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将国家的衰退归结于国民精神的衰退。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为何会精神衰退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当我们在阅读完各种有关古罗马兴衰的历史书籍之后，脑海里总是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句“骄奢者不长久，犹似春夜一梦”^[1]。而像我这样的人，更会生发疑问：为何会变得骄纵？事实真是如此吗？

盛者必衰，不只适用于平家，此乃历史之规律。

“远者，求考异国史例，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此等人皆因悖逆旧主先皇之政，穷奢极欲，又不听贤人良言规谏，不悟天下兵革将起之警兆，不恤民间愁苦，遂致骤亡旋灭。”^[2]

出现上述的问题，那么走向末路也是必然。不过对于威尼斯，我实在不能赞同仅以精神上的不振或堕落来评断其衰败的观点。因为威尼斯人尊重先祖，乐而不淫，接纳善言，悟察警兆，体恤民情，但他们终究还是不能逆转盛极必衰之规律。威尼斯的衰败应该另有原因。

善于见机行事是威尼斯人的特质。根据周边的形势，充分有效地运用手中的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威尼斯能强大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其走向没落的理由。

直到15世纪为止，威尼斯是一个海运国，以海上贸易为生。进入16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的势力扩张，以及新航线、新大陆的发现，地中海贸易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威尼斯的经济不能再继续贸易独大。

向来注重资本配置效率化的威尼斯人应因形势转向工业投资，从而促使以毛纺织为中心的威尼斯手工业，在16世纪达到了顶峰。当然，海上贸易在当时还是获利不薄的行业，所以威尼斯并没有从海运一股脑倒向工业，但经济结构转为多元化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到了17世纪，荷兰、英国日益活跃，新大陆以及亚洲不断的殖民化，导致地中海世界越来越被边缘化。靠海上贸易已经不能生存的威尼斯人摒弃了男孩子满14岁之后便作为商船的石弓手，进行实地学习的传统，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航海技能也因此不断退化。

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和荷兰的水手。尤其是荷兰人，在整个17世纪拥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水平。如果商船上的船员全是荷兰人的话，船主只需要支付最低的保险费，即货物总价的5%。但船员如果是威尼斯人，至少需要支付货价8%—10%的金额，保险公司才肯受理。在13至15世纪，威尼斯通过定期商船队的方式彻底分散了风险，海上航行的安全性之高以至于无须保险制度。与那些年代相比，17世纪的威尼在海运和贸易上的竞争力明显下降，商人们对这两项事业的投资也越来越迟疑。

对于国人传统技能的退化，威尼斯政府倒也没有袖手旁观。为振兴和提高航海技术，威尼斯在1683年创立了国立商船学校。然而，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丧失了必要性的行业，国家再怎么鼓励支持，总归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最终只能以西欧最早的商船学校这一点自我满足一下。

另外，威尼斯政府也曾经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力图使海运和贸易起死回生。1602年，刚刚开始出入亚得里亚海的荷兰以及英国的商船，向威尼斯政府要求，希望以威尼斯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基地，但威尼斯政府却以商品必须在威尼斯进行交易和必须使用威尼斯国籍的船只运输为条件，拒之千里。结果，当时海上贸易最为活跃的荷兰、英国的商船在亚得里亚海流域的主要港口，转至独立国家拉古萨、教廷属地安科纳，以及奥地利帝国领地的的里雅斯特，而在第勒尼安海流域，热心于贸易振兴的托斯卡纳大公，将其辖下的里窝那作为自由港提供给荷、英两国的商船。威尼斯的关税收入因此在10年里减少了40%。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在经济活力减退时采取保护主义，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继海运业之后，从1620年左右开始，威尼斯的工业竞争力也呈现出下降的势头。1602年时年产量曾经达到3万匹的毛纺织业，到1631年只有8000匹。产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导致神圣罗马帝国丧失了1/3的人口，而德国人向来是威尼斯传统上最大的客户。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1620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欧洲社会消费趋向大众化，手工精细但价格昂贵的威尼斯制品，不敌廉价的英国毛织品。即使在高级面料的领域，也被法国人迎头赶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女装的时尚中心从威尼斯转向巴黎。

当然，16世纪有惊人发展的威尼斯工业，也不是到了17世纪就统统变得一蹶不振。它的出版业依然首屈一指，玻璃以及丝绸工业，依然保持着顶级的制造品质。

不过，当竞争对手们利用来自殖民地的金、银原料铸造成金银货币，直接用货币与土耳其交易时，不产金、银的威尼斯，只能维持传统的商业模式，卖出自己的商品，再买进其他商品。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的形势下，原本就剩余不多的商机因此一次次与威尼斯人擦肩而过。一旦人们对竞争力低下的工业失去了投资的信心，哪怕是政府也无回天之力。

