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寻求他国保护的热那亚共和国，或者是变为君主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同，威尼斯共和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共和政体。倒不是因为威尼斯人在意识形态上信仰共和，而是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对自己最合适。想要在政体不变，国家实力又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抗衡急速壮大的君主国，至少可以在提高行政效率上寻找对策。

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引用了马基雅维利《论李维》中的部分章节。这里，请容我再重复一次。

“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

在这段文章中，马基雅维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6世纪的共和国所直面的困境。在他去世的三年之后，其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运果然应验了他最后一段的预言。

那么，既没有改变政治体制，又没有亡国的威尼斯，是如何应对这个难题的呢？

正如“政治的技术”一章中所述，威尼斯共和国早在城邦国家全盛时期已经针对在共和制前提下提高执政能力，推出了最初的方案。那是在13到14世纪由元首皮耶托·葛登尼哥主导的行政改革。通过这场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改革，确立了日后掌管政治的统治阶级，这些人被称为贵族。

不过，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的贵族，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对臣下的审判权，甚至与平民之间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资产差异，所以贵族只是一个从政者的代名词。这次改革对确立威尼斯国内的统治阶级，即建立起一支政治专家的队伍，贡献不菲。这些政治专家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由20岁以上的男性贵族组成。由于贵族是世袭，因此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对保持政策的一贯性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威尼斯贵族注入大量新鲜血液，是在1381年对热那亚战争的最后决战之后。很多为这场举国战争做出贡献的人晋升为贵族，获得了共和国国会的席位。不过从那以后，除了极少数功勋显赫的人物之外，很少再有新血输入。在威尼斯推行本土扩张的15世纪上半叶，维罗纳、帕多瓦等新属地的地方名士们，虽然能享受自治权，却鲜有机会进入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状态之下，仍然完好地运作了200年。也许是因为从30岁以上的国会议员中选举产生的、成员不足200人的元老院适当地弥补了国会决议速度迟缓的缺陷。国会由1500到2000名议员组成，做决定的时间自然会慢一些。

事实上，一直到15世纪为止，元老院始终拥有极大的权力，国家的重要事项，几乎都是由元老院审议和决定。虽然那时也有总理府、内阁以及“十人委员会”，不过总理府和内阁主要负责提案，而“十人委员会”在那个时期主要是从事谍报工作和调查重大犯罪。

进入16世纪之后，这种运作模式的效率明显不足。相较于专制君主在听完大臣们的意见后，即刻拍板决定的速度，200人的元老院决议，还是消耗了太多的时间。

何况，做决定时决策者以及知情者越少，就越能保守秘密。在讲求秘密和速度的16世纪，威尼斯需要的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若想维护政体，就必须拿出违反政体精神的勇气。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让他们有机会将能力发挥至最大的一条途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动荡，引来他国的监视，威尼斯的改革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他们只是对原来的机构进行了重新整编，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元首：1人

元首辅佐官：6人

“六人委员会”：6人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3人

共计：16人

“六人委员会”是在1400年新设立的机构，由内阁中几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由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的部长们组成的工作小组。除了元首是终身制之外，元首辅佐官任期是6个月（以前是一年任期，16世纪后缩短至半年），六人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同样也是6个月，“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则是3个月做一次交替。由这16个人组成的权力中心叫作“内圈”，在它的外部，另设有“外圈”机构。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7人

内陆部：5人

“四十人委员会”委员长：3人

国家监察官：3人

共计：18人

任期均为一年。内陆部主要负责内陆本土属地的管理。四十人委员自古就有，以制衡元老院为目的，主管财政和司法。每一个委员中会安插一名国家监察官，负责监视委员会权限过大的问题。这是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或某一个委员会，威尼斯共和国独有的官职，任期一年，人选由共和国国会选出。

除了“内圈”和“外圈”的34个人之外，再算上军队最高司令官、派遣去外国交涉重要事项的特使，约40个人组成了16世纪后威尼斯共和国的实际政府。也就是说，200人的元老院精简至约40人。

威尼斯这次集中权力的政治改革，手段非常之巧妙。外国的间谍们很久都没注意到这个变化，而是将精力全部用在打探元老院审议的方案上。当然这也是因为政改后元老院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开会时仍然有众多的议案需要讨论，因此比较容易转移外人的视线。

