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在17世纪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与罗马进行的。虽然双方并没有动刀动枪，却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威尼斯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战争。

进入17世纪之后，在前一个世纪因宗教改革运动而处于守势的反宗教改革以西班牙为中心掀起了收回失地的反攻，展开了近乎疯狂猛烈的攻击。监狱里充斥着被视为异端的囚犯，女巫审判的恶行让那些虔诚无比的基督徒都心生厌恶。

在以耶稣会（Societas Iesu）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观念里，那些与他们信仰迥异的人的灵魂是迷失的。要将这些不幸的灵魂从恶魔的手掌中解救出来，靠近上帝，只有鞭挞他们的肉体，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相信，这正是自己作为基督教战士的使命。

然而，这种身负使命感的人们的残暴行为往往比普通人来得更彻底，更持久。为了防止卷入这场肆虐西欧的危险风暴，威尼斯共和国必须做出慎重且强韧的对策。

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有政教分离传统的国家。尽管同属天主教，但与其他国家不同，宗教界最高权威的大主教所在的主教座堂长期以来一直位于潟湖边缘的格拉多。从那里行船到威尼斯本岛，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虽然1451年主教座堂迁移至本岛，但被禁止设在象征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附近，而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国有造船厂、帆布工厂林立的城堡区，即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会场（Biennale di Venezia）所在地。

像佛罗伦萨或者其他地方，掌管祭祀活动的大主教从其主教宫殿至城中的主教堂，大抵只需要走几步路，但威尼斯的大主教，每次举行活动都得像出差一样，从大老远的郊外进城。圣马可教堂作为祭典威尼斯守护圣人的第一教堂，在法律上属于元首个人的礼拜堂，实际上则是威尼斯全体市民的教堂，而不是罗马教皇掌控下的主教座堂。由此可见，威尼斯人是多么不乐意让教会势力的大本营放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附近。

威尼斯还有一项异于其他国家的规定，但凡威尼斯出身的人，哪怕是神职人员，教皇也不能随意任命。主教或枢机主教的人选都是由威尼斯共和国向教皇提交一份4位候选人名单，教皇只能从这4人中挑选一位。这是为了防止威尼斯出身的神职人员利用天主教会的威信和权力做出背叛祖国的行动。威尼斯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在中世纪时巧妙地躲过了席卷欧洲的教皇派与皇帝派的斗争，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

谨慎小心挑选高级神职者的威尼斯政府，当然更不会让教皇插手任命那些直接接触民众的神父了。在被称为“Parrocchia”的教区中每区都有一位神父，他们是由教区所在地的居民投票选举出来的。罗马教廷时常会以信仰的虔诚度不可信为由，对这种选举神父的方式提出抗议，威尼斯政府对此向来是置若罔闻。自12世纪开始启用的行政区（Contrada）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出任行政区的长官均为世俗界人士。以行政区至代替教区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神父影响力的扩大，使得居民的生活也做到政教分离。

当时，宗教界人士参与政治相当普遍，枢机主教黎塞留出任法国宰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威尼斯，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哪怕再名门豪族，只要家族中有人当选为主教或枢机主教，在其去世之前，其他家族成员绝对无法靠近权力的核心。这项硬性规定因此也出现了副产物，有些政客故意提名政敌为枢机主教的获选人，如果运气好恰巧被教皇选中，便可以不动声色地将对手赶出政府的核心组织。

威尼斯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教会财产不免税，必须缴纳税金。顺便提一句，如今梵蒂冈在意大利境内的不动产依然需要缴税。

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将教会财产立为课税的对象，而且用法律来限制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是神父或修道士，宗教团体中擅长经营的人似乎不少。他们既懂得运用现有的资源，又会开拓新渠道，教会财产始终能保持有增无减的状态。除此之外，信徒的捐赠也是很大一笔收入。

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往往是一个令各国统治者头痛的问题。向帮助穷人的教会捐献善款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可是站在政教分离的立场，一个过于富足的教会，并不是当权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实力越强，对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对于仅靠课税无法解决的这个难题，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信仰圣马可或圣洛可等被称为“大会堂”的6个慈善团体，以及各自拥有守护圣人的职业工会，吸纳了大部分的捐款。为了进一步抑制教会的经济增长，威尼斯本国很早便出台了限制教会扩大不动产的法律。