所幸，威尼斯人优秀的企业化能力经久不衰。在农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命脉之时，他们再次将此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通过完善灌溉系统，根据土质选择适合的农作物并不断进行改良等一系列的努力，威尼斯在内陆行省的农庄，变身为经营状态良好的企业。除了小麦、大米之外，威尼托（Veneto）地区大面积地种植从新大陆引进的玉米，以玉米粉为原料的玉米糊成了民众的主食。粮食长期依靠进口的威尼斯不仅能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出口。

1630年爆发的黑死病，使得威尼斯国内的人口从15万减少至10万，直至1700年代中期，仍然只有14万左右，之后则呈现负增长。相反，内陆本土属地却从1600年代中期时的150万增长至200万。促使人口增长的原因，除了手工业逐渐转移到本土之外，主要是由于农业变成了威尼斯的经济支柱。唯有石头和海水的威尼斯岛内缺乏先天条件，农业只能放在内陆发展。

本土特雷维索、帕多瓦的近郊，有不少威尼斯贵族们的“villa”，将它们译作“别墅”其实有点儿词不达意。这些美丽的建筑，由大师帕拉第奥设计，屋内的壁画出自委罗内塞之手，显然主人没有将这里只当作休闲使用。距离大屋不远处是农庄雇工的住家，从那里可以听见主人客厅中传出的维瓦尔第（Vivaldi）的乐曲。庄园内还有家畜的小屋和化肥棚，宅邸的顶层往往是空荡荡一片，用来晾晒农作物。

威尼斯人以合理性的经济思维模式，不断地转换投资配置，国家经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富裕。然而威尼斯人这种随机应变的性格，也给他们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投资标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投资方在精神层面的改变。威尼斯人的确是与以往不同了。但他们并不是变得骄奢，而是随着投资对象的不同，精神上发生了变化。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比所谓导致亡国的民族精神的堕落更为可怕。如果是骄奢淫逸，那么还是有办法做到防患于未然。可一旦民族的灵魂染上疾患，便无药可救，盛者，必然衰败。威尼斯共和国的衰败与投资标的转变，大有关系。

在以海为生的时代，威尼斯社会并不存在贫富差别固定化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有差距存在，也是有流动性。

“有限合资公司”和“海上融资”制度的有效运作，让那些资本不足，或者是完全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参与海运或经营贸易。贫家子弟可以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学习航海和商业技术。只要稍稍积攒点儿本钱，便可以购买商品带到停靠港销售，再用卖货的所得买进胡椒等商品，这类商品在威尼斯是不愁销路的。很多身无分文的人，就是靠这种方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有关这一点，在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已做了表述。主要的商船都属于国有，没有能力购买船只的个人也享有平等机会。那个时代的威尼斯，对“败者复活”提供了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然而，当经济重心转向工业，继而变为农业之后，没有资产的人便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无论是发展手工业还是农庄，留给无产者的唯一机会就是当一名雇员。“败者复活战”的消失，意味着富人将变得更富，而穷人脱贫的机会则越来越少。在海洋时代十分遭到排斥的垄断行为，正不断地侵蚀威尼斯社会。(www.daowen.com)

垄断的危害在于它限制了竞争，社会的上下流动性变得迟缓，贫富差距因此固定，最终导致国家活力的下降。当这种状态形成之后，任何改革和福利政策都难起到良好的效果。尽管威尼斯当时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完善的福利制度，但由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贫民的数量不减反增。本国14万的人口中，有两万人的生活需要靠社会救济。

这种动脉硬化般的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既不会务工也不会种田的贵族阶层。这些人属于管理国家政治的统治阶级，是共和国的大脑。然而威尼斯的政体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必须拥有经济能力才能从政。所以，除了元首等少数在正式场合需要维持体面的职务有报酬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无偿奉献。

这些穷困潦倒的贵族，大多居住于圣巴尔纳巴（San Barnaba），因此被称为“Barnabotti”。这群人中包括不少从克里特岛撤退来的贵族。遗憾的是，17、18世纪的威尼斯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统治阶级内部的贫富差别固定化，会带来政治的僵化和腐败。穷贵族靠卖选票应付窘迫，富贵族靠买选票集中权力。而那些通过金钱获得权力的人，首先做的就是收回成本。在这一点上，威尼斯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

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造成了领导层人员数量的绝对减少。17、18世纪的威尼斯，因黑死病和战争而失去的男性数量，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充分的补充。在过去，一个家庭有10个孩子并不稀奇，哪怕没有足够的财产分给每个孩子，只能留给长子一人，需要自谋生路的孩子们，还是能够找到各种机会。然而，经济重心转向农业之后，谋生的机会不如从前那么多，出生率自然随之降低。社会上不仅出现了不生孩子的夫妻，更有甚者根本不打算结婚。人们对于未来甚少期待，更关注于眼前的所有，难免会变得消极和保守。普通人即使在衰退期，多少还是能保持苦中作乐的庶民力量，可怕的是统治阶级的活力不再。

