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莱昂纳多·达·芬奇并非横空出世，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壮举，亦非偶然，基础从200年前就已经打下。让鸡蛋立起来，只是跳脱固有的思维模式，但探索未知世界的航海，则需要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坚强的意志，而且绝对需要运气。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麦哲伦，都属于幸运的男人。

越是接近未知的世界，就越需要精准的地图。最早的近代地图，是在14世纪初期，由一位威尼斯的神父和一位贵族，以及一位定居威尼斯的热那亚制图工匠共同制作而成。这张涵盖了中东以及地中海周边地区位置的地图，即使按现在的标准，依然相当准确。三位制图人的本意，旨在为基督教进攻伊斯兰世界助力，尽管愿望没有实现，但这张地图的出现，却成了近代地图、航海图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弗拉·毛罗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为南）

进入15世纪初之后，威尼斯在制作地图领域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虽然热那亚人也擅长地图绘制，但由于他们欠缺共同体意识，根本没有想过让地图成为公共资源，在这一点上，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活跃于海上的葡萄牙人与他们非常相似。即使是保存下来的葡萄牙地图，几乎清一色都是在威尼斯制作，或由威尼斯人复制的。

15世纪制作的地图或航海图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视野向外伸展了许多。其中，威尼斯穆拉诺岛的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更是复苏了自古代以来便中断的世界地图的制作，而且在内容上增加了最新的知识。毛罗修士不仅认真地学习古代地图，详细研究了马可·波罗的记述，还幸运地得到了一位航海经验丰富的威尼斯人的帮助。

在与毛罗相识之前，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已经绘制过两张航海图。他的主业是威尼斯商船上负责警卫的战士。由于职业的缘故，比安科不仅对黑海沿线的塔那、贝鲁特、亚历山大、希腊诸岛了如指掌，对北非沿岸地区也是烂熟于心。他曾经7次跟随走佛兰德斯航线的威尼斯商船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

有一张海图是他在伦敦绘制的。地图上“巨大的确实存在的岛屿”，甚至出现了美洲的形状。从未涉足大西洋群岛的比安科的这份丰富的想象力，可能是在与那些乘坐威尼斯商船从里斯本到南安普顿的大西洋专线的葡萄牙领航员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

然而，要挑动起人们的冒险之心，仅靠地图、海图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字记录。诸如旅行记之类有过实际经历的人们的叙述，会点燃起那些尚未成行者心中的火焰。在这方面，威尼斯始终走在前列。西欧最早的游记全集就是威尼斯在1550年出版的。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陆续出现了有关新世界的记述。最初问世的，是威尼斯贵族阿尔维泽·达·莫斯托（Alvise da Mosto）的手记。他本人的经历，是许多因缘巧合而踏上未知之地的威尼斯人的典型例子。

1454年，阿尔维泽搭乘佛兰德斯固定航线的威尼斯商船去伦敦做生意。商船在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里斯本的途中，为等待顺风而临时靠港。在那里，阿尔维泽见到了葡萄牙王子的家臣、日后被称为“航海王亨利”的男人。这种见面，属于友好国之间惯有的礼节性拜访，话题通常以商业为主。而那一次与葡萄牙人的谈话，却深深地吸引了时年22岁的阿尔维泽，激发了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过，谈话之后，阿尔维泽还是按计划从南安普顿上岸，在伦敦办完事情后，返回了威尼斯。

第二年，阿尔维泽带着在非洲可能会热销的货物，再次登上佛兰德斯航线的商船。这一次，他在里斯本下船，换乘葡萄牙的船，沿着非洲海岸线南下，到达塞内加尔（Senegal）。当地的酋长相当“友好”，一匹马可以换到9—14个原住民。黑人奴隶在里斯本很有市场，但阿尔维泽赚到的不仅是金钱，这次经历让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又过了一年，阿尔维泽再次乘坐葡萄牙的船。在他的建议下，航行的目的地将再往南延伸至冈比亚（Gambia）。不料，途中遭遇大风袭击，船偏离了航线，结果偶然地发现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之后，阿尔维泽·达·莫斯托在里斯本居住了10年，专营欧非贸易。他将同胞从威尼斯带来的商品以及葡萄牙本地的货物卖到非洲，再购买非洲的土特产带回里斯本销售。其间，他把自身的经历记录下来，内容还包括葡萄牙水手们转述的所见所闻。

