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非但没有被急速变化的时代潮流吞没，反而在综合实力上，更胜于经济飞跃期的14、15世纪。威尼斯的成功，靠的不是贸易的多样性，而是整体经济的多元化。当贸易垄断已经变得不可能的16世纪，威尼斯致力于手工业的振兴，充分激发并有效地运用了潜能。

在16世纪之前，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始终将经商视为贵族的天职，甚至对同时期积极从事丝、毛纺织业的佛罗伦萨的贵族们嗤之以鼻。当时的威尼斯贵族，虽然也对本国的手工业做些投资，但几乎不参与经营。他们更愿意自己驾驶着船，去遥远的异国他乡买卖商品。进入16世纪，当发展工业变得必要时，那些所谓贵族的事业乃贸易之类的话，统统被他们扔在了脑后。这种见风使舵的态度，多少也反映了威尼斯人的性格。

1506年，当香料贸易陷入危机时，威尼斯政府成立了“通商五人委员会”，提出了在经营贸易的同时，积极发展手工业的计划。根据委员会的方案，政府降低了原料的运输费和关税，并推出开拓原料新市场以及保障工人权益等政策。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威尼斯工业在16世纪得到了发展。其中呈飞跃性进步的，当属毛纺织业。以前，威尼斯在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和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有两大生产基地，甚至在远方的德国也有加工厂。威尼斯主要是向这些生产厂家提供原料和销售成品。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政局变化，为威尼斯带来了机会，不仅本国的生产量增加，而且发展成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之一。

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可以说是一团糟，以至于对形势悲愤不已的马基雅维利奋笔疾书地写出了留名青史的政治哲学杰作。正如他的作品所示，当时的意大利不断遭到德意志、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瓜分，沦为欧洲的战场。威尼斯也被卷进了康布雷同盟的战争。所幸，浮于潟湖上威尼斯之城没有遭到炮火的攻击。

而在其他国家，战火破坏了工厂，原料及成品的流通完全停止，工人们失去了工作，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毛纺品产量大幅减少。不安的政治局势，让资本家们失去了投资的欲望，工人们丧失了劳动的意愿。拥有资本的人属于统治阶级，利益与国家息息相关，不能轻易地移居外国，而那些没钱一身轻的劳动阶层随时可以远走他乡。大量的工人从伦巴第、托斯卡纳来到威尼斯。

这些外来劳工愿意移居威尼斯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里几乎没有成为战场的危险。

第二，政局稳定，无须担心内乱。

第三，可以确保原料的供给，以及成品的销售。

第四，政府鼓励发展工业。

就这样，威尼斯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地引进了技术人才。

借这些熟练技工之力，威尼斯的毛纺织业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威尼斯1516年的毛纺品年产量是2000匹（pezzo），50年后（1565年）年产量增加了10倍，达到两万匹。4年后（1569年）产量记录继续更新至2.6万匹。到1598年，产量以每年平均9.6%速度持续增长，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就在同一个时期，西班牙的羊毛产量超过了英国，原料的运输成本因此降低，威尼斯的毛纺织业，非常幸运地遇上了发展的好时机。

除了毛纺织业，在16世纪欣欣向荣的另一个行业是丝织品工业。劳工人数也比从前增加了三倍，至16世纪末，从事丝织品工作的劳工数量，据说已经超过了造船行业的木匠和油漆工。工人数量增加的原因和毛纺织业如出一辙。

制造肥皂，是16世纪威尼斯急速发展的第三项产业。对肥皂需求的增长，大概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比不爱洗澡的古罗马人，更懂得讲究清洁了吧。这个想象还是挺让人愉快的。话说回来，粉状的肥皂溶于水之后，就是一个对付敌人攻击的利器，滑溜溜的肥皂水让人伸不开拳脚。威尼斯的加莱船，常备有相当数量的粉状肥皂，它们不是给船员洗澡用的，而是作为战斗的武器。说不定警察向示威队伍发射的水枪中也掺有肥皂水。

也不得不提一下玻璃制造业。这个行业与造船业向来是威尼斯的传统产业，16世纪时产量达到了最高峰。除了水杯、吊灯这些主要产品之外，穆拉诺岛生产的玻璃制品种类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这里生产的沙漏钟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外国传教士送给日本战国时代武将们的沙漏钟，说不定就是威尼斯制造的。除此之外，随着水晶镜子的技术开发，威尼斯镜子的生产更是供不应求。由于镜子产量的节节攀升，从业人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1564年时，镜工们脱离玻璃工会，单独成立了镜工工会。