兼任海军总司令和元首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正是威尼斯在17世纪以后精神构造转移的一个体现。尤其这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愿望，因此更具有象征的意义。

在威尼斯共和国漫长的历史上，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并非没有先例。由于陆军靠的是雇佣军，所以国家最高的军队长官是被称为“Capitano Generale da Mar”的海军总司令。在这个头衔尚未出现的年代，就有元首亲自带兵，冲锋陷阵的例子。比如说10世纪时征服亚得里亚海、取得制海权奥赛罗二世，以及13世纪初率领威尼斯军队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此建立起东地中海流域威尼斯基地网的恩里科·丹多洛。然而，正如当时没有“海军总司令”的官衔一样，这些都是在共和国在形成期才有的现象。

当威尼斯独特的政体稳定之后，元首与海军总司令不可一人兼任的这条不成文规定沿用了500年。因为威尼斯人相信，要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尽量地分散权力和权威。不过，元首中曾经担任过海军总司令的倒是不在少数。海军司令的职责除了指挥打仗之外，还包括确保补给线、与基地所在国保持良好关系等非军事性任务，唯全能型人才，才能胜任。因此，在出任过驻外大使和海军总司令之后当选为元首，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成为元首之后，就不能率军打仗了。

虽然长年累月的战争带来大量牺牲，但威尼斯应该还是有足够的人才去分担权力及权威。哪怕是战功显赫的英雄，也未必一定能成为元首，事实上更多人因为奔赴战场反而错失了当选的机会。

威尼斯人反个人英雄主义的态度向来是旗帜鲜明的。他们始终禁止公开展示缴获的战利品、敌人的各类军旗，刻意淡化率军打仗的武将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以防共和制精神遭到破坏。在当时的欧洲，唯一没有在重要的广场建立英雄铜像的只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然而，到了17世纪末期，威尼斯不仅允许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甚至为其塑像歌功颂德。铜像边上装饰着缴获的土耳其军旗，下面的台座上，还特地用拉丁语铭刻“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伯罗奔尼撒人健在。元老院敬上”一行字，唯恐天下人不知。或许这只是仿效古罗马共和时代元老院向打败汉尼拔的西庇阿赠予“Africanvs”（非洲征服者）称号的一种褒奖形式，但在威尼斯超过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获此殊荣，而且当时莫罗西尼还在人世。在他死后，更是为他建立了一座凯旋门。在这一连串动作中，唯一还显现威尼斯人原本特性的，就是铜像和凯旋门均放置于元首官邸内，并没有建在圣马可广场，或者威尼斯共和国玄关的船码头。

17世纪末期的威尼斯人，始终不能忘记克里特岛防守战的那段心酸记忆。之后莫罗西尼率军横扫仇敌土耳其的战绩，的确让众人一泄心头之愤，以纪念碑的方式记住胜利的心情，其实也可以理解，不过以前的威尼斯人也没有享受过绝对优势，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拿着简单的会话帖，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努力寻找商机，与那些完全不尊重外交官身份或旅行证件的异族打交道，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遇上战争，更是死伤无数，造多少纪念碑都不够用。对于非贵族出身的牺牲者，威尼斯共和国会向其遗属发放“遗属年金”作为补偿。而那些掌握国家权力，被尊称为Nobile的贵族，牺牲则是他们的义务之一。

尽管没有纪念碑，也没有牺牲的补偿，然而威尼斯依然可以像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道德力量可远及遥远的海外公民”。

在威尼斯为贵族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塑像、建凯旋门的百年之后，也就是共和国终结的10年前，造访威尼斯的歌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某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反英雄主义的国家，在颂扬英雄时将走向没落。因为英雄主义只是那些不甘心做出无偿奉献的人的一种自我陶醉。

17世纪初期，威尼斯学者帕鲁塔提出了政治的目的不在于权力，而是追求和平的主张。然而，与愿望相悖，威尼斯人为了保护硕果仅存的利益，几乎打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仗。

当威尼斯人失去地中海最后的堡垒，丧失西欧经济的主导权，甚至连反个人英雄主义气概都不复存在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品尝和平果实的境界。18世纪的威尼斯，宛如一位前半生深受男人宠爱，过了盛开的花季迎来岁月静好的女子，从容、优雅，只留华美不取奢靡。

我打算将这个时代命名为“维瓦尔第的世纪”。

【注释】

[1]此句为《平家物语》开篇诗中的一句。平家为日本中世纪一大武士家族，盛极一时，后被源氏所灭。——译者注

[2]此段话出自《平家物语》第一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