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君主论》主要讲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而《论李维》则是有关共和体制下的政治运作。《论李维》全名是“论蒂托·李维《罗马史》的最初10年”，有的译本将它翻译成“政略论”，不仅与原名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实际的内容。我认为意译成“共和国论”更贴切一些。

面对当时祖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分裂状态，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人，大概是深感仅一种政体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才就君主国与共和国做了分别的论述。

地中海及其周边

然而，同时代的威尼斯历史学家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马林·萨努多，甚至是以批判政府著称的吉罗拉谟·普留利，都不像以马基雅维利为首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们那样，尝试去探索理想的政治体制。他们只针对威尼斯的共和制进行论述，对自己国家政体的正确性，似乎没有丝毫怀疑。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能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作，而这些威尼斯历史学家的作品只剩下作为史料的价值。

但是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时，同时期的威尼斯，虽然出现过很不受人民拥护的元首，却鲜有人对共和政体感到绝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哪怕是那些远离政治的普通市民也没有类似的诉求。在城邦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潮流之下，威尼斯坚守共和政体的优秀执政能力，得到了包括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们的赞许。

那么，威尼斯是如何以此作为武器，展开对外政治的呢？关键点就是元首安德烈·古利提提出的——均衡列强的势力。

在这场艰难的政治游戏中，威尼斯用了法国这张王牌。法国虽然已经成为欧洲的大国，但它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而且对统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急速势力扩张倍感威胁。因此，威尼斯才将目标锁定于法国。不依附强国的荫庇，而是与更弱的国家联手，防止强国不断壮大，是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威尼斯一向奉行的传统政策。

然而，这场均衡势力游戏，对威尼斯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威尼斯需要西班牙来共同抵抗土耳其，同时又需要借法国之力抗衡西班牙。可是威尼斯又无法效仿法国为对抗西班牙与土耳其结盟，因为威尼斯与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有太多的利益纠葛。这样，威尼斯在与列强们同桌玩角力游戏时就不得不比别国背上更多的包袱。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过一段他与法国首相同时也是枢机主教的乔治·昂布瓦兹（Georges d'Amboise）的对话。两人因外交谈判而相识。

枢机主教说：“你们意大利人不懂战争。”

马基雅维利反驳说：“你们法国人不懂政治。”

马基雅维利口中懂政治的意大利，那时除了威尼斯之外的土地正遭受着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蹂躏。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最终靠的不是政治能力，而是军事能力，是资源的储备。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尽管守住了国家的独立性，但还是深切感受到缺乏资源的悲哀。

从15世纪到16世纪，威尼斯的商船，按照合理化原则，逐渐将主力的加莱船改成称为“盖伦”（Galleon）的大帆船。其主要目的是降低运输成本，解决战舰不能随时护航等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因火炮等武器的不断发展。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商船依然保持着首屈一指的实力。

威尼斯的军船还是以传统的加莱船为主力。自1460年之后，加莱军船在船尾安装了大炮。由于火器在海战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为装载更多的武器，又出现了一种船身与帆船等高的大型加莱赛战船（Galleasse）。从15世纪后期开始至整个16世纪的威尼斯舰队便是由加莱军船和运载军粮的帆船，以及加莱赛战船所组成的。

不过，当时的大炮命中率较低，而且换炮弹所用时间过长，不像铁炮可以三列并排轮番轰击。但将铁炮搬上战船又很不现实。所以当时战船上的大炮与其说是用来击沉敌船，不如说靠发出的巨响声和激起的水柱，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打击。

发射距离短是大炮威力不足的另一问题。英国纳尔逊将军时代的作战方式在当时尚未出现，所谓的海战，仍然是近距离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最有优势的还是依靠划桨控制船只的传统加莱船。因此，如果纯粹比较海军战力的话，主要是看舰队中加莱战船的数量。威尼斯海军除了传统的加莱军船，又增加了加莱赛战船。

根据1423年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著名的以“遗言”形式留下的史料，当年威尼斯所拥有的加莱战船是45艘。到1499年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加莱战船的数量增加至60艘。

虽说威尼斯采取了以防守海外基地为主的战略，可是80年的时间，仅增加了15艘军舰，增长速度还是相当缓慢。同时也证明靠这些数量的战船数量已经足以对付当时的土耳其海军。

可是，1538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第三次战争时，威尼斯虽然派出了82艘军舰，还是无法凭一国之力对抗土耳其海军。因为土耳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张至埃及、北非一带，他们收编了那些以阿尔及尔、突尼斯为中心的海盗，因此海军力量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那一年，威尼斯海军是与罗马教廷派出的27艘战船，以及西班牙的49艘战船组成联合舰队，勉强与土耳其海军打了一仗。

1571年发生的著名的勒班陀海战，威尼斯派出了104艘加莱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共计110艘军舰。加上西班牙、教廷以及其他基督教诸国派出的98艘军舰，总共208艘，才差不多与土耳其海军的规模持平。

威尼斯海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实力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继续保持着基督教世界海军国之首的地位。然而，其在地中海世界却只能属于二流。为什么威尼斯在与之息息相关的地中海地区，不能成为海上军事强国呢？

