][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埃德娜·多斯桑托斯著．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创意经济报告：创意经济评估的挑战面向科学合理的决策[M]．张晓明，周建钢等，译．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08.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创意经济报告2013[M]．意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厉无畏．创意城市的全球化趋向[N]．科学导报，2009-12-7.

[5]Melina Mer Cour（1983），转引自：罗朗·德雷阿诺，让·玛利·埃尔耐克．2004欧洲文化之都：创意城市里尔[M]．赵淑美，译．国际城市规划，2012，27（3）.

[6]李新宽．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J]．世界历史，2011（5）.

[7][法]让·鲍德里亚著．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德]沃尔夫·R·韦尔施著．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9]蒂莫西·W．卢克．美学生产与文化政治学：鲍德里亚与当代艺术[A]//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C]．陈维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m world.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94.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l.New Brunswickl and London, 1991.

[11]文伦·莱瑟姆，德里克·麦考马克，金·麦克拉马拉，唐纳德·麦克尼尔．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M]．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1)林秀琴（1976— ），女，福建漳浦人，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艺批评和文化产业。原载《文化产业研究》，2015年第3期。

(2)“可持续发展”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的核心精神。

(3)根据N.麦克肯德里克和P.N.斯特恩斯等历史学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