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五章“政治的技术”的内容，一定会提出质疑：无论任期是6个月或一年，这些核心人物原本不都是有职在身的吗？而且不是要经过与任期时间相同的休职期之后，才能再选吗？

没有错，这次政改并没有触及这条共和制最根本的制度。

那么，6个月或一年就必须人选交替的规定，如何维持政策的一贯性？又怎么能达到这次改革所指向的迅速决策和保守秘密的目的呢？其实，法律上还是有空子可钻的。

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除了元老院议员之外，其他所有的官职都不允连任，必须经过休职期。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卸任后，不得担任其他部门的职务。

事实上，元首辅助官在结束6个月的任期之后，随即当选为六人委员会委员，卸任后又成为“十人委员会”委员长的情况，并不少见。也就是所谓的权力传递。

在一个委员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委员都在相同的时间结束任期。因此，根据职务的任期长短，有人可能会离开“内圈”一两个月，但几乎不会发生连“外圈”的职位都轮不到的事情。所以，威尼斯政府始终能够在同批人马的情况下，保持运作。

这种模式，既能避免政局陷入危机，又防止了个人权力独大的弊端。与此同时，通过经验成熟的少数人执掌政权，建立起一个高效且保密的组织机构。

曾著书讨论威尼斯政体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进入40人核心集团的很好的仕途范例。

加斯帕罗1483年出生于曾经出过元首的孔塔里尼家族。在30岁之前，他做过学问，也帮忙过家族的生意。他在精神层面上倾向于路德派，其两位好友都进入了修道院，然而，他却选择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政治。加斯帕罗独身，进入政界时并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

在担任了几个不怎么重要的职务之后，36岁的加斯帕罗被选为波河灌溉事业的负责人，因工作表现优秀受到了嘉许。翌年，他作为特使被派往神圣罗马帝国刚即位的年轻皇帝卡洛斯身边。那次的沃尔姆斯（Worms）之行，使加斯帕罗成功地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归国后随即当选为内陆部的委员，进入“外圈”。

紧接着，加斯帕罗再度作为特使前往罗马。待完成任务归来时，六人委员会已经为他准备好位子，加斯帕罗正式成为“内圈”的一员。

在那之后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加斯帕罗的经历就是最典型的权力更迭。“十人委员会”委员长卸任之后，随即当选为元首辅佐官，基本一直处于“内圈”。虽然有暂时离开“内圈”的情形，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外圈”。以这个仕途往前走，只要再出任过海军司令和陆军参谋，之后十有八九会当选共和国元首。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他的仕途突然中断了。

原来，加斯帕罗受到了来自罗马教廷的召唤。教廷看中他的原因有二：一是深受皇帝的信赖，二是独身。成为枢机主教的加斯帕，因此不得不离开共和国的中枢。与任命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为首相的法国，或者是常常聘请高级神职人员作为政治顾问的西班牙不同，威尼斯政府决不允许与教廷有关的人员兼任政府官职。对于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离去，一位隶属“内圈”的成员，曾经叹息称是威尼斯的损失。

不过，人在罗马教廷的加斯帕枢机主教仍然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为祖国做着贡献。他受教皇的委托处理天主教与新教（Protestant）的冲突，成功地缓和了两派间的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那些反宗教改革派的狂热信徒对威尼斯的憎恶情绪。威尼斯为了生存，不得不与穆斯林和平相处。然而，这种行径却遭到了宗教改革派以及反改革派同仇敌忾的抨击。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这番努力，对于祖国威尼斯是一份珍贵的帮助。

说回掌握威尼斯实权的40位威尼斯男人。除了元首和“十人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长之外，其他人的着装完全没有特殊性。

元首因为代表着威尼斯的富贵和权威，所以在正式的场合，必须穿戴华丽的服装，另外三位委员长由于负责重大的审判，为了方便在街头请愿、申诉的民众辨认，所以有穿红色长袍的义务。其他委员们则清一色地穿黑色长袍。这种黑色的托加（Toga）不仅是贵族，商人、律师和医师通常也穿，外观上丝毫看不出差异。我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曾经提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情况相反，在威尼斯往往是权位越高，装饰越朴素。而且除了元首有置装费之外，其他人都是不拿薪酬的。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以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为了对抗高效运作的君主国，就把所有的重要事项都交给三四十个人处理。正如威尼斯极其排斥一人独揽大权，他们也几近神经质地预防权力集中于单一机构的危险。因此，针对这个大约40人组成的实际政府，他们又另外设立了一个成员也在40人以下的“十人委员会”机构。