难道是财政的问题吗？答案是，也不完全是。

首先，威尼斯战船的武装化成本很高。武装指的不是大炮等武器，而是人力所需的费用。包括划桨手在内，全体成员都是通过募集而来的自由人，所以必须支付薪水。而土耳其可以用奴隶或者是从占领地强征而来的划桨手，西班牙同样也是无视民意，强行要求其占领下的南意大利地区的居民充当水手。与它们相比，威尼斯既没有这个权威，也没有这个权力。

威尼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分布图

第二，威尼斯与土耳其、西班牙的最大区别在于通商贸易在国家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换言之，海上悬挂着威尼斯国旗的商船，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因此，为了保护这些商船的航行安全，威尼斯必须付出庞大的军费来维护从本国到塞浦路斯岛的基地网络。

负责亚得里亚海警卫的舰队，不包括传令船和补给用的货船，仅常驻的加莱战船就有8艘。其中的6艘驻守科孚岛，另外两艘则以达尔马提亚的莱西纳为据点，执行海上巡逻的任务。

负责希腊警卫的战船有一艘驻守莫东岛。1499年，威尼斯一度失去莫东岛时，这艘战船并没有因此撤离，而是编入了驻守科孚岛的舰队。

除此之外，克里特岛近海有4艘战船，塞浦路斯岛也有4艘战船常驻。

以上只是平常时期的军舰数量，一旦发生战争，不管哪片海域都会同时增强兵力。1538年以后，平时的军船数量也达到了战时的规模。威尼斯的造船厂始终有40艘加莱战船待命，一旦出现战情，随时可以出动。这些没有冬休期的常驻舰队的船员，包括划桨手在内个个都是彪悍的海上高手，因此，他们的薪资也比较高。

威尼斯在军费上的高昂支出，对于打仗时才组舰队的土耳其和西班牙而言，简直不能想象。大国本身的存在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必常设舰队，但威尼斯为了保护航线的安全，不得不由始至终地绷紧神经。与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时，穆斯林海盗袭击威尼斯商船，完全是合情合理。两国一旦签订和约，威尼斯又会被基督教一方视为叛徒，遭到反伊斯兰先锋的圣约翰骑士团近似海盗般的掠夺。

除了舰队之外，海外殖民地以及基地的维持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地日常的费用需要靠本国的支援，连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和盛产葡萄干的赞特岛，也都无法完全保证自给自足，耕地面积稀少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就更加困难。以小麦产量为例，各地区能保持自给自足的时间情况如下：

斯帕拉托——5个月

卡塔罗——6个月

希贝尼克——以当地产海盐交换，勉强维持自足

科尔丘拉——4个月

这些作为威尼斯“高速公路”中间站的港口城镇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威尼斯除了要负担城塞、守军的日常开销以及港口的维护费之外，每年还必须向这些地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具体金额是：

卡塔罗

斯帕拉托——3000达克特(www.daowen.com)

卡塔罗——3900达克特

科尔丘拉——2000达克特

扎拉——8000达克特

像威尼斯这样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靠山，又必须为了经济与他国维系友好关系的国家，唯有不断地向这些地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好处。

威尼斯的国库每年必须花费庞大的费用来保证航线的安全。除了常规海军舰队以及基地费用之外，还要加上发生战争时的额外资产，也亏得威尼斯人有这个能力。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威尼斯才能长期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换言之，威尼斯是通过高额的军费以及人工费用，换取了经济的繁荣。所以说，威尼斯沦为二流海军国的原因，既和财政有关，又不是完全有关。

如果不完全是财政上的问题的话，难道是造船的能力不如土耳其吗？对于这个质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不是”。16世纪的威尼斯国有造船厂的供给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国家海军的任何需要。

假若从海上去威尼斯的话，进入港口之后，右手边就是国有造船厂。自1473年扩建了第三造船厂之后，整个生产规模，比但丁在《神曲》中咏叹的13世纪时期的工厂增加了两倍。

船厂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平时的员工人数维持在2000人左右，非常时期则会增加至3000人。就算在最和平的时期，人员也没有低于1000以下，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工厂。由于船厂还兼有武器库的功能，火药库也设在其中，因此四周筑有高墙，是四面环海没有城墙的威尼斯岛上唯一的城壁。工厂采用类似于现代的流水线作业，将大量的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同时进行不同类别的操作，以提高生产效率。

工厂的经营管理由共和国国会选出的贵族们担任，主要负责监管从各地采购来的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船只的库存数，以及支付工人的薪水等。造船技术人员则由平民担任，被称为“造船厂总督”的技师长相当于统领整个生产过程的总指挥。总督手下有数位工头，他们每人各承包一艘船的生产，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战事发生时，他们大多会在自己建造的船上负责航行中的船体维修。

国有造船厂（17世纪绘制）

造船技工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与贵族的女儿通婚。在不设近卫军的威尼斯，根据情况需要，他们还充当元首的仪仗队，发生紧急事态时，负责警卫共和国政治中心元首官邸的，也是这群在“造船厂总督”率领下的工程师。