结束10年的海外生活之后，阿尔维泽返回祖国，开始忠实地履行威尼斯贵族应尽的义务，后半生一直担任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公职。他曾经参加过对土耳其的战役，当选为元老院议员，指挥过舰队，也出任过海外基地要塞的司令官。阿尔维泽在工作之余，将迄今为止收集的资料整理成册，有关非洲赤道地区最早的文字记录便出自他手。

除了非洲，在14世纪末期，还有一位威尼斯人发现了北美洲的格陵兰岛（Greenland）。这个人名叫尼科洛·泽诺（Niccolo Zeno），是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的英雄尼科洛·泽诺的弟弟。尼科洛曾在1385年时担任过固定商船队的指挥官，来往于佛兰德斯航线。之后，因为出任莫东一科伦总督时犯下的恐吓罪而遭到追诉，从此不再担任公职。

在佛兰德斯航线上任职时，尼科洛从英国水手那里听到了各种见闻，引发了他向西远航的冒险心。被剥夺公职之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在尼科洛留下的旅行记录中，对拉布拉多（Labrador）的爱斯基摩人的房子、皮划艇的描述十分准确，应该是的确目睹过这些事物。他还提及有一个修道院用热泉取暖、煮饭，这块土地日后被证实就是格陵兰。

不过，格陵兰是否是由尼科洛·泽诺所发现，至今无法定论。因为这份记录是在150年后，当赖麦锡计划编纂游记丛书时，在泽诺家的书库角落里发现的，因此，很难判断说内容没有经过后人的添补或修正。尼科洛本人从北大西洋旅行归来后不久，便在1400年去世，估计是没来得及公开发表游记。

与北美洲有关的，还有一位。他虽然不是威尼斯人，却有一个威尼斯的名字，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卡博托年轻时便移居威尼斯，后来娶了当地的女子，孩子也出生在威尼斯。1472年，卡博托在威尼斯的居住时间满15年，因此获得了威尼斯的市民权。他经营香料生意，常常来往于穆斯林统治地区，他在书中还提到曾经去过麦加。1493年，卡博托在瓦伦西亚（Valencia），遇见了途经此地，正要赶回去向西班牙国王及女王报告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哥伦布。

哥伦布告诉卡博托，自己找到了去往印度距离最短且最好的航线。可是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也曾在东方与印度商人有过接触的卡博托，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看出哥伦布带回来的那些所谓的当地产品以及原住民，都不是真正来自印度。而且他也不相信，往西航行只要那么点儿时间，就能到达当时被称作契丹（Cathay）的中国。

不过，与哥伦布的相遇，还是激励了卡博托。虽然他和哥伦布一样，从来不曾想过有新大陆的存在，但他认为，哥伦布所说的地点，不是通往亚洲的最佳航线。如果地球是圆的话，横穿纬度最高的大洋，由此从陆地南下至Zipangu（日本），从那里继续往南到盛产香料的岛屿，才是最有效率的航线。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卡博托选择以英国为起点。因为以前在南安普顿时，他就听说英国西部的渔夫自100多年前开始就在爱尔兰近海捕鱼，他们十分了解北海的航线。卡博托决定征集水手，并效仿哥伦布的做法，向国王请求资金上的赞助。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亨利七世。也许是因为玫瑰战争已结束，可以腾出精力来考虑国家建设，热衷于振兴商业的亨利七世答应卡博托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

卡博托将家人从威尼斯接到布里斯托（Bristol），正式着手进行远航的准备。英国国王承诺，如果在大洋彼岸发现了新土地，当地居民不是基督徒的话，土地将赐予卡博托。至于资金方面，国王则是推荐商人们提供。