眼镜的普及，也是这个世纪的一个特色。据说早在13世纪时，穆拉诺岛已研发出镜片，不过根据史料记录，眼镜的制造许可，是14世纪初颁发的。最早的一张戴着眼镜的人物肖像画，创作于1352年，如今保存在威尼斯附近的修道院，画中人物是一位枢机主教。

眼镜从研发到普及大约用了200年，其中大半的时间，也许是用于镜片制造技术的成熟。进入16世纪以后，戴着眼镜或手中拿着眼镜的肖像画变得不再稀奇。到了16世纪末，又出现了望远镜。

玻璃窗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项产业。它的普及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此之前，教堂的窗户用的是打薄的大理石，一般的民居，则是贴一块布料。当时能装玻璃窗的（虽然厚的像一排排瓶底），只有政府的建筑物和少数的大富人家。16世纪以后，玻璃窗的使用逐渐增加，据说威尼斯的每一个区必定有一户装有玻璃窗户的人家，想来人们一定会感觉屋内的生活，要比以往舒适许多。

提到玻璃工业的中心穆拉诺岛，就不得不说一下花边工业的中心布拉诺岛。如果观赏16、17世纪的画作，我们会发现，除了裸体画之外，几乎每张绘画中都出现了花边。花边工业在高峰时期时，布拉诺岛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了穆拉诺岛。

当然，16世纪的威尼斯也不是人人都忙于振兴地中海贸易或手工业。提香、丁托列托、保罗·委罗内塞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文艺复兴绘画中，最富于感官魅力的威尼斯画派，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现，迎来了黄金时代。

作为文化事业的分支，技术水平堪称欧洲最高水准的当属威尼斯的出版业。与艺术不同，出版业属于企业，它在16世纪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版业作为对威尼斯多元化经济贡献颇丰的产业之一，我觉得有必要花点儿篇幅介绍一下。

众所周知，铅活字印刷术是在15世纪中叶，由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这项技术引进威尼斯是在20多年之后。威尼斯最早的印刷书是西塞罗^[2]的文集，总共耗时4个月，印数100本。之后文集再版，虽然印刷的时间与初版相同，但数量增加至600本。显然，印刷的效率高于誊写。

威尼斯出版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与毛、丝纺织业一样，最初都是因为借助了其他国家的优秀技工之力。这些出版行业的人才选择移居威尼斯的理由，也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们相差无几。

不过出版业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威尼斯之所以选择西塞罗的作品作为最初印刷的书籍，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的阅读兴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要满足读者这一需要，首要条件是必须处于一个容易获得手抄原本的环境。拜占庭帝国在灭亡之前，逃亡意大利的枢机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带来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威尼斯国立图书馆就是以这些藏书为基础建立而成的。(www.daowen.com)

然而，单是有机会阅读原本还不足以出版古典书籍。要出版古代典籍还需要有能够校对原本中错误的有识之士，而且多多益善。所幸，威尼斯在这类人才的数量上也占有优势。出版业同样兴旺发达的佛罗伦萨和罗马也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以上两个条件。

不过，出版业兴盛最重要的原因是保证言论的自由。当时的言论自由，意味着摆脱宗教上的束缚。在这一点上，威尼斯肯定比同时代的罗马要来得自由。其自由程度甚至胜过佛罗伦萨、米兰和巴黎。为了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威尼斯共和国长久以来一直极力排除罗马教廷权力的干涉，可谓是国家的传统。因此，只要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唱反调的内容，哪怕是教廷的禁书，统统能在威尼斯出版。

路德、马基雅维利，还有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以及伽利略等人的著作均能在威尼斯找到。色情书籍在威尼斯不仅没有被禁，反而遍地开花。可以说大众文学的兴起正是从威尼斯起步的。除了保证言论的自由，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承认了出版权这一概念，至于著作权则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自1495年起的97年间，整个欧洲总共出版了1821种新书，其中的447本是在威尼斯出版的。相较之下，出版量位居第二的巴黎只有181本。威尼斯出版业顶峰时期的16世纪后期，威尼斯113家出版社在50年里，合计出版新书高达4416本，数量位居欧洲之首。

话说回来，一味出版新书，并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出版社要健康运转必须有大量的书籍再版。威尼斯出版界在这方面同样有着出类拔萃的能力。拥有再版20次以上书籍的出版社超过了50家，10家以上的出版社拥有数本再版了40次以上的书籍，更有甚者手中握有再版132次的常年畅销书。