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反政府的叛乱。“十人委员会”就是在其中一次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平定之后设立的，时间是1310年。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与反政府阴谋有关的情报，并以此为据对叛国者进行审判和裁决。可是在元首法利耶之乱后，威尼斯很幸运地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重大事件，“十人委员会”似乎可以关门歇业。但建立起的机构，不能轻易地将它废除。“十人委员会”收集情报的高超能力和优秀的实绩，越来越凸显了其重要性。在政府做出重大决策时，这些情报成了必不可少的参考。这和CIA（中央情报局）长官必定列席美国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是一样的道理。

“十人委员会”虽然名称里有“十人”，其实成员除了10名委员之外，还有元首及其6名辅佐官，再加上一名国家监察官，总共是18人。监察官只有列席权，没有投票权，实际上是一个“十七人”的委员会。

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事项，除了18位委员之外，还必须另外加入“Zonta”。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翻译“Zonta”这个威尼斯词语，总之就是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15到20个人，他们大多是有过大使、特使或者军队司令等经验丰富的议员，共同商议决定。这是为了维持公平公正，避免将决定权交给极少数人而产生的制度。如果是外交上的问题，“六人委员会”的委员也必须到场。上述“Zonta”的成员人数从15到20人不等，就是看“六人委员会”是否需要出席。16世纪的威尼斯的公文中，常常会出现“十人委员会”“Zonta”的字眼，实际成员大约是40人，都是30岁以上的男性。

威尼斯的内政和外交

简单地说，前述的“内圈”和“外圈”的40人主要负责国家内政，而“十人委员”和“Zonta”加起来也差不多是40人的集团，主管外交。但现实中，负责内政和负责外交的最高领导，不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因此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其实也多有交叉重叠。

元首、元首辅佐官、“十人委员会”的10名委员，通常都同时隶属两个机构，“六人委员会”也经常参与其中，因此，属于“内圈”的委员，几乎参与了所有涉及国家最高机密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内圈”和“外圈”的分别，主要是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基本上是由“内圈”单独拍板定案。总而言之，威尼斯政府的中枢是由重叠部分占2/3的两个机构组成的。

“十人委员会”可以说是16世纪威尼斯政体的头脑。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元老院议员的马可·多纳托（Marco Donato），当时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www.daowen.com)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16世纪时的“十人委员会”和“Zonta”，灵活机动地展开外交工作的实例。

例一：

事情发生在1525年帕维亚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的卡洛斯率领德意志、西班牙联军，进攻教皇的属地帕维亚。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以罗马涅总督的身份，在前线指挥守军防御，奋勇善战。欧洲诸国眼看着卡洛斯势力不断膨胀，个个显得忧心忡忡。同样，威尼斯也不乐见皇帝的权力过于强大。

当时的教皇，是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手下亲信自然是以佛罗伦萨人居多。某日，教皇身边第一红人的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找来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询问威尼斯是否有可能不通过元老院审议，直接与教皇结成反皇帝同盟。大使火速派特使回国汇报此事，威尼斯政府“内圈”即刻做出了答复，给大使的文书上只写了一个字：“可。”

事不宜迟。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和“Zonta”迅速展开活动。3月3日，帕维亚战役刚结束，威尼斯便派特使秘密前往法国，向日后被称为“科涅克（Cognac）同盟”的缔结，迈出了第一步。3月8日，带着同样使命的特使，秘密出访英国。3月9日，驻米兰的威尼斯大使收到政府指令，要他去向米兰大公打探是否有加入同盟的意愿。同样的指示，也发给了驻守其他相关国家的大使们。

4月，在公开承认米兰属于斯福尔扎（Sforza）大公的条件下，双方进入了正式的谈判。5月、6月，秘密的谈判在米兰、巴黎、君士坦丁堡同时进行。之所以会有君士坦丁堡，主要是与土耳其结盟的法国要求土耳其加入。元老院一直到7月才得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例二：