不过，这条法律并没有在意大利内陆本土的行省实施。也许是因为与浮在海上的本国相比，行省的土地面积相对宽裕，所以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严厉的管制。既然没有必要性，这类刺激教廷的神经的事情自然是不做为好。

然而，以17世纪为界，行省教会的土地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16世纪初期开始，威尼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海上贸易一边倒的模式逐渐转向手工业、农业等多元化发展。到17世纪时，农业已经成为威尼斯经济中重要的一环。

包括国政在内，威尼斯人从事任何事业，向来是秉持着经营私人企业的精神，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农庄经营也不例外，他们在行省的那些农庄有很高的生产量，即使到了17世纪，威尼斯人在企业化上的天赋也丝毫没有衰退。

眼看着威尼斯人的农庄办得红红火火，那些修道院和教会所属的农庄自然不甘落后。这些教士们原本就有经营的头脑，依样模仿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不用多久，他们的农庄便发展到与威尼斯人相媲美的水平。而且，教会还有一个威尼斯人无法相比的优势，他们可以信徒捐献的形式进行“增资”。

出现这么一个强势的对手，仅从经济面考虑，威尼斯政府就不得不严肃对待，更何况还有影响政治的问题。于是，威尼斯政府决定，在行省也执行与本国同样的法律，行省教会扩大不动产的行动因此受限。然而，这条法律挑动了罗马教廷的神经。这就是1606年教廷对威尼斯所发动的“战争”的真正原因。

想要彻底贯彻政教分离，司法独立是不可欠缺的前提。威尼斯法律规定，哪怕是神职者，只要是在共和国领土上犯下罪行，必须由威尼斯法庭审判，而不是教廷的法庭。除了宗教罪之外，神职人员即使隶属教皇，也不能享受治外法权。1603年，威尼斯政府审判行省两名犯罪的神职人员的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

既然神职界的犯罪都在本国裁定，世俗界的审判，当然是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哪怕罪名涉及宗教。当时肆虐整个欧洲的异端审判，也存在于威尼斯。不过与其他国家审判员全部来自神职界不同，他们的宗教裁判所另外增加了三位世俗界的人士，并且规定未经帕多瓦大学法学部的答辩，判决结果一律无效。帕多瓦大学向来以学风自由著称，甚至聘请伽利略等受教廷排挤的人物担任教授。以这种形式进行审判，结果自然不会让主宰异端审判的西班牙和罗马教廷满意。在威尼斯从未出现过女巫审判，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必等到下一个世纪启蒙主义者发出赞赏，威尼斯人的信仰自由从来都是存在的。它不是经过大脑思考出来的主义或主张，而是1000年来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体质”而已。

威尼斯人自古以来就是依靠与他人交易而生存，所以深谙与信仰不同的人们共存共荣的必要性。在威尼斯国内，无论是出入德国商馆的威尼斯老主顾德国人，还是来帕多瓦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作为威尼斯水手主力的希腊人则是东正教徒。在那个时期，犹太商人也为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他们被准许在威尼斯境内居住，参与威尼斯企业的经营，在新旧犹太人隔离区内（Ghetto）自由地举行犹太教仪式。即使是那些以土耳其商馆为大本营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在威尼斯也从来出现过因信仰不同而遭受迫害的案例。威尼斯人的这种“体质”，不仅给当政者们建立政教分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成就了威尼斯出版业的兴隆。因为只有在包容异己的大环境中，才会产生言论的自由。

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笔下那些丰腴的裸体画，在威尼斯深得人心，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对它们做什么修饰。而在同时期的罗马，米开朗琪罗的耶稣裸体画的局部被水蓝色颜料遮掩，甚至古代雕像的私处都被刻意地盖上一片无花果的叶子。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绚丽多彩、自由奔放的罗马，如今笼罩在非黑即白、严酷苛刻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威尼斯自然成了那些人眼中的一个异数。

