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多·布拉斯卡是在11月5日回到米兰的。35岁的他，在抵达威尼斯后足足睡了三天才恢复体力。经过如此的长途跋涉，照理说应该不会再有观光的兴致，可是这位桑多·布拉斯卡先生，一路上又在帕多瓦、维琴察（Vicenza）、维罗纳停留，没有错过归途的风景。在维罗纳，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的遗迹。最后，他在米兰的近郊，和特地前来迎接他的兄弟、朋友们会合，可谓是春风得意人归来。

另一位与桑多·布拉斯卡同行的朝圣者德国的修道士施密特，可就没那么高兴了。当他回到故乡乌尔姆（Ulm）时，竟然听说亲朋好友已经闻讯他被土耳其人杀害，已经为他举行了葬礼弥撒。可见当时德国信息传递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而且准确性也很成问题。

话说布拉斯卡和施密特的这一趟朝圣，光是去程坐船的日子就有45天，在雅法上岸后走陆路前往圣城朝拜，之后再回到雅法上船，其间又用了22天，而回程在海上更是长达72天。真正是万水千山，漫漫长路。如果再加上他们往返于故乡与威尼斯之间，以及在威尼斯的等船时间，难怪桑多·布拉斯卡在出门前必须指定职务代理人。

在从威尼斯出发的朝圣者中，居住米兰的桑多·布拉斯卡的旅程算是最便捷的，但他在4月29日出发，到11月5日才回到故乡。像来自德国的施密特，或是法国的朝圣者，恐怕还得再加上两个月的时间。那两位在耶路撒冷与朝圣团分开后，环西奈半岛，再从亚历山大港返回的走“特别行程”的英国人，前前后后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

当然，如果运气好，一路顺风，又没有事故发生，还是可以缩短海上时间的。有记录证明，从威尼斯到雅法的航行只用了34天。不过，无论是持续顺风，还是无灾无难，概率都相当低。因此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去圣城朝圣，至少需要6个月。

桑多·布拉斯卡的圣城朝圣游记，于1481年2月在米兰首次出版，距离他旅程归来才3个月的时间。不难想象，再次做回官吏的布拉斯卡，一定是每天都废寝忘食地修改、校对着文字。这本书在1497年第二次出版，1519年发行了第三版。

撰写圣城朝圣记的，不光是桑多·布拉斯卡，仅从1458年到1498年，就有3位英国人、4位法国人、7位德国人和11位意大利人从不同的角度，写下了旅行日记。那么，他们留下文字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他们想以某种形式把自己的体验保留下来，其次是希望给日后去朝圣的人们作为参考。事实上，很多去朝圣的人，都会随身带着先行者的著作。第三个动机则是为了那些想去朝圣却因为种种理由无法成行的人，让他们通过书本实现梦想。包括桑多·布拉斯卡的日记在内的旅行书籍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不外乎是鉴于以上的理由。

这些“旅行记”通常都配有素描插图。桑多·布拉斯卡的书中也有一些不算漂亮的插图。在同类作品中，两位德国人撰写的书中插图，堪称精华。在那个没有摄影器材的年代，这两位在不同时期分别从威尼斯出发去朝圣的德国贵族，一位带了手绘师，另一位则带上版画师同行。

通过画匠们的笔端，15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街景、朝圣专用船“孔塔里纳”号的模样，波雷奇、扎拉、拉古萨、莫东、克里特岛的干地亚、罗德岛、塞浦路斯岛等朝圣船停靠的港口城市，以及上岸后的雅法、耶路撒冷的街道，还有圣墓教堂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许正是因为德意志人的这种追求，才促成了20世纪摄影产业的发达吧。当然，这只是我小小的异想天开而已。

这里，做一个郑重的声明。上文摘录的桑多·布拉斯卡的“旅行记”，有部分内容并非原作。因为许多在15世纪末的基督徒眼中稀松平常的事情，对20世纪的现代人而言却是相当陌生。所以，有关这部分以及航海的一些内容，我是参考了其他朝圣者的笔记和当时的航海记录，模仿桑多·布拉斯卡的笔调改写的。

另外，“旅行中”随处可见的祷告文，除了我简单地提到的两处，其余部分都做了删除。这些旅行笔记，对如今打算去朝圣的信徒们已没有实用的价值，当然也许会有人想了解在圣地的各处具体应该吟诵哪一段祈祷词，不过考虑到大多读者都和我一样不是基督徒，最后还是决定删除。

话说1480年，正是以花都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的花朵绚丽绽放的时代。在精神和经济上推动这股文化思潮的关键人物、人称“高贵的洛伦佐”，时年31岁，恰是风华正茂。在这位事实上的君主统治之下，佛罗伦萨共和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优雅、最幸福的时期。

这一年，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35岁。他接连创作了《春天》（La Primavera）和《维纳斯的诞生》（Lanascitadi Venere）。虽然这两幅画算不上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15世纪末最杰出的画作。(www.daowen.com)

莱昂纳多·达·芬奇，28岁，与波提切利同在佛罗伦萨。他正在画《博士来拜》（Adorazione dei Magi）。

而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卡普雷塞（Caprese）的乡间，5岁的米开朗琪罗大概正和顽皮的小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

在比卡普雷塞更靠近佛罗伦萨的奇昂第（Chianti）地区的某个村庄，11岁的马基雅维利正跟着附近的神父学习拉丁语和算术。这位日后开创了政治学的文艺复兴巨匠，彼时还是一个常常逃课的少年。

同一个时期，在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另一座文艺复兴代表城市威尼斯，贝利尼家族掀开了威尼斯绘画史的新篇章。家族成员中的詹蒂利·贝利尼，此刻正以文化使节的身份，在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宫皇宫，为土耳其苏丹作画。他是威尼斯政府根据土耳其苏丹的要求，作为威尼斯最优秀的画家被派去土耳其的。至于威尼斯画派第一人的提香，当时还是三岁的孩子。

另外还有一位人物，虽然在1480年尚未出生，但既然讲到文艺复兴，就不能不提他的名字。拉斐尔·桑西（Raffaello Sanzio）是在三年之后的1483年出生的。

细数以上这些璀璨的名字，让人感觉1480年似乎是一个远离朝圣，充满华丽的异教色彩的年代。事实上，这股现实主义的风潮，在之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我之所以挑选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朝圣活动论述，就是想证明在非宗教时代，人们依然可以保持虔诚的信仰。

简单说，圣城朝圣这个宗教现象即使受到外力的阻挠，依然会持续下去。然而，它一旦与威尼斯人扯上关系，就不再是纯粹的朝圣，而是变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性、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组织旅行团观光，并非现代的产物，这一点才是我想证明的。

当然，向大家介绍桑多·布拉斯卡的旅行日记，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原来圣城朝圣可以积攒那么多的赦免。朝圣后再度回到职场的桑多·布拉斯卡，官运亨通，一直做到驻外大使。他终生未婚，热心慈善，不做坏事，活到77岁，于1522年去世。想来他朝圣所攒下的免罪权，大部分都不曾使用，应该是带着天堂里有自己一等席位的信念安详地离开了人间吧。

【注释】

[1]Te Deum laudamus：“上帝啊，我们赞美你”，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圣歌之一《感恩赞》的第一句歌词。——译者注

[2]髑髅地源自拉丁语Calvaria的翻译，即各各他山丘。——译者注

[3]圣杰罗姆（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又名耶柔米，《圣经》拉丁语版的翻译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