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代已经转变，重量级的国家开始苏醒。这些大国都是君主制，一旦遇上贤能的君主，便会迅速地发展壮大。16世纪之所以被认为是近代国家的开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贤君。

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卡洛斯（Carlos I）即位成为西班牙国王。

1519年——卡洛斯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基督教世界世俗领袖。拥有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The Netherlands）、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以及东洋和新大陆，被称为史上首位国际领袖。

1556年至1598年，在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帝国迎来了顶峰时代。

另一方，东方大国土耳其，自1517年占有麦加之后，便名正言顺地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在红底白色新月五角星国旗之外，又添了一面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底新月五角星旗。在1520年至1566年苏莱曼大帝的统治时代，土耳其的领土西起蒙古，东至波斯湾西岸，北自克里米亚，南延伸至维也纳城墙，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

法国在那个时期虽然没有出现能与上述两国媲美的英明君主，但由于中央集权日益增强，国家实力雄厚，是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全国土地都适宜耕种，在非常时期，可以保持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它高达1600万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卡洛斯时代的德国与西班牙两国人口总和，才能与之匹敌。尽管内乱不断，但在西欧能与日不落帝国西班牙抗衡的国家唯有法国。

16世纪的欧洲势力图

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实施君主专制成了强国。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摘下有色眼镜，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万恶的制度。不可否认，君主制的确存在许多弊端，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还是有不少优点，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它是最有效率的政治体制。(www.daowen.com)

首先，事情由一个人说了算，决策时间短。实施政策时，只要命令控制系统组织得当，指令可以传输至末端，并且具有共和制所欠缺的高度的权威性。此外，君主以下的人各司其职，无须太多的政治全才，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新兴国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以16世纪为界，共和制色彩浓厚的城邦国家不断消失。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它们无法对抗逐渐壮大的周边国家，还因为其政府的执政能力不如君主制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国家资源的浪费增加，而浪费又将导致国力的衰退。原本就没有土地基础的城邦国家，本就欠缺浪费资源的本钱。这些小国，一旦开始出现衰退，国力就会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落。不消说阻挡，甚至连减缓跌落的速度都极其困难。

佛罗伦萨共和国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佛罗伦萨在共同体合议制遭遇挫折之后，改为美第奇家族僭主制，之后又进行了种种尝试，试图找到一种高效的政治体制。终于在1530年，共和国体制如夜空中一瞬绽放的烟花，消失无影，变身为一个以美第奇家族为王的君主制国家。

佛罗伦萨从城邦国转变为领土型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之后，其地位降至一个中等国家的首都。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如果威尼斯也沦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外港，想来人们不会感到惊讶。但威尼斯并没有沉沦。

兰克^[1]曾经指出，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得到了与18世纪的英国政体同等的赞赏。18世纪的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因其高效受到了各国的赞誉和关注，那么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应该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获得了他国的肯定。

然而，与18世纪的英国不同，16世纪的威尼斯面对既有优秀的君主，又有高效体制的君主制大国的崛起，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这个得到褒奖的体制，并不是威尼斯人有心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