可是，英国人天生疑心重，1497年出发的卡博托的探险队，最终只有一艘船参加，船员加上两位布里斯托的商人代表，总共才18个人。或许是上帝怜悯这支形单力薄的船队，海上一路通畅，35天后他们发现了特拉诺瓦（Terra Nova，即纽芬兰岛），卡博托将英国、罗马教会和威尼斯的国旗插在岛上。之后，他们沿着陆地继续南下了300里格（League，约2000公里）。距离日后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半岛越近，卡博托就越是确信他发现了一块富饶的新大陆。然而，现有的装备，无法支持他们继续往前航行，一行人决定先返回布里斯托。

无论是迎接船队远航归来的布里斯托商人，还是得到探险成功报告的英王亨利七世，当然还包括卡博托本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发现的新大陆就是亚洲的某处。这一次，英国人转变了态度，决定资助卡博托中断了的前往中国的探险，让他实现途中停靠日本，最终到达香料群岛的远航计划。翌年，从布里斯托出发的卡博托船队的航船增加到了5艘。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任何船或人归来。

过了一阵子之后，去大洋彼岸新大陆的话题便在英国销声匿迹。继任亨利七世的新国王亨利八世对寻找新大陆也没什么兴趣。乔瓦尼·卡博托留在布里斯托的儿子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o Caboto）虽然握有父亲遗留下的横渡大洋西行的全部资料，可惜形势不尽人意。结果，他离开英国，去了西班牙。

塞巴斯蒂亚诺在西班牙做了30年的总领航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主要负责汇总、研究航海历史记录，再配合气象观测，为远航大西洋的西班牙船队制定航线。气象观测要到16世纪中期，才成为航海技术的主流。1508年时的塞巴斯蒂亚诺，不知道是在哪里学到的气象观测的知识。如果是来自父亲的指点，那么其父乔瓦尼·卡博托的航海技术水平显然是远远超过了包括哥伦布在内的同时代的航海者。

也许是塞巴斯蒂亚诺·卡博托厌倦了书桌上的文案工作，他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组织船队探险的计划。他列举了各方面的实例证明，完全有可能发现通往契丹（中国）的最佳航线，唯一欠缺的就是资金。塞巴斯蒂亚诺拥有威尼斯市民权，所以才会向威尼斯共和国提出资金援助的要求。

威尼斯政府收到塞巴斯蒂亚诺的申请后，令因编纂游记丛书而与塞巴斯蒂亚诺有书信往来的赖麦锡，先对计划进行评估，最终由委员会做出决定。不久，人在西班牙的塞巴斯蒂亚诺，收到了来自威尼斯的回复，威尼斯拒绝赞助，理由是计划不切实际。

威尼斯原本就不是一个突出个人主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正好和它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开拓新市场还是发现新航线，热那亚人始终领先于威尼斯人一步。

然而，哪怕是被外国人抢先了一步，只要威尼斯判断事情有利可图，政府和个人必同心协力，赋予其实际的意义。尽管开发新商品的速度迟缓，但将其产业化的能力，威尼斯却是一流的。他们重视共同体利益，一切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那些个人创造力十足，但背后无国家支持的外国商人，常常会被威尼斯置于不利的处境。

威尼斯之所以对大西洋航线始终态度消极，既不是由于国力衰退，也不是国民丧失了进取之心，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定，西渡大西洋，不会对胡椒生意带来实质的效益。

达·伽马船队从印度归来的消息让威尼斯人惶惶不可终日。相较之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没让里亚尔托商业区的威尼斯商人们感到震惊。这是因为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满载香料而归，而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远洋船带回了印度人，但没带回一粒胡椒。

除此之外，威尼斯人对所谓的殖民帝国完全没有兴趣。如果对比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写的旅行记，就会发现两者的着眼点非常不同，西班牙人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如何占有新土地。不管怎么说，世界的确已经发生变化，进入了西欧各国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来扩张势力范围的时代。1542年发现的群岛被命名为菲律宾，就是源自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不是对任何无利可图的事情都毫不关心。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收集情报似乎成了他们的习性。1550年出版的题为“航海与旅行”的游记丛书中，竟然收录了关于当时与威尼斯毫不相干的日本的内容。

编纂这套丛书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Battista Ramusio），是决定威尼斯重大事项的机构、大名鼎鼎的“十人委员会”的书记官。他的编文周到缜密、公正客观，水准不亚于任何专业的出版人。这套游记丛书共计6卷，如果按照当今的装帧方式，每卷都超过了1000页。下面我将介绍全集的目录，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威尼斯人所关注的范围。

