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国家中最早得知拜占庭帝国灭亡消息的，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它也是最快做出因应对策的国家。与那些和东方没有直接关系，大可沉浸于悲愤之中，高喊着组织十字军讨伐异教徒的国家的处境不同，威尼斯人还需依靠与东方的贸易为生。

7月4日，两艘战船回到威尼斯。政府即刻命令船长阿尔维斯·迪耶多前往元老院，做情况说明。很遗憾现在已经找不到当时的会议资料，只有一份当时担任战船医生的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o Barbaro）所写的记录。巴尔巴罗的记录内容详细、文笔冷静，日后被认定是关于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最可靠的资料。想来船长在元老院所做的报告内容，应该与巴尔巴罗的记录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船只向来有归国后提供详细报告的习惯，估计船长应该是在从内格罗蓬特开往威尼斯航行期间完成了报告书。

深感事态严重的威尼斯政府，开会讨论至深夜。其间，除了健康原因无法久坐的人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准离席。当天的会议上便决定了相应的对策，而且很快就付诸行动。

威尼斯政府首先向驻守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的威尼斯总督，以及勒班陀的代理长官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他们加固防卫设施，储备粮食，以防土耳其军队的袭击。

同时，火速派特使送信给临时靠港在内格罗蓬特的海军司令雅各布·洛雷当，命令他率舰队在爱琴海巡航，务必保证那一片海域的制海权。

洛雷当另外还接受了两项命令。一是派快船去塞浦路斯岛，向与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国王转达威尼斯政府的决心，威尼斯一定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的伤害。二是为去君士坦丁堡赴任的新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Bartolomeo Marcello）准备好船只，让他可以随时出发。马尔切洛原本是作为驻拜占庭帝国的大使而前往君士坦丁堡赴任的。当他离开威尼斯，抵达内格罗蓬特时，君士坦丁堡沦陷，于是只好在当地等候政府的指示。现在他的身份变成了出使土耳其的大使。

7月12日，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接到了以下命令：

第一，接令后立即从内格罗蓬特出发，前往位于阿德里安堡的苏丹宫殿。

第二，派特使送去1200达克特，这是政府拨出的作为购买献给苏丹的贡品费用。希望马尔切洛能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

第三，转达威尼斯政府无意终止在1446年与苏丹穆拉德缔结的双边条约的意向，并且向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说明，参加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威尼斯人，纯属其个人行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此深表遗憾。

除了以上的命令之外，政府还指示马尔切洛，如果苏丹拒绝按照以往的条件更新条约的话，必须向政府汇报，不能擅自做出决定。相反，如果苏丹同意条件不变再续契约的话，必须以交还在金角湾被扣的威尼斯商船，以及所有在押的威尼斯市民为前提。

对于土耳其势必要求的人质的赎金，政府保证支付，但不能暴露此事，要让对方相信赎金是由人质家属支付的。

以上便是威尼斯政府迅速做出的应对土耳其的东方政策。不过针对国内和西欧，仍然有成堆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需要增强海军的力量。政府用征税所得（向有产阶级征收某类所得税，是威尼斯政府急需资金时的惯例）向国有造船厂订制了50艘军用加莱船。此外，对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基地提出了协助的要求。

其次是遗属的安置。7月17日，元老院批准前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诺特的一个儿子登上“亚里孟达”号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找失踪的双亲和兄长。如果确认被捕，就支付赎金将他们带回祖国。除此之外，米诺特之子还肩负着帮助其他威尼斯市民打探亲属下落的任务。

对于那些已确认战死的国人的家属，政府也没有忘记给出相应的补偿。尽管在苏丹面前说的是“纯属个人行为，深表遗憾”一套话，可是在国内，政府必须向人民显示这些牺牲者是死得其所。民众们对遗属们都深表同情，政府以发放“遗属年金”的方式，回应民意。

7月18日，元老院决定，向在战役中与入侵金角湾的土耳其战舰同归于尽的雅各布·库克（Jacopo Cook）船长的家属支付抚恤金。库克的儿子获得终身“遗属年金”，他的女儿们在出嫁时，将由国家代付嫁妆。

8月28日，米诺特大使已遭处死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元老院决定，他唯一的女儿结婚时，国家将支付1000达克特的嫁妆，如果是进修道院，则发放300达克特作为给修道院的捐款。米诺特的遗孀和儿子们，每人将获得25达克特一年的终身年金。

9月18日，元老院再次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指挥船上所有战死的船员家属发放年金。

10月12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另外两名战死的船员发放年金。

10月17日，向另一名证实已战死的船员的家属发放年金。

11月24日，元老院决定，由国家出资，赎回帕斯夸莱·安东尼奥（Pasquale Antonio）。安东尼奥曾是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船上的主力战士，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遭俘，后来被土耳其人卖作奴隶。

