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维塞·古利提（Alvise Gritti）是元首古利提的庶出子。安德烈·古利提与在君士坦丁堡结识的希腊女子之间生有三子。性格温和的长子乔治，以经商为业，在出生地土耳其平稳地度过了一生。次子洛伦佐作为父亲的私人特使，负责土耳其与威尼斯之间的沟通，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阿尔维塞是小儿子，与其两位兄长同样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前期教育之后到了意大利，在帕多瓦大学继续深造。据说父亲安德烈最疼爱这位与自己性格相近的聪明好强的小儿子。安德烈与正妻所生的儿子，早在安德烈因帕多瓦防守战而一举成名为“威尼斯的古利提”之前，便不在人世了。

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即使是反个人英雄主义的威尼斯，也可以像他父亲那样大有作为，而在意大利其他国家，庶出子成为一国之君的例子更是不计其数。阿尔维塞具备了所有的条件，唯一阻挡他实现抱负的，就是威尼斯法律不承认非婚子女的贵族身份。

贵族的庶出子，哪怕才华横溢，也只能在政府机构做个书记官之类的事务官。而阿尔维塞却不能忍受这种拿一份固定收入，终日坐在书桌前的工作。他决定回君士坦丁堡寻找其他机会。作为父亲，安德烈贵为共和国最高之长，对儿子的处境束手无策，而阿尔维塞本人的政治信仰，也不接受为一己私利而践踏共和国体制的事情。

回到君士坦丁堡定居后的阿尔维塞，从事威尼斯和土耳其两国贸易。他向威尼斯出口土耳其的小麦，又向土耳其进口威尼斯物产，后来还做了土耳其军队的御用军火商，很快便成为土耳其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在商才上，他似乎也深得父亲的真传。阿尔维塞与宰相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结为好友，甚至苏丹苏尔曼大帝也非常喜欢与这位年轻人同餐共饮。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期的阿尔维塞·古利提身份近似双重间谍。但他不是游走于两国之间，以绝密情报换取金钱的那种间谍，反倒像一个情报交换中心，让两国彼此了解对方的情况。像他这类人物对于预防战争的爆发，其实是挺有帮助的，因为无知往往比熟悉更加危险。

当然，情报交换中心要起到作用，当事国双方的领袖必须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时土耳其的苏丹是苏尔曼大帝，而威尼斯则是信奉势力均衡政策的安德烈·古利提元首及其“核心小组”。

1528年，苏尔曼大帝攻打维也纳时，阿尔维塞·古利提与之同行。这场战争，唤醒了阿尔维塞沉睡多时的政治野心，发掘了他的军事才能。翌年，阿尔维塞受苏丹之托，作为指挥官率军队攻打匈牙利。他不负众望地成了战场上的英雄，并且在战事结束后，再次接到苏丹的任命，负责处理刚占领下的匈牙利战后工作。

威尼斯人肖像（提香绘）

1531年，一个传闻令威尼斯人震惊，现任元首的儿子改宗信奉了伊斯兰教！虽然那时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战事，但对于威尼斯而言，土耳其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假想敌。尽管威尼斯向来有独立于天主教会之外的传统，但这只是国家制定的政教分离的方针，从个人信仰的角度而言，威尼斯人都是天主教徒。阿尔维塞·古利提改信伊斯兰教，成了威尼斯一大丑闻。(www.daowen.com)

安德烈元首似乎在事前就接到了儿子的报告。他在信中规劝儿子打消改宗的念头，不要过分涉入土耳其宫廷。这些信件的副本时至今日依然保存。话说回来，父亲除了忠告几句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要说在选拔人才上讲求实力主义，当时的土耳其的确比威尼斯更适合阿尔维塞。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整个土耳其帝国只有苏丹一个主人，其他人皆是奴隶。苏丹本人也是后宫女奴所生，再加上土耳其禁止本国人为奴，可见他至少有一半的血液不是来自土耳其。

苏丹的家臣们几乎也都是奴隶。苏丹每隔几年就会从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定期征召10岁左右的男孩儿。那些离开父母的孩子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身体健康、心智聪慧的孩子会留在宫内，继续接受精英式教育；剩下的则去军队锻炼。那支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土耳其精锐陆军部队耶尼切里军团就是由这批人组成的。他们禁止结婚成家，只效忠于苏丹一人。这些狂热的反基督教的战士，原来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

可以说，土耳其帝国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由非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土耳其民族的起源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之所以会不时地出现反苏丹的动乱，主要就是因为纯种土耳其人对混血或非土耳其人的统治感到不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除了一个主人其余都是奴隶，就意味着奴隶们拥有平等的机会。虽然生死大权捏在苏丹的手里，但没有像威尼斯那种非嫡子不可的规矩。话说回来，再怎么机会平等，土耳其毕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阿尔维塞·古利提以基督徒的身份出任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改宗后的阿尔维塞似乎有心获取匈牙利的王位。

没过4年，阿尔维塞·古利提突遭斩首，消息很快传到了威尼斯。他究竟为何而死，至今也没有找到真相。但是儿子的早逝的确让做元首的父亲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据说，那些对傲慢不逊的安德烈·古利提一向没有好感的人，在那段日子也都尽量避免在会议上发表刺激的言论。

当然，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例子。不过，即使没有他那般的政治野心，却因为庶出子的身份而无法施展才华的年轻人在威尼斯应该为数不少。也许很多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才，就这样可惜地被埋没了。

16世纪下半叶，曾经针对威尼斯统治阶级的世袭制度有过两次提案，希望能够向那些非嫡子敞开大门，广纳贤才。两次建议，都是由原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提出，可见是暗有所指。可惜，提案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世袭制平稳地运作了200年，才孕育出安德烈·古利提这般的杰出领袖。改变一个绩效相对不错的制度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16世纪的威尼斯并不缺乏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人选，那些以共同体为先、个人私利在后的“嫡子”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