第一卷

*莱奥·阿菲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本名哈桑·瓦赞（Al Hasan Al Wazzan），出生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非洲见闻。

*阿尔维泽·德·莫斯托、佩得罗·辛特拉（Pedro de Sintra）、迦太基提督安诺内（Annone）、无名葡萄牙领航员等人的非洲西海岸航海志。

*瓦斯科·达·伽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M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的非洲航海记录。

*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本人提交给佛罗伦萨共和国统领的有关他两度远航新世界大西洋沿岸的报告。

*洛多维科·达·瓦尔泰马（Lodovico da Varthema）来自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的旅行记。

*希腊人扬波罗的印度洋航海记。

第二卷

*安德烈亚·柯撒里（Andrea Corsali）寄自印度的两封书信。

*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的埃塞俄比亚旅行记。

*赖麦锡与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关于尼罗河洪水的对谈。

*亚历山大大帝的海军主帅尼亚尔霍斯（Niarchos）的波斯湾航海记。

*威尼斯商船船长有关印度孟买、波斯湾、红海的旅行报告。

*奥多阿尔多·巴尔博萨（Odoardo Barbosa）有关东印度的记述。

*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有关从红海至中国一带的各王国、城市和居民的记述概要。

*尼科洛·达·孔蒂（Niccolo da Conti）、吉罗拉莫·桑多·斯特瓦诺（Girolamo Sando Stefano）的东南亚旅行记。

*麦哲伦（Magallanes）有关环球航行的报告。

*赖麦锡关于胡椒贸易的考察。

*路易·洛佩斯·维拉洛博斯（Ruy López de Villalobos）的太平洋航海记。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等耶稣会传教士寄自日本的5封书信。

*胡安·巴罗斯（Juan de Barros）关于亚洲的5篇纪文。

第三卷

*马可·波罗的亚洲旅行记。

*海顿·阿尔梅诺（Hayton Armeno）关于波斯的历史。

*乔瓦尼·马利亚·安杰耶洛（Giovanni Maria Anjoiello）、无名商人、霍萨瓦·巴尔巴罗（Giosafat Barbaro）、安布罗焦·孔塔里尼（Ambrogio Contarini）等的波斯旅行记。

*艾伯特·肯培塞、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等人关于莫斯科的著述。

*西吉斯蒙德·冯·赫尔本斯泰因（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有关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报告。

第四卷

*古罗马人阿利亚诺（Agliano）的环黑海航行记。

*乔治·因特力阿诺关于高加索人生活的报告。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关于西多族的记述。

*皮耶托·奎里尼（Pietro Querini）、克里斯托弗·菲奥拉万特（Cristoforo Fioravante）、尼科洛·米迦勒（Nicolo Michele）等人的挪威航海及其海难记。

*卡博托父子的大西洋航海记。

*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波斯旅行记。(www.daowen.com)

*尼科洛和安东尼·泽诺的格陵兰岛发现记。

*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和西莫内·迪桑·昆蒂诺（Simone di San Quintino）的蒙古人领地游记。

*奥多里科·达·波尔代诺内（Odorico da Pordenone）两篇关于中国旅行的记述。

*亚历桑德罗·瓜尼尼（Alessandro Guagnini）和马泰奥·米科奥波的东欧报告。

第五卷

*彼得·马特·丹吉安拉（Peter Martyr d'Anghiera）所著的关于新世界的十章概要。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所著的西印度群岛史概要。

第六卷

*费尔南多·科尔特斯（Fernando Cortez）的关于墨西哥的三份报告。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和迭戈·戈多伊（Diego Godoy）关于危地马拉的报告。

*西班牙无名商人关于墨西哥人的报告。

*潘菲洛·德·纳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等人的墨西哥探险记。

*弗朗西斯科·拉乌劳的加利福尼亚湾探险记。

*科罗纳多、安东尼奥·德·门多扎（Antonio de Mendoza）、马可修道士、费尔南多·德·阿拉孔（Fernando de Alarcon）等人有关北美（现美利坚合众国）的探险报告。