说到威尼斯的出版业，不得不提及一位为威尼斯出版界奠定了根基的人物——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通过对他的认识有助于大家了解威尼斯出版业兴盛的原因。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印刷书的数量逐渐增多。刚开始时，印刷本依然无法摆脱手抄本的影响，以精美的大开本居多。这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在传统生产手抄本的修道院中印刷的缘故吧。印制精美的书籍价格自然非常昂贵。不过，修道院出版的书籍，向来有一群固定的读者群，而读者又基本上是担任神职的学者，无须自费购买，因此这些出版物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但阿尔杜斯却是一家没有特别惠利享受的私人企业。从内陆本土移居到威尼斯的技工阿尔杜斯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他认为，唯有开发新读者群体，印刷本才有未来。在没有大学附属出版社的那个年代，新读者群就是在校的大学生。

为了让读者加深对出版社的印象，阿尔杜斯首先为自己的企业设计了标识。社标由海豚与船锚组成，海豚代表出版的速度，船锚则代表内容的正确。

接下来，阿尔杜斯出版了“袖珍本”（口袋书）。大开本的书籍既不方便携带，价格又过于昂贵，而袖珍本正好相反，容易携带而且价格便宜。

然而，小型书的印刷，面临着一个问题：在大开本书上完全没有问题的哥特式字体，纸面缩小后则变得不易辨认。于是，阿尔杜斯发明了一种如今称为Italic的斜体，解决了小型书的文字识别问题。

阿尔杜斯出版社的标识

以这种形式出版的最先作品是维吉尔^[3]的诗歌集。由于书本小巧玲珑，价格只有大开本的1/8，它迅速成了学生们喜爱的畅销书。

和现代的口袋书不同，当时书的封面用的是硬板纸，制作软封面，成本反而较高。

这是因为当时不少的藏书家们，有欣赏封面的爱好。他们通常会按照个人的喜好定制封面，统一藏书的风格。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兴趣，出版社会销售没有装订的书籍，读者买下后，再请装帧师用毛皮或者是豪华的布料，甚至是银质的浮雕制成封面，装订成册。

这样一来，那些希望用有限的钱多买几本书，不想把钱花在封面上的读者的需求就难以满足。当时的软封面，真是软绵绵的，完全没有保护书籍的功效。哪怕是想用普通的牛皮纸做个封面，也得另外找人装帧。为了免除读者此类的困扰，阿尔杜斯社的低价版口袋书索性使用硬板纸封面装帧。

阿尔杜斯以口袋书、斜体字体、硬板封面的三点组合，向政府申请专利权并获得了许可。不过，还是很快地就被其他出版社效仿。无论如何，这种低价书的出现，对扩大读者群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阿尔杜斯在商业上的创意源源不断。他还策划了出版全集，这可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概念。1480年，阿尔杜斯首先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之后又相继推出了贺拉斯^[4]、索福克勒斯^[5]、欧里庇得斯^[6]的全套文集。除了通常本之外，还专门出版了拉丁语对照本，广受知识分子的好评。阿尔杜斯也没有忽视现代文学，基本出齐了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a）等人的主要作品。另外，还有出版目录提供给读者，目录中除了自家出版的书目之外，还收录了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位作者的作品。

如果自己的书在某家出版社出版，既能显示身份，又保证销量，相信任何一位作者都会有兴趣与它合作。伊拉斯谟^[7]在1507年主动与阿尔杜斯接洽，并于第二年出版了7年前他在巴黎出版的《格言集》。

阿尔杜斯社出版的《格言集》销量大好，截至16世纪末已再版132次，成了不折不扣的畅销书。

在阿尔杜斯出版社的大门口，张贴着一张招工广告。这张广告用考究的拉丁语书写，伊拉斯谟也帮忙修改过文字。自己也是一流知识分子的老板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大概是想以此当作招聘考试吧。

来者不拒。阿尔杜斯希望您简短说明来意，尽早归去。如果您有心像赫拉克勒斯解救疲惫的巨人阿特拉斯一般向我们伸出援手，不胜欢迎。这里有许多工作适合有此志向的人们。

1515年，阿尔杜斯辞世，遗体周围堆满的不是鲜花，而是他生前出版的书籍。在阿尔杜斯奠定的基础之上，威尼斯出版王国的声誉又继续保持了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