1540年8月18日，“十人委员会”以元首的名义，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了绝密指示。两年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在普雷韦扎（Preveza）海战中败给了土耳其，威尼斯因此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进行和谈。

给大使的密令是这样的：

相信阁下已经收到元老院的决议。如果苏丹接受元老院的条件缔结和约，是最好不过的结果。这里，“十人委员会”和“Zonta”决定附加以下条件：

如果拥有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苏丹向负责谈判的阁下要求割让纳夫普利亚（Nauplia）和玛尔维萨，我们赋予阁下放弃两城其中之一的权力。倘若苏丹坚持两城都要，否则不签约，我们允许阁下全都放弃。

和谈成功了，不过是以最后放弃两城的条件换来的。“十人委员会”在没有与元老院以及国会进行任何商议的情况下，便做出了放弃两块海外基地的决定。

例三：

这也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有关。威尼斯、西班牙等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在勒班陀海战中取得胜利之后，战情似乎朝着威尼斯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断了和谈的念头。1572年3月，即勒班陀海战胜利的5个月之后，威尼斯以元首的名义，要求教皇批准威尼斯处决俘虏，以打垮土耳其人的士气。可是刚到6月，他们便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打探土耳其谈和的可能性。对西班牙怀有敌意的法国，对此事颇为积极。

可过了一阵子之后，“十人委员会”又决定维持现状，暂缓和谈事宜。原来，打赢勒班陀海战后，西班牙信心大增，正积极准备再组联合舰队挑战土耳其。不料，这个希望终成了泡影。1572年的9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nta”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正式与土耳其开始谈判的命令。同意大使可自由购买价值5万泽其诺金币（Zecchino）的礼品，赠送给对方负责谈判的官员帕夏；可以提高塞浦路斯的年贡金的条件，要求对方归还塞浦路斯岛。

土耳其虽然败了海战，但他们对威尼斯的处境却了如指掌。谈判进行得异常困难。“十人委员会”和“Zonta”的内部出现了应该把事情转交元老院商议的声音。尽管塞浦路斯岛已经被土耳其占领，但威尼斯实在是不情愿正式表示放弃。毕竟塞浦路斯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与纳夫普利亚、玛尔维萨不能同日而语。一些委员因此认为塞浦路斯岛的命运不能交给不足40人的小集团，于是，委员会就决定权是否交给元老院做投票表决，结果只有两票赞成。

和谈毫无进展。11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nta”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指示，可以不考虑归还塞浦路斯岛。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委员们又一次就决定权是否移交元老院做表决，这一次也只有三票赞成。

元老院被告知此事，是在1573年的3月，那是签订和约之后的事了。在塞浦路斯岛正式成为土耳其领土的消息公开之前，威尼斯造船厂几乎天天都有新军舰下水，水手的招募也没有停止，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威尼斯的市民也都以为仗会继续打下去。

以上三例都是与威尼斯有直接关系的事件。不过，对那些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十人委员会”和“Zonta”也常常不通过元老院及国会，擅自处理。

威尼斯共和国收集情报的能力，在当时首屈一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消息源源不断。教廷收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女就是其中一例。“十人委员会”决定向元老院隐瞒这个消息。文件之所以不公开，并非是威尼斯人担心走漏风声会影响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而是在关键时刻，此文件可以作为牵制教廷的工具。

按规定，任期届满归国的大使会在元老院做例行报告，但事前必须将报告的草稿提交“十人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时会立即指出不能公开的内容，有时候则将整张报告搁置一段时间。11月份写的报告，一直到第二年3月才公开的情况并不少见。

比如说，驻法国大使在归国报告中，提及法国存在反国王的势力。“十人委员会”禁止公开这段内容，一直到这股势力掌握了法国的大权之后，才同意向元老院报告。曾经的反对势力主政后，自然不会忘记威尼斯当初为他们保守秘密，这对日后两国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元老院看似被架空，但像其他国家经常出现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在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之间发生。这也许是和“十人委员会”和“Zonta”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自元老院有关。大概是议员们想到自己将来也有进入委员会的可能，所以就不争一时意气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威尼斯的政治家们对于保守秘密在政治及外交上的重要性有着一致的共识。

虽然马可·多纳托说“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但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废除“十人委员会”。