*西班牙无名骑士、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斯（Francisco De Xerez）、佩德罗·皮萨罗（Pedroo Pizarro）关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征服秘鲁的报告。

*亚马孙流域探险记。

*法国人的北美（现加拿大）探险记。

*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等人的北美东岸探险记。

*切萨雷·费代里奇（Cesare Federici）等人的北美旅行记。

*荷兰人的三次北海航海记。

以16世纪中叶的编纂水平，这套游记丛书的内容可以说几近完美，唯一遗憾，就是不可或缺的哥伦布本人所写的航海记没有能够被收录其中。当初，赖麦锡四处寻找文稿，结果还是徒劳无功。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来是西班牙政府顾忌与葡萄牙之间的政治形势，不想公开哥伦布的航海记；二来是因为原稿已经遗失，仅剩下封面和其中的两页。即使是复制本（应该说是忠实于原文的概要）也是到1825年才问世。赖麦锡编纂这套丛书时，哥伦布离开人世已经半个世纪。从复制本轻易转手来看，哥伦布的后人对此似乎不怎么在乎，因此不会像卡博托那样与赖麦锡书信往来，沟通相关事宜。

尽管游记丛书中没有出现哥伦布，但威尼斯政府对于他的丰功伟业并非一无所知。威尼斯驻西班牙的大使秘书官皮萨尼曾将哥伦布的航海记复本概要作为绝密文件送回本国，后来元老院议员兼武将的编年史作者马利皮耶罗（Malipiero），又把内容浓缩成两页，写进了自己所著的《年代记》中。

威尼斯政府对一粒胡椒也没带回的哥伦布都派了间谍去打探消息，更何况是对满载而归的瓦斯科·达·伽马舰队。葡萄牙国王公开发表的那些消息，威尼斯自然是不会照单全收，自己派人火速去了葡萄牙。

乔装成商人的威尼斯间谍帕斯奎诺（Pasquino）刚到葡萄牙，就因佛罗伦萨人的告密而遭到逮捕，后经威尼斯大使背后斡旋，很快被释放。出狱后的帕斯奎诺，表面上做着生意，暗地里不断地收集情报送回威尼斯。

帕斯奎诺的报告巨细靡遗。从达·伽马船队离开里斯本和归来的具体时间、船队的船只种类、船员人数、航线及其风向、船只的损失状况，到抵达加尔各答后印度人的反应、当地采购香料的实态，一应俱全，甚至连带回的香料的种类及其数量都有记录。帕斯奎诺还提到，达·伽马船队往返耗时16个月的航程（去程12个月，回程4个月），有可能缩短到8到10个月。

也不知道葡萄牙国王是否了解帕斯奎诺的真实身份，在接见时告诉帕斯奎诺，今后如果埃及的苏丹不肯卖香料，威尼斯可以来里斯本采购，再也不需要和反复无常的异教徒做生意。葡萄牙计划每年向印度发40艘船，同时也在考虑征服印度。

有关瓦斯科·达·伽马远航的详细情况之所以为后世所知，并非是因为他留下了航海记，而是在达·伽马归国后，在里斯本做生意的佛罗伦萨商人向本国做了报告。然而，这份报告长期无人问津，一直到它被收录进赖麦锡编纂的游记丛书中，达·伽马远航的事迹才广为人知。但是，早在书籍出版的半个世纪之前，威尼斯政府就已经掌握了非常详细且准确的情报。也就是说，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威尼斯在资讯方面完全没有落后于人。

那么，为什么威尼斯自己没有组织远洋船队呢？如果这是因为他们对征服殖民地没有野心，那么对大西洋航线的消极态度姑且说得通，但无法说明他们对非洲航线的忽视。与葡萄牙前往印度航线的船队相比，当时的威尼斯在规模上明显更具有优势。倘若再加上他们的组织能力，葡萄牙根本不是对手。然而，威尼斯竟然一次也没有尝试过远洋航行。