工程师们对自己的技术充满自信、引以为傲，收入始终可以保持在中流以上的水平。他们处于国有造船厂的金字塔顶尖，下面分别是熟练工和学徒，这些平民构成了一个有别于贵族经营者的组织。

船身在第二、第三造船厂生产，最后送到历史最悠久的第一造船厂进行组装。第一造船厂内分门别类地设有几个仓库，可以推着船身从它们前面移动。首先去绳索仓库，装上所需的绳索之后，继续将船身推往大炮仓库，在那里装上大炮，然后再去石弓库、火药库。待组装完船帆，船锚搬上船后，整个“流水线”作业就算是大功告成。所有的零部件都有统一的规格，连划桨手坐的长木条板凳也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帆布是由附近的国有工厂提供之外，其余零部件全都在船厂内生产，通过这种拼装方式提高整个制造过程的生产效率。

完工后的船存放在工厂的船坞内，上有屋檐遮盖。这些随时可以下水的船只，在土耳其海军尚未发展强大的15世纪中叶，常有25艘在库，15世纪末期增至50艘。在1538年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备用数高达100艘。

这100艘全部是用于军事的加莱战船。除此之外，还有4到10艘大型加莱船、8艘小型加莱船以及16艘快速传令船，共计134艘船。其中的25艘在船坞内处于下水状态，只要水手们到齐上船，即可起航出港。其余的船只在干船坞中待命，但也必须保持10天之内能够出港的机动状态。

可是，现实总不如设想中的那么完美。16世纪的威尼斯为了对抗土耳其和西班牙海军，以及保护商船免遭穆斯林海盗的袭击，每年需要有40到60艘的新船下水出海。战情吃紧时，比如像勒班陀海战的前夕，威尼斯在两个月之内建造了100多艘加莱军船。

威尼斯缺乏的不是造船的能力，而是水手。

16世纪中叶，主要国家的人口数量如下：

西班牙——800万

葡萄牙——100万

德国——1000万

法国——1600万

意大利（威尼斯除外）——1100万

威尼斯（包括内陆本土）——145万

英国——300万

土耳其（埃及、北非除外）——1600万

很明显，威尼斯的人口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威尼斯也不像土耳其船有奴隶可用，威尼斯的奴隶最多不超过数十人，而且担任的是装饰性大于实际性的贡多拉的划船手。当时，罪犯也可以充当划桨手。不过由于威尼斯社会安定、信仰自由，这方面的人力供给数量也很有限。当时欧洲的罪犯以宗教犯居多，作为反宗教改革中心的西班牙，因此受惠不浅。当然，西班牙本身的领土面积，不是威尼斯所能比拟的。

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君主可以凭借其权威和权力从众多的属国强制征召水手，而威尼斯共和国只能依靠志愿者。

海军与陆军不同。陆军只要指挥官一声冲锋令下，士兵们大抵上都能成为战斗力。而海军就连划桨手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最好的划桨手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和希腊诸岛，他们熟悉水性、体魄强壮，能够胜任这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些地区向来是威尼斯招募水手的主要市场，可是自从土耳其频频在陆地上发起攻击之后，水手的供给规模日益缩减。

内陆本土属地的居民也是人力资源之一。不过这些意大利北部的男子大多不太熟悉水性，因此他们无法胜任冬天也要在海上巡逻的军舰上的工作，只能作为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内待命的预备船的船员。

当然，如果事态紧急，也就顾不上挑三拣四。这些不熟悉水性的男人会按照出生地，分配在同一条船上，指挥官也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豪绅名士担任。这种编制方法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那些来自加尔达（Garda）湖地区的水手，他们操控船只以及作战的能力，可以与那些出生于威尼斯但没有什么海上经验的工匠媲美。

1576年黑死病暴发之后，人手不足的问题日益恶化。原本船的两侧各有三人一排的划桨手，每人手持一桨，整个船上总共有25到28排划桨手。现在不得不改为三名划桨手共持一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会影响船速，但因为是生手与老手搭配共同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新人技术不稳的问题。

不足的还有打仗的战士。自从战船上安装了大炮，武器从石弓变成火枪之后，威尼斯战船的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发射武器的命中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加莱战船打的是肉搏战，基本上靠人多取胜。西班牙战船除了划桨手之外，另有百名战士，相比之下，威尼斯战船最多才60人，有时候连这个人数也凑不齐。

缺乏人力一直是威尼斯海军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便如此，为了维护商船航行的安全，不得不战。威尼斯的一位大使曾经说过：“没有贸易传统的国家，不会诞生海军。土耳其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如果按照这位大使的思路，不要说土耳其，就连西班牙也不是传统的贸易国。可事实上，16世纪时争夺地中海霸主地位的，正是这两个非传统海运国的陆地国家。

在16世纪初期，土耳其的苏丹曾经对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听说贵国曾经与大海结婚。如今，能娶海为妻的应该是我们土耳其吧。毕竟地中海上的土耳其人远多于威尼斯人。”

威尼斯不得不承认，以一国之力注定无法对抗土耳其。就在同一时期，统领西方大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正在摧毁海盗盘踞的巢穴，力图将势力扩张至北非。而在罗马教廷内部，不能再放任异教徒土耳其肆意妄为的意见也变得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