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第二个固定化问题说起。

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在威尼斯，即使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从事买卖，并借此积累本钱。政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安排了作为商船弓弩手的位置，通过海上锻炼获得商业和航海的技术。这些人不仅有薪水的保证，还可以利用经商的权利逐渐储蓄资本，如果在海上工作4年以上，甚至有机会晋升为船长。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东山再起、败者复活的机会。这项措施对于促进贫富之间的相互流通，防止贫富差距固定化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为了迎接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不得不改变以往的模式，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和以海上贸易为主的15世纪相比，16世纪是一个国内手工业蓬勃成长壮大的时代。对那些没落贵族而言，工业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只有做技工。可是，工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而且都有着靠技艺为生的自尊，贵族不可能也不愿意融入其中。在贵族与工人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中产阶级顶梁柱的事务官的职务。但是在贵族负责政治决策，平民负责行政事务的体制之下，贵族再怎么迫切地希望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没有资格做事务官。

“无地自容的乞丐”

唯有贵族阶级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不匮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共和政体的正常运作。深谙于此的威尼斯政府，积极地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没落贵族的救济政策。可是，由于经济结构所限，东山再起的机会逐渐减少。这类救济政策，在现实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慈善福利。这些被称为“Barnabotti”的没落贵族，只能在有钱贵族经营的工厂或农庄担任管理员，甚至还有人沦为乞丐。不同于一般的乞丐，这些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用黑衣遮住脸，只在眼睛的地方开两个小洞，人们称他们为“无地自容的乞丐”。

适者生存，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威尼斯，这些贵族还要负责国政。如果是贵族的嫡子，必须从事繁忙而且无薪的政务。在败者复活的可能性减少，没落贵族的弱势地位固定化的同时，投票中“买票”“卖票”的迹象逐渐明显起来。(www.daowen.com)

不过，所谓的“买票”“卖票”，不存在金钱交易，“卖票”者在元老院议员选举时给某人投赞成票，只是为了获得进入收入多、支出少的宗教界的推荐。正因为程度不算严重，所以还不至于动摇体制根基。威尼斯境内的神职，不允许大主教、教皇自作主张，向来是由政府提出4位候选人，然后再让教皇选择其中之一。

当时，神职收入丰厚，足以养活整个家族。帕多瓦大主教的年收入几乎与威尼斯共和国拥有最高薪酬的元首持平。其实，元首的薪酬相当于活动经费，按规定必须全部用于公事消费，但神职人员却没有这个义务。尽管法律规定，只要家族中有人担任与罗马教廷有关的神职，整个家族的男性都不能参与相关教廷的决议，不过相较于沦为乞丐，这点儿损失根本不算什么。

有人因为是贵族家的嫡子而吃尽苦头，也有人因为成不了贵族而愤愤不平。威尼斯的贵族只看父系血统，母亲一方的家族哪怕是穆拉诺岛的玻璃工人或者造船工、商人都不受影响。但是，如果男女双方不是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就没有资格作为贵族进入政界。

在这一点上，同时期的意大利其他国家就相对宽松许多。作为私生子，仍然能凭借能力和运气，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私生子遍地的教廷就不用说了，哪怕是那些君主国家，对庶出子也没有严苛的限制。但是威尼斯为了统治阶级的稳定化，坚持采用嫡子世袭制。虽说贵族的利益不如从前，可是被这项制度排除在外的人，完全没有任何补救机会。

元首安德烈·古利提（Andrea Gritti）和他儿子的经历，就是威尼斯这个制度下产生的光与影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