站在后世的角度评判历史的人们，认为当时威尼斯的不作为，体现了他们的保守性。可是，如果东地中海的市场情况真的是那么令人绝望的话，威尼斯应该无暇去纠结是否在远洋技术上落后，必定会全力以赴地开辟非洲航线。胡椒之于威尼斯经济，就像婴儿之于母乳一般重要。事实上，地中海的贸易不仅没有陷入绝境，反而形势相当好。至少葡萄牙人并不是由于西欧香料短缺的原因，而开始积极开辟非洲航线的。

300年来始终是威尼斯贸易主力商品的香料，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交易渠道大约有图中所示的4条途径。

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①和②两条路线由于盗贼的出没而越来越不安全。安全系数降低意味着风险增大，商品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虽然威尼斯商人没有撤离黑海沿岸的塔那、特拉布松等地，但在那些地方采购的商品主要是皮草和小麦等，从远方的波斯运来的商品几乎已经消失无影。

③和④路线中的叙利亚、埃及，由于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相对比较安全。1400年之后，这两条商路不仅运送东南亚群岛的香料，还有来自中国的货品。

话说回来，以埃及为大本营的马穆鲁克王朝，尽管控制了包括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大半个阿拉伯地区，可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如今的伊朗）却没有威慑力。换言之，经过巴格达的这条商路，无论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至大马士革或阿勒颇（Aleppo），还是穿过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登陆，经大不里士前往黑海，都无法保证安全。最好就是避开波斯统治下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一带。

威尼斯香料贸易路线

不管怎么说，经由红海的③和④两条商路所运输的货品，无论是从质或量上，还是远远地超过了①和②路线。红海线路还兼有前往麦加的朝圣功能，对穆斯林商人也十分便利。

香料之路

从印度运来的商品，在吉达（Jeddah）港卸货。结束朝圣后，穆斯林商人们便组成庞大的商队（caravan），穿越沙漠北上。人数之多，据说仅走出麦加城门就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当商队行至苏伊士附近时，分成两队，往北的前往大马士革，往西的则经过开罗前往亚历山大。

迎接穿越沙漠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开辟的叙利亚商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不仅是香料的集散地，也是威尼斯商品的输出地。尤其是帖木儿帝国将首都设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后，大马士革的很多工匠被强制迁移至撒马尔罕，叙利亚对威尼斯的依存度因此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威尼斯工业的发展在刚起步时，就是为了满足叙利亚的需要。叙利亚商路前往地中海的出口在贝鲁特和的黎波里。

基于上述理由，保证红海商路的安全，对于威尼斯来说非常重要。这条线路虽然总体上比较安全，但还是会出现种种麻烦。穿越沙漠的大商队即使有武装士兵护卫，但对那些骑着阿拉伯快马如疾风般袭来的贝都因人强盗还是防不胜防。埃及苏丹善变捉摸不定，再加上红海沿岸地方土豪们对埃及苏丹并非那么驯服，他们坐地起价，随意征税，这些问题都给威尼斯商人稳定商品成本带来了障碍。

到1424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威尼斯向埃及提供武器，协助苏丹成功地控制了包括亚丁（Aden）在内的整个红海地区。这不仅减少了红海航线的风险，从此也不必被迫停靠亚丁港，支付高额的关税。若无靠港的需要，阿拉伯的商船可以直接前往吉达。

埃及苏丹势力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沙漠霸主贝都因人。这一连串形势的变化，都促进了商品成本的降低，所以威尼斯才会把通商的主要地区，锁定在埃及和叙利亚。也正因为这样，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没有让威尼斯的经济受到致命性的打击。

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300年中，埃及的亚历山大对威尼斯人而言，犹如当今的纽约、伦敦对于商界的重要性。经营大宗贸易的商人或银行，都会在当地设立办事机构。哪怕是那些没有条件派专人常驻的中等商人，也会花钱委托代理人处理商务和收集情报，否则就没法在亚历山大做生意。威尼斯在亚历山大的领事馆，无论是工作量还是活动经费都远远地超过驻开罗的大使馆。

威尼斯在亚历山大有两间大商馆。虽说建馆的目的为商用，但建筑物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威尼斯人的美学品位，它们被誉为亚历山大最美的建筑。而他们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仅拥有一间商馆，加泰罗尼亚人和刚参与地中海贸易的法国人在亚历山大的据点都只有巴掌大。