由于负责内政的“内圈”“外圈”和负责外交的“十人委员会”“Zonta”的成员有2/3重合，所以，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人数大约在60人左右。人员精简至此，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势必增大。成员轮流换岗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部门都由经验成熟者运作，因此与以往相比，不仅是对每一位人选的审核，而且对机构整体能力低下的防范也更为严格。

岗位轮流制使得一个人可能长期处于权力的核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威尼斯通过任职期短以及强制休职的规定，将风险成功地减至最低。然而，为了对抗高效的君主集权制，这项制度在执行时，就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正因为如此，人才的选拔，便成了共和体制的生命线。在威尼斯，既设有专门监管贵族阶层的贵族监察委员会，同时还有国家监察官制度，可是，仅仅监视是远远不够的。

有关威尼斯选举元首的程序，已经在第五章中做了介绍，这里就其他议员、委员们的选举，做些说明。正如选元首一般，威尼斯的选举方式不是单纯地从数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而是首先要选出拟定候选人名单的成员。威尼斯人认为，首先要有客观的候选人提名，才可能实现最终选举的公平公正。

威尼斯选举的第二个特色是，不仅可以投赞成票，也能投反对票。这点和现代的选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获得赞成票最多的人，要在反对票不高于赞成票的前提之下，才算当选。否则，哪怕赞成票第一也是白搭。

由于可以投反对票，所以不可能起立或举手表决。威尼斯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为投票者保密。

我们以共和国国会为例，来看看选举的具体流程。包括元首在内，元老院议员、国家监察官、“四十人委员会”、元首辅助官、海外殖民地总督以及基地的城主、陆军参谋、海军总司令、参谋等官员，都是通过国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一年中至少有20次选举，多时更高达40次。每周的星期天定期召开会议。

首先，在会议日的前一天，即星期六，在里亚尔托桥周边张贴公告。

星期天，会议在元首官邸内最大的共和国国会议事厅举行。待全体议员到齐之后，大家按顺序走向元首及其辅佐官就座的议长席前，那里摆着一个大箱子。每个人将手伸进箱子里拿一颗小球。如果拿到的球是金色的，代表此人成为候选人提名小组的成员；如果拿到的球是银色的，表示没有资格提名。为防止有人作假，金球上巧妙地刻有印记。

拿到金球的人在议长席前面的一排位子依次坐下，直到满36人为止。由36个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再以座位的顺序分成4个小组，在4个房间内进行候选人提名。等4份候选人名单出炉后，便开始选举。

议长报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超过千名以上的议员，便要离席一次去投票箱投票。白色的球代表赞成，绿色的表示反对。除了投票者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他投的是白色还是绿色。整个投票过程反复多次，直到所有候选人的表决票投完为止。实际上，候选名单不只4份，另外还要加上元老院和“核心小组”的提名。如果是改选半数以上的元老院议员，投票的次数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复杂但迅速有序的威尼斯国会选举场面，每每让外国来的参观者惊叹不已。

国会的普通议员有提名权，代表所有贵族皆平等这个共和体制最根本的理念。但是像元首辅助官、总督、舰队司令等重要的官职，实际上大多是以元老院、“核心小组”的提名决定人选。

选举过程中，禁止任何发言。为了杜绝拉票活动，拟定候选人名单和投票都必须同一天内完成。

赞成及反对票一并作为当选标准的威尼斯特有的选举方式，常常会产生有趣的结果。比如说，在1500年和1509年，当元老院议员进行半数改选时，由于反对票数高于赞成票，元老院提名的候选人几乎全体落选。政治和军事的失策，通常是导致议员们落选的原因。1500年是因为前一年与土耳其开战，而1509年则是由于外交上的失误而引发康布雷同盟战争。编年史的作者普留利和萨努多都将当时的状况比喻成政权交替。

在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根据规定，一个家族中只能有一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有资格参选元老院议员，不过，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连续再选的职务。在候选人几乎全部落选的那两次，取而代之的，基本上都是经验不足，但家族中有人战死，或者是本人骁勇善战的新人。想来当时的情形，如同现在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不信任投票。

这样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政体正因为凭借着高效的运作，才能够与当时的君主国抗衡。正如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尼斯的政体可以说是最接近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理想政体，即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君主制混合的政体。

