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形势有所转机，通常人们都会想到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胜利。与海战前结盟的困难相比，海战后大多争执不下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盟内的整合相对容易。

首先，所有人都认定唐·胡安是总司令的不二人选。对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继续担任副总司令，也没有异议。

由于各国均分到了缴获的土耳其战船，经费短缺的问题迎也刃而解。在缴获的117艘船舰中，西班牙获得59艘，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各有27艘，剩下的则分给了萨伏依公国、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等。当年的冬天，各国都忙着修理缴获的战船，既没有造新船的时间，也没有这个必要。海战前手头窘迫，不得不找托斯卡纳大公帮忙的罗马教廷，如今也成了拥有27艘战船的海军国家。

威尼斯因为有大批土耳其俘虏，人手不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用过戴着锁链的奴隶划桨手之后，威尼斯人发现他们的效率极高。根据当时一位舰长的记录，最好的划桨手是达尔马提亚和希腊人，其次就是奴隶，这些人比不习水性的北意大利志愿兵好用很多。

面对海战后的种种良机，威尼斯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向唐·胡安许诺了摩里亚（Morea）的王位，打算以实质性的东西，继续激发这位贵公子的才能和热情。摩里亚是当时伯罗奔尼撒的名称，其大半的领土都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把敌人的国土当作礼物听似荒唐，不过只要有一支像样的陆军队伍，以当时威尼斯的实力倒也不是不可能。唐·胡安对此相当心动。

唐·胡安作为勒班陀海战的英雄，尽管声名大噪，但毕竟是寄人篱下的身份。与同父异母的兄长菲利普二世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海战之后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威尼斯提出的摩里亚的王位，对唐·胡安应该是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时间刚转到1572年，他就立即通知同盟军开往墨西拿。

只是一谈起舰队的目的地，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像之前一样势不两立。西班牙主张前往北非打击海盗，威尼斯则坚持应该去东地中海歼灭土耳其舰队。唐·胡安向西班牙国王建议先帮助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占领据点，替代失去的塞浦路斯，但没得到菲利普二世的首肯。紧接着，唐·胡安又提出第二个方案：首先在春季由西班牙舰队单独进攻阿尔及尔，5月之后再转向东地中海。结果国王那里还是没有回音。

此时，威尼斯已经在科孚岛集结了100艘加莱战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新任参谋长索兰佐（Soranz）率领25艘加莱船前往墨西拿去迎接总司令唐·胡安。与此同时，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书率领13艘教廷战船正南下墨西拿；圣·克罗齐侯爵指挥的36艘所属西班牙的那不勒斯的舰队，也从那不勒斯出发驶向墨西拿。前往集结地的另外还有两艘马耳他的战船。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麻烦比前一年少了许多，没有人对联合舰队的第二次出征提出质疑。

在作战会议上，唐·胡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圣·克罗齐，以及代替在科孚岛待命的司令官福斯卡里尼（Foscarini）出席的威尼斯参谋长索兰佐等各国将领，决定将出港日定在6月14日。可是，5月1日教皇庇护五世的去世，却在这时给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在舰队出发的两天前，唐·胡安突然宣布战事无限期延期。大为震惊的柯隆纳和索兰佐向其追问理由，刚开始唐·胡安不肯作答，后来架不住众人的相逼，含含糊糊地承认是菲利普二世的指示。

唐·胡安本人似乎也不是很了解菲利普二世在此时叫停战争的真意。唐·胡安答应提供9艘西班牙战舰，由柯隆纳带领威尼斯等舰队前往东地中海，自己则留在墨西拿，为攻打阿尔及尔做准备。柯隆纳嫌9艘船不够，希望唐·胡安能借给25艘。他很清楚，新上任的教皇对西班牙国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只能靠他们自己争取。在与西班牙的参谋们协商之后，唐·胡安最后同意提供22艘加莱战船、1000名西班牙士兵和4000名意大利士兵。

22艘西班牙战船、12艘教廷战船（扣除1艘坏船）、索兰佐带来的25艘威尼斯战船，以及在科孚岛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总共有134艘，再加上从克里特过来汇合的船队，就是一支超过140艘的加莱军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组成的舰队。虽然规模不比勒班陀，但足以对付土耳其海军。最后，众人决定留下调集士兵上船比较耗时的15艘西班牙战船，其他船只前往东地中海寻找斗敌的机会。

7月15日到达科孚岛的舰队，与在那里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会合之后，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绕过半岛的前端，改向东航行。这时，传令船赶来报告称，唐·胡安率领剩余的船只已经离开了墨西拿，原来菲利普二世撤销了先前的命令。柯隆纳与将军们商量，该返回科孚岛等待唐·胡安还是继续前行。

威尼斯方面担心已经出发的舰队再折回根据地，军心有可能涣散。毕竟科孚岛在设施和安全上都好过西西里岛墨西拿。不想错过机会的威尼斯海军主张继续东行，柯隆纳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决定让传令船去给唐·胡安送信，让其追赶大部队。

科孚岛要塞

8月4日，舰队抵达威尼斯属地的开俄斯群岛。在那里，他们闻讯乌鲁齐·阿里指挥的160艘土耳其战舰出现在北面的玛尔维萨港附近。从开俄斯群岛开往玛尔维萨港，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基督教联合舰队迅速决定下开战的阵型。这一次还是采取了勒班陀海战时的混合阵型，由于威尼斯战船占多数，所以以三艘威尼船和一艘西班牙、一艘教廷船相配的形式。位于中央的主力舰队是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和西班牙舰队司令唐·安德烈亚德，左右翼的指挥官分别是威尼斯舰队的参谋长卡纳莱和索兰佐。