由于是在异教徒土地，商馆的四周围起高墙，墙上是被威尼斯人称为“花边纹样”的阿拉伯独特装饰。这种装饰风格对威尼斯建筑的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元首官邸等建筑中看到“花边纹样”。

商馆中心区域的中庭，种有草木，装置喷泉，这也属于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进出不绝的商品放在拱门相连的回廊上，边上的房间有的作为仓库，有的则是谈生意的会客室。楼上是短期停留亚历山大的商人的宿舍，长期在当地的商人，大多会在商馆附近寻找独立的空间居住。为了防止火灾，厨房和面包作坊都设在楼上，另外还有理发室，解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

商馆还设有教堂。虽然馆内属于治外法权，但只要苏丹一声令下，这个权利随时都可能作废。为了保护基督徒免受狂热的穆斯林的伤害，馆内人员在夜间和伊斯兰教休息日的星期五，都不得外出。除了亚历山大，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内，威尼斯在所有的商业重镇都设有类似的商馆。

所谓交易，就是以物易物。单向进口的商业形式既不健全也没有持续性。就像叙利亚需要威尼斯商人的货品一样，埃及与威尼斯之间同样维持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威尼斯向埃及出口的主要货物包括德国人卖到威尼斯的铁、黄铜、铜和银器，以及意大利生产的纺织品、威尼斯特产的玻璃制品等。小型的携带式指南针也很受阿拉伯人的欢迎，不过他们主要不是用于航海，而是穿越沙漠时使用。

话说回来，以上这些商品不属于威尼斯商人的独家销售，热那亚、加泰罗尼亚、马赛等地的商人们也做着同样的买卖，只是商品种类的比重不同而已。由此可见，威尼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并非是源自商品的特殊性，而是将通商贸易彻底地系统化、组织化，这才是他们的独到之处。

前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威尼斯固定航线，以每年初冬返港的日程一直在稳定地运转着。船队通常由10艘商船组成，另有加莱战船负责保驾护航。安全且有规律的贸易是威尼斯人为自己定下的通商原则。

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政府的管理具体到每一条船，每一个商人。设立于各商业重镇的威尼斯大使、领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当地的领袖保持密切的联系，保护和监督在当地的本国商人。

可是，如果政府的“行政指导”做过了头，又会抑制个人的活动。因此，还需要有变通性。比如说威尼斯的海商法规定，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必须由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负责运输。但如果固定商船队的负荷过重，或者是遇到突发事件，还是可以先用帆船将香料从亚历山大、贝鲁特运往克里特或塞浦路斯岛，然后再从那里改换加莱商船运回威尼斯。

有法可依，能够给人们带来安心感。但过分的循规蹈矩，就像不爱运动的人容易出现健康上的问题。所以，在制定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到预防“动脉硬化”的问题。

威尼斯政府张弛有道的政策，为威尼斯商人在伊斯兰世界成为最受信赖的商业伙伴起到了帮助，任谁都愿意与守时的人打交道。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占据地中海贸易总量的2/3到3/4，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纯粹的经济思维方式。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哪个生意人可以保证自己只和观念相近的民族打交道。无论叙利亚还是埃及，掌控红海这条商路的是马穆鲁克王朝的专制君主苏丹，而且那些国家信仰的还是伊斯兰教。与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人保持共存共荣的商业关系，苏丹在理性上是认同的，但他的理性，时不时会被愤怒代替。

苏丹的这种“伊斯兰的愤怒”一旦爆发，即使是在商馆内享有治外法权的威尼斯人，照样会遭遇入狱、商品被没收等无妄之灾。但凡要求他们像威尼斯保证境内的穆斯林商人的权益一样，保证威尼斯人的商业自由和人身安全，当权者总是回应称此乃真主的意志。与穆斯林做了几百年生意的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再小的事情也是谨慎地对待，尽量不让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这里举一个例子。1442年，在巴勒斯坦亚阿卡经商的威尼斯市民皮耶罗·马切洛（Piero Marcello）因叙利亚人在生意成交后迟迟不肯付款，一怒之下将这名叙利亚人绑上了船。马切洛驾驶着这艘与朋友共有的帆船在贝鲁特靠港上岸。他不仅没有释放叙利亚人，还以谈生意的名义，将10名穆斯林骗上船，一口气开到罗德岛，把这些人卖给了当地人做奴隶。