威尼斯人并非是天生宗教心淡薄。即使不以航海为业，但凡坐过帆船或渔船遭遇过风浪的人也能理解，人在狂涛怒海中的无助和渺小，唯有祈求上帝、神明等超自然力量的庇护。时至今日，教堂中依然保存着许多朴素的画作，它们都是人们在平安渡过灾难之后，为感谢上帝而捐献的，名为“感谢恩赐”。在捐画人中，渔夫、水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农民，这显现了陆地上的人们与海上之民在信仰上的不同风貌。(www.daowen.com)

威尼斯人对宗教界最高领袖的教皇其实并不缺乏尊崇之心，只是他们一贯反对教皇涉入政治。即使在17世纪大多威尼斯人的生活重心已经从海上改为陆地，这个立场依然不改。然而，当时的罗马大权掌握在以耶稣会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手中，教廷内部也到处是坚决排斥异己的人物。

有一次，罗马的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Camillo Borghese）曾经对威尼斯大使莱昂纳多·多纳（Leonardo Donà）说：“如果我是教皇的话，一定将威尼斯逐出教会。”大使回答道：“如果我是威尼斯元首的话，会对这个处置一笑了之。”

1605年，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成了教皇保罗五世。翌年，大使莱昂纳多·多纳当选为威尼斯共和国元首。这两位都不是轻易改变想法的男人。

在多纳就任元首三个月之后的1606年4月，罗马教皇保罗五世向威尼斯共和国下达了全面禁止圣务的教皇敕令，理由是威尼斯违反天主教会的法律，自作主张地审判了两位神职者，以及颁布法令限制境内的教会增长财产。

“禁止圣务”（Interdett）是破门前的一种处罚，教皇禁止辖下的神父主持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所有仪式。

接到禁令的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坚持主张世俗间的事情，除了神的指示之外，不应服从于任何权威，反而向教廷提交了禁止圣务有违教会法的抗议信。威尼斯人观念中的神的指示，就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相信政教分离绝对没有违背耶稣的旨意。政府命令境内的所有教会照常进行圣务，违抗者一律驱逐出境。

在威尼斯本国，除了所属耶稣会的教士之外，其他神父都遵守政府的命令，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在内陆本土却遭到了较大的阻力，有些教堂甚者要出动警察来强行举行弥撒。耶稣会被赶出了威尼斯境内，所属人员禁止从事传教活动，直到半世纪之后的1657年，他们才被准许回到威尼斯，但传教活动则是整整等了170年，到1773年才得以恢复。

强势的罗马教廷似乎也没料到威尼斯会做出如此顽强的抵抗。1509年威尼斯的屈服让他们以为可以再一次组成康布雷同盟，西欧各国齐心协力以军事行动对付威尼斯。然而，经历过宗教改革的1606年，与1509年当时的形势已不能同日而语。

首先是各国对此的反应不同。西班牙是反宗教改革的根据地，当仁不让地站在教廷的一边，但英国、荷兰表示支持威尼斯。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却始终保持着暧昧的态度。威尼斯非常清楚，正在走下坡路的西班牙嘴巴上叫嚷着要派遣军队远征威尼斯，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武的能力。

针对教皇禁止圣务的惩罚，威尼斯在采取形而下的应对的同时，也堂堂正正地展开了形而上的神学理论论战。主持辩论的代表人物是有前启蒙主义者之称的威尼斯修道士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在其稍后出版的著作《特兰托宗教会议的历史》中，他对1545—1564年在意大利北部特兰托召开的引发反宗教改革派卷土重来的宗教会议进行了批判。

威尼斯政府正式任命萨尔皮为共和国顾问，并支付定额的薪水，让他负责神学论战。政治上的交涉政治家足以应付，神学上的问题还是请这个领域的专家出马比较有利。保罗·萨尔皮是当时威尼斯革新派聚集的“里多托·莫罗西尼”的常客。“里多托”是威尼斯方言，意为沙龙，设在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安德烈亚·莫罗西尼的宅邸，因此称得名。“沙龙”的聚会上，经常能见到元首多纳和伽利略·伽利雷的身影。