根据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理论，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代表了民主制，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等核心机构代表了贵族政治，而元首，则是在保留了终身制这个优势的同时，又剔除了世袭这个缺陷的改良型君主制。这三种体制相融相合形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无论是加斯帕罗的理论还是在现实中，都证明了这个政体多数不会恃众横行，少数不会滥用特权，元首不会利用其地位和名声推动君主专制。

威尼斯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源自他们一贯秉持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就像“十人委员会”的某一位委员所说的：“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

尽管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包括庶民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起来抗争。其理由是威尼斯的法律保障了人人平等的权利，在利益分配上更趋于公正。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浪潮中，威尼斯人所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无法相比的。类似异端审判这种极端的现象从未在威尼斯出现过。

威尼斯的医疗水平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对黑死病的预防处理措施，便可证明这一点。虽然医院经常会用“不治”等嘲讽之词来作为院名，实际上医术还是相当高明。曾经在日本传道的沙勿略，在远赴东方之前，就是和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一起在威尼斯的医院学习过医术。

威尼斯也是第一个将外科医生和理发师做明确区分的国家。当时在其他国家，外科与内科的区别，就是外科医生兼任理发师，或者更准确地说，外科医生是由理发师兼任的。而在威尼斯则没有外科内科之分，医师都属于同一个行会。理发师另有行会，除了拔牙之外，禁止任何医疗行为。威尼斯的医生们除了在毕业时需要通过国家考试之外，每年还要接受一次鉴定考试。

根据法律规定，威尼斯的远航船必须有懂内科的随船医师。而同时期的英国船，还处于剃头匠充当船医的水平。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不少教授都有过船医的经历。他们从医学院毕业后，先在医院进行实习，然后随船走四方。和威尼斯的商业、外交一样，远航船也是非常重要的实地教育场所。船长的餐桌上常常会看见船医的身影。

威尼斯派驻海外基地或内陆本土行省的官员，以公正清廉著名。在中饱私囊的贪官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威尼斯统治下的属地民众，在面临可能被其他国家统治的抉择时，大多都愿意归属威尼斯。这种倾向在同属天主教的意大利行省尤其明显。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后，那些抛弃败北的威尼斯向法国、德国敞开城门的城镇，不到10年又纷纷转投回威尼斯的怀抱。个中理由除了厌烦了大国间的争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大多民众比较喜欢威尼斯的管理体制。在威尼斯，官员一旦受贿，便是死罪。

外交向来是与经济技术齐量等观的威尼斯的另一项重要资源。向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做法，便是由威尼斯首开先河。那些大使们卸任归国后，按照规定必须向元老院做情况报告。报告通常都写的很长，内容包括对驻在国各方面情势的分析及总结，以及对未来走向的预测。听取报告的元老院议员们也十分投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过大使的经验，哪怕是那些尚未经历的人，日后基本上都有成为大使的可能性，因此大家都很珍惜这种获得宝贵情报的好机会。

同样，写报告的人也相当认真。因为元老院对归国报告的评价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仕途。像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那样在归国后随即被提拔进入核心的例子，并不少见。

如今，这些报告经过整理编辑成10多卷，陆续在出版中。虽然19世纪中期佛罗伦萨曾经出版过一次，不过眼下正在出版的才是完整版。目前（1980年）已经出版的9本包括有关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的报告，之后还会有土耳其、意大利诸国的篇章问世。这些报告是了解当时欧洲和中东地区可信度最高的史料。

总而言之，在那些不拘泥于单一的意识形态，将政治视为可行性技术的人看来，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制运作效率可圈可点。然而，这种威尼斯式的体制，虽然有利于培养具有宏观视野的全能型政治家，却不如君主专制统治下能够造就专业型行政官僚。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才华与艺术相通，主要靠天赋。因此，对于那些成不了优秀政治家的人，至少要让他们在某个领域有所作为。可惜的是，威尼斯的政体，在这方面的安排相当欠缺。威尼斯共和国不仅缺少产业或行政上的专家，就连专业的海军人才都没有。

不过，在威尼斯贵族阶级，即培养政治家的机构还能充分发挥实力的16世纪，上述问题尚未成为明显的缺陷。给威尼斯共和制投下阴影的，是其他两个问题，一是血缘，二是贵族阶级内部贫富差距的固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