乌鲁齐·阿里似乎觉察到基督教联军的动静，躲在玛尔维萨港里久久不肯出来，一直到8月10日才出港。但他们很明显地采取了消极迎战的策略，零星打斗之后，乌鲁齐·阿里再次带着舰队撤回了玛尔维萨。这次冲突，土耳其损失较大，失去了7艘加莱战船。

这时候，一直是主战派的柯隆纳突然改变了主意，称唐·胡安应该已经抵达科孚岛，舰队也该撤回那里或者附近的海域。乌鲁齐·阿里从事海盗业多年，对地中海了如指掌。如果他想避开联合舰队的监视，带着56艘战舰抢先一步去攻打唐·胡安一行，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舰队得赶紧撤回与总司令会合。虽然威尼斯的将官们极力反对，但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是罗马的贵族，像他那样习惯于君主专制统治的人而言，所谓的合议制，不过是君主在拿不定主意时征求一下意见用的。一旦主子心意已定，下人唯有服从。威尼斯不得不听从柯隆纳的命令，往科孚岛方向撤离。(www.daowen.com)

离开开俄斯群岛的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群岛北上，一直返航至赞特岛，也没见到唐·胡安的影子。无奈之下，舰队只好继续北上，在快到达科孚岛时，总算是与唐·胡安及其舰队相遇。

唐·胡安暴跳如雷，责怪舰队没有在科孚岛等他，扬言要治西班牙舰队的司令官唐·安德烈亚德于死罪，甚而要求威尼斯像勒班陀海战时一样，让西班牙士兵登船。威尼斯方面不肯从命，辩解说勒班陀时因为人手不足，才允许西班牙士兵登船，情有可原，现在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威尼斯的拒绝是有充分理由的。勒班陀海战时，总司令官唐·胡安与时任威尼斯舰队总司令的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而且因为某次事件两人公开翻脸。

当时，威尼斯因为战斗力不足，不得不允许一部分西班牙士兵登上他们的舰船作战。但那些西班牙士兵并不买威尼斯舰长的账，韦尼耶担心影响战斗，于是杀一儆百，将6名最不听话的西班牙士兵吊死在桅杆上。唐·胡安对事前没有报告便自作主张杀了自己手下的韦尼耶大为光火，下令禁止他出席作战会议，换由后来在海战中战死的指挥左翼的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代替。

虽然韦尼耶的举动遭来司令官的勃然大怒，但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自打那次事件以后，西班牙士兵便对威尼斯舰长唯命是从，再也不敢胡闹了。

由于威尼斯政府当时希望乘勒班陀胜利之势，一举歼灭土耳其海军，最终还是换下唐·胡安不喜欢的韦尼耶，改由性格温和的福斯卡里尼出任司令官。司令官可以换人，但军心不能被搅乱。为了防止两国士兵间再出现冲突，威尼斯方面这一次坚决拒绝了唐·胡安的要求。

唐·胡安这一次完全没有道理，纯粹是为了彰显尊严而感情用事。司令官和威尼斯之间的矛盾，让夹在中间的柯隆纳左右为难。为了避免双方决裂，他最后提出了让其麾下教廷的士兵移到威尼斯战船上，再让西班牙士兵登上教廷的舰船的折中方案。就这样，因士兵大移动，白白地浪费了10天的时间。之后虽然舰队出征前往希腊海，但由于乌鲁齐·阿里的巧妙躲避和天候不佳，他们没有遇见大战的好机会。在零星地打了几场小仗之后，舰队又重新返回科孚岛。

10月20日，联合舰队正式解散。唐·胡安率领西班牙舰队返回墨西拿，柯隆纳带着教廷舰队也离开科孚岛前往罗马。尽管菲利普二世向教皇承若，下一年会派出更强大的舰队，但威尼斯完全不相信西班牙国王的保证。

无力回天的威尼斯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十人委员会”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发出指令，正式开始谈判。1573年3月7日，停战协定签订。在此之前一直相信威尼斯会继续抗战的西欧诸国同声谴责威尼斯的背叛行径。

就在差不多的时期，巴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谈判也正在进行。然而，热衷于结盟的法国并没有像威尼斯那般遭到千夫所指。法国和土耳其约定，在法国陆军向佛兰德斯地区发起进攻的同时，土耳其将会派遣300艘加莱战船组成的大舰队前往地中海，从陆海两地夹攻西班牙。和西班牙一样，法国也看中了阿尔及尔。为了达到目的，法国人不惜使用离间计，让威尼斯与西班牙反目。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赴任途中，竟然在威尼斯停留了两个月，引发西班牙的不信。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也受政府指示，积极地拉拢威尼斯加入对抗西班牙的阵营。

但地中海世界的形势容不得威尼斯与西班牙为敌。他们不会愚蠢到自掘坟墓，去加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实则高度危险的同盟。威尼斯人只希望与土耳其谈和，他们以半年前发生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为理由，巧妙地躲过了法国人执拗的劝诱。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对于法国人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结果证明，威尼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以夹攻西班牙为目的而结成的土耳其—法国联盟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法国侥幸地避开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非难。而威尼斯由于想法与行动过于实际，反而遭到各国的厌恶。

正如前文“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中所述，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虽然在经济面经受住挑战，获得了成功。然而，在城邦国家时代走向终结，君主制大国纷纷崛起，国家外交及军事靠力量和数量说话的大背景之下，威尼斯尝尽了资源贫乏者的无奈和悲哀。

“所谓强国，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本章节开头引用的索拉佐大使的这段话，道尽了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所直面的现实。

【注释】

[1]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