威尼斯政府闻讯后，立刻宣布判处马切洛绞刑，并悬赏4000达克特的奖金活捉马切洛，交出尸首的人也能获得2000达克特。同时，火速派特使赶往开罗，要求勃然大怒的苏丹释放所有因受牵累而遭逮捕的威尼斯人，恢复威尼斯在当地享有的商业特权。双方交涉的结果一切如威尼斯所愿。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北非。当时正在北非沿岸航行的威尼斯商船遇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不仅船被拖到他们的根据地罗德岛，船上的10位穆斯林乘客全被卖为奴隶。

保护乘客的安全是船长的义务。于是，威尼斯政府下令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立即出动。抵达罗德岛的威尼斯舰队，在港口一字排开，船上的大炮齐齐对准要塞，逼着骑士团要么释放穆斯林，要么开战。不用说，威尼斯的船和乘客最后都平安归返。

很不幸，世间的事情并非因为做得有道理便能得到正面的评价。威尼斯的举动，遭到了基督教各国的非难，他们斥责威尼斯为了利益，毫无节操地勾结异教徒。从高举消灭异教徒大旗的圣约翰骑士团，到出没于地中海的法国、西班牙的海盗船，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去袭击威尼斯的商船。为固定航线的商船队保驾护航的威尼斯加莱战船除了要对付北非的专业海盗，还得提防同为基督徒的船只，在没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之前，绝不轻易地靠近做礼节性的拜访。

其实，威尼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非那么亲密。如果摆出强硬的姿态，能够解决问题，威尼斯愿意牺牲短期的利益。控制红海商路的埃及的苏丹，一直盘算着提高香料的价格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有一次甚至威胁说不到要求的价格，绝不出手。对此，威尼斯方面以价格不合理而断然拒绝。

拒绝了苏丹要求之后，威尼斯政府首先令国民将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财产或投资全部转移到克里特岛和莫东岛，除了外交人员之外，当地的商人及其家属全体撤往克里特岛。待苏丹无法再以没收财产或扣留人质相要挟时，威尼斯政府这才向所有到港的威尼斯商船下达指令，要求他们不要立即卸下带来的货品，见机行事，而且必须在船上进行交易。

结果，1430年出海的商船队只带回了少量的香料，但是在第二年的1431年，船队则是满载胡椒而归。

当然，专制君主的欲望不会因为一次的挫折便偃旗息鼓。被称作哈里发的埃及苏丹不断地尝试着去控制香料市场。遇到这种情况，威尼斯既做出过反抗，也有不得不妥协的时候。不过即使妥协，威尼斯人也会死缠烂打，能多争取一分算一分。与苏丹交涉的威尼斯大使，顾不上讲究什么体面，毕竟事关威尼斯商品的库存量。

最终，威尼斯按照苏丹提出的价格签下了210大袋的胡椒。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准许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的集市自由购买胡椒。210大袋的胡椒，仅是威尼斯商人在亚历山大集市采购数量的1/10。

为了解决两种采购价之间的差额，威尼斯政府以税金的形式向亚历山大的商人们征收，这样，胡椒的价格就不会因为对苏丹的妥协而受到波动。

如上文所述，威尼斯人对降低商品的成本和保证红海航线的相对安全，可谓是不惜余力。从1420年到1440年，威尼斯市场的胡椒批发价成功地下降了50%。每大袋胡椒40达克特—50达克特的市价，直到15世纪末都没有做过大幅度的调整。威尼斯就是以这个价格每年向西欧运送2万吨到4万吨的香料。顺便提一句，由于胡椒是香料市场的大宗商品，因此，香料整体价格的波动是以胡椒价格为指标。

这就是15世纪末期，以达·伽马为代表的葡萄牙向南，西班牙投资哥伦布向西，为寻找香料而探索未知世界的时空背景。那时的西欧不仅不缺香料，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真正意图在于瓦解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中牢不可破的垄断体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让地中海变成少人问津的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