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多个古代文明，如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恒河流域的古印度，但其文明历史都中断了。还有南美洲的玛雅文明在3000年前也曾十分辉煌，然而曾经繁华的大城市一夜之间消失于美洲的热带丛林中，因为没有历史的记载，其原因至今都是一个谜。随着文明古国的消亡，他们的文化传承也中断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5000年文明，并且5000年文化传承不断的国家，可以说史圣司马迁居功至伟。正是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卓越见识，写下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用52万多字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他的记载，使全世界的华人都知道自己是“炎黄子孙”；也正因《史记》的确切记载，我们才有了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一共识。

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国家，如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有关周王朝历史的铭文，墙盘铭文284字，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7代周王的功绩；号称“中国第一盘”的逨盘，以370余字的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8 代人辅佐西周12 位周王（从周文王到周宣王）征战、理政、管理山川林泽的历史。到春秋时期，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记的历史资料编写了《春秋》一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共计16000多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正是由于这部书，后来历代的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段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孔子称自己“信而好古”，然而在谈到夏、商之礼时，尚且感叹文献不足征。（《论语·八佾》中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而司马迁祖上自远古唐虞之时便掌天官，周朝时为太史，是世代相传的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是秦惠文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司马迁10岁时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向经学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他不但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受名师指点，而且能看到汉武帝时的国家档案与图书。这为他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从20岁开始行万里路。在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中，他亲自采访，实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做准备，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时，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他大量搜集史料，为修史做准备。可是司马谈年事已高，如果独自修史，时间、精力与才识都不够，所以寄厚望于儿子司马迁，希望由他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迁画像

司马迁在继承父业任太史令，准备著述时，因替将军李陵战败降匈奴之事辩解，惹得汉武帝大怒，被判死罪。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人可以“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笔钱，只能选择受宫刑以免死。这人生大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的肉体与精神受到极大创伤，他甚至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在逆境中发奋著述来激励自己，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决心以残躯完成史书的撰写。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司马迁在征和元年（前92年）出狱。武帝还是很爱惜司马迁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令。他在监狱里就开始埋头发奋著述，终于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巨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130篇，52万余字。

我国的历史著作分为四大类：一是编年体，按时间记述历史事件，如《春秋》和《资治通鉴》；二是纪传体，如以《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三是纪事本末体，详细记述历史大事件；四是研究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后来又出现了“续三通”“清三通”。四大类史学著作皆洋洋大观。其中，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始终为正史之根本。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高度赞赏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www.daowen.com)

司马迁祠献殿和寝宫（刘玉虎/摄影）

司马迁墓（石春兰/摄影）

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且在天文星象方面也极有造诣，对我国的历法贡献极大，《史记·天官书》即展示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卓越建树。

中国律历起源很早，据史书记载，颛顼时设火正官，帝尧时立“明时正度”的羲和之官，都是以观测天象来确定四时节气，称为“观象授时”。夏朝出现了以北斗斗柄的指向和若干恒星的出没来定时月，商代甲骨文中出现了干支纪时，西周金文中又有以月相的晦朔弦望如“既生霸”“既死霸”结合干支纪时的方式。夏、商、周三代的历法虽有很大进步，但并不精确，连对年的称谓也不相同。据《尔雅》释，尧舜时称年为“载”，夏代称年为“岁”，商代称年为“祀”，到周代才称之为“年”。在汉代以前频繁的政权更迭中，每一次改朝换代、帝王易姓，统治者为了表示是“受命于天”，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如夏代建寅，以孟春之月（即今阴历正月）为岁首；商代建丑，以季冬之月（今阴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代建子，以仲冬之月（今阴历十一月）为岁首；秦朝时又改用颛顼历建亥，以孟冬之月（今阴历十月）为岁首。如此改来改去，连哪一天过年都不知道了。

到汉武帝时，历法经屡次人为改动，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满望亏”（《汉书·律历志》）的错乱现象，倪宽等大臣商议后，上奏要求制定新历法：“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所以汉武帝在太初元年（前104年）命太史令司马迁总负责，落下闳、邓平等专家重新推算、修订历法，制定了《太初历》，仍以夏历正月为岁首，符合孔子“行夏之时”的理念。所以民间至今仍把农历称为“夏历”。虽说我国在民国初年引进了公元纪年，但夏历从未废弃，至今还影响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和我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确实成了“万世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