持续了一年的禁止圣务的处罚，在1607年4月被解除。也许是因为呼应了下一个世纪发生的启蒙主义运动，欧洲诸国的知识分子们都非常关注这场威尼斯与教廷的“战争”，对它的解决办法怀着浓厚的兴趣。大多数人都认为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全面的胜利。

教廷不仅没有能够让威尼斯给神职人员予治外法权和撤回教会财产增长限制令，就连恢复耶稣会在威尼斯境内的宗教活动以及免除保罗·萨尔皮职务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威尼斯唯一的让步是在对限制教会财产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法。只要教会的敛财手段不太过分，政府便不会去深究。事实上，在之后的10年中，这条法律一次也未曾执行过。

时至今日，在西欧依然会经常听到“anticlericalism”一词，如果要翻译的话，大概叫作“反教权主义”。不过，它的含义不同于新教所提倡的信徒应当直接与上帝沟通，废除奉教皇为至高无上的教廷的主张，当然也有别于反宗教改革派的世俗所有事情都受到神的支配的观点。

在反教权主义者的观念中，无论信仰新教或天主教都属于个人的自由。但政治与宗教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活动。因此，在反对教廷支配世俗界的问题上，他们与新教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面对新教徒介入政治时，他们立刻又变身为反新教主义。站在反教权主义的角度，这种变化并不矛盾，是首尾一贯的。

耶稣基督在其短暂的生涯里，留下了一些经典的话语。其中最富有洞察力，同时也最不被后人遵守的，就是那句：“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无法拯救人的灵魂。这个早在2000年前就被指出的真相，直到20世纪的今日，依然有许多人浑然不觉。也许是耶稣的继承者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教诲，才会出现这种令人叹息的结果。

说到问题的起源，得追溯到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合法化。如果大帝的后人不是将基督教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只是承认它与其他宗教拥有平等的地位，也许就不会发生问题。可是，原本处于反体制立场的基督教会，一旦被纳入体制内，立刻从被害者摇身一变成加害者，耶稣主张的政教分离的深刻寓意，被彻底地抛在脑后。从罗马帝国的末期到中世纪，不知道有多少鲜血以神的名义而白白流淌。消灭异端的公会议、十字军运动以及教皇派与保皇（帝）派之间的恶斗等，均是不容他者的狭隘精神的体现。而自诩拥有上帝“专利权”的教廷，在每一次的斗争中，都会不失时机地强化其对世俗的影响力。宗教最强大的地方，就是握有地狱这个无人能反证的武器。尤其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非常懂得巧妙地运用这个利器来增强对善男信女们的控制。在影响民众这一点上，教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老手。

将人们从这种窒息状态中解救出来的，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马基雅维利曾经指出，个人的成就靠的是本人的才华和运气，但他从来没说过是靠“神的意志”。他的朋友，同样也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列举他死前最想看到的三件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插手政治的神职者。主张政治从宗教中独立，认为教廷应该迁往瑞士的马基雅维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精神象征，但在稍后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却因为无视神意的最高权威，其著作被视为恶魔之书。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在那些偏激、狂热的地区都禁止出现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罗马教廷也在1552年，正式将其作品列为禁书。圭契尔迪尼的书籍由于是写给子孙，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逃过了与马基雅维利齐名榜上的一劫。

虽然没有威尼斯人被教廷直接点名，但作为国家，威尼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至近世，在教廷的黑名单上始终“名列榜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教分离等反教权主义的基本要素，早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之前，便存在于威尼斯。在拿破仑拒绝大主教加冕，自己亲手戴上皇冠的1000年以前，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就职典礼就是由来自世俗界最年长的元首辅助官主持。

在常驻威尼斯的教廷所属机构写给罗马的报告书上，罗列着长长的书名和人名，那些书都是被教皇定为禁书却在威尼斯公开销售，那些人都是在自己国家被怀疑为异端分子而逃到威尼斯避难。

启蒙主义旗手之一的伏尔泰曾经说过：“威尼斯存在着与其独断、专制的政治形态（寡头政治）理应毫不相容的对于个人自由的绝对自信。”

也许威尼斯无法孕育出莱昂纳多·达·芬奇、马基雅维利这般的人物，但在这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保障，乃尊重个人自由”的姿态，这是不是很像一位没有留下著作的伟大的思想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