12月10日，元老院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家属发放350达克特。这位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勇敢顽强的指挥官，沦陷后被俘。因家族无力支付全部赎金，所以不足部分由国家承担。

12月28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3名战死的船员的家属发放终身年金。

以上的这些内容，仅仅是1453年所做的决定，之后不断有新的抚恤政策出台。政府之所以无法一次性全部解决，是因为要在证实战士阵亡或被捕之后，才能对其家属做出补偿。被俘的人们的赎金在1000到2000达克特之间，像雅各布·孔塔里尼（Jacopo Contarini）这种连土耳其人都久闻其名的富豪，赎金甚至高达7000达克特。国家对有能力支付赎金的家族，一律不给予援助，也不向战死的富裕贵族阶层发放遗属年金。

在对东方的土耳其以及国内的遗属做出相应对策的同时，威尼斯政府也展开针对西欧方面的工作。

继6月30日派特使去罗马向教皇报告君士坦丁堡沦陷和皇帝战死的消息之后，7月18日，威尼斯再次派人去向教皇说明向苏丹派遣大使的理由，再三强调威尼斯绝不是向土耳其妥协，派遣使节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威尼斯以西欧方面迟早会组织十字军东征土耳其，需要各国的共同协作为理由，恳请教皇出面调停，结束与米兰等国的战事。翌日，即19日，威尼斯又派特使去那不勒斯向阿拉贡王说明了意大利境内保持和平的必要性，希望他能做谈和的中间人。

8月8日，威尼斯政府与教皇派来的卡瓦杰尔（Carvajal）枢机主教就终结战争的议题进行了讨论。10日，威尼斯政府向各国传达了有意出席终战谈和会议的声音。

10月12日，各国终于达成共识，召开“和平”会议。威尼斯政府向出席会议的代表做出了详细的指示。与此同时，动员所有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进行游说工作，以防教皇改变心意。

在此期间，土耳其周边的各国纷纷参拜苏丹的消息，传到了威尼斯。那些使节祝贺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并且希望今后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苏丹一一接见了各国的使节，承诺土耳其不会侵略他们的国家。(www.daowen.com)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向各国提出了交纳年贡的要求。热那亚人所属的希俄斯岛6000达克特，莱斯博斯岛（Lesbos）3000达克特，塞尔维亚王1.2万达克特，特拉布松皇帝2000达克特，战死的君士坦丁皇帝的两位胞弟管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每人每年1万达克特。拒绝交纳年贡的，只有威尼斯和圣约翰骑士团。

此外，为恢复君士坦丁堡原有的人口数量，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实行强制性人口迁移。消息很快就被威尼斯政府所知，他们判断穆罕默德二世的这个举动，是准备将首都从阿德里安堡迁往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攻城战之前因大批人的逃离，已经减至3万到3.5万。经历了战争以及战后的屠杀，人口数量再次大幅降低。侥幸活下来的人大都也成了奴隶。据说，苏丹从君士坦丁堡返回阿德里安堡时，身后跟着两列奴隶队伍。当走在最前面的骑着战马的苏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山丘之中时，队伍后面还有人甚至尚未走出城门，可见被迫为奴的人数之庞大。

苏丹宫廷的侍童

被带回阿德里安堡的少年们，大多在军队接受训练成为士兵。长相特别俊俏的，成了宫廷中的侍童，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在苏丹的寝宫，陪伴对男色也有兴趣的穆罕默德二世。也有少年因拒绝伺寝而掉了脑袋。

女人们的命运，大抵与少年相似。长得漂亮的，被送进苏丹或者是大臣、高官的后宫。既不貌美也不年轻的，则成了土耳其人的家奴。

所谓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一座空城，并非言过其实。毕竟有太多的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仅靠亚洲来的土耳其人移民不仅数量不足，都市的机能也无法正常运作。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强制那些已经属于土耳其领土的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移居君士坦丁堡。城中居民的结构因此形成土耳其人与非土耳其人2∶1的比例。为了安抚这些非土耳其人，苏丹允许他们在基督教堂做礼拜。但由于城中以索菲亚大教堂为首的大多数教堂，都陆续被改建成清真寺，基督徒们也只能委曲求全地在挤在仅存无几的教堂里。

时间到了1454年的春天。威尼斯政府在前一年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4月18日，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总算与土耳其签下了友好通商条约。

苏丹承认威尼斯商人在土耳其领地内通商、通航的自由权，条件是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人必须缴纳所得的2%的关税。由于在威尼斯领土内行商的土耳其人也需要缴纳同样比例的关税，再说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因此在这一点上，威尼斯政府不算妥协。

除此之外，如果一方的商船在另一方的领土上遭遇海难，双方有交还船只、船员、货物的义务。在对方领土上死去的国民的财产，必须送返本国，不得就地接收。

在条约谈判的开始阶段，威尼斯政府便对特使下达了严格的指令，除了绝对保证威尼斯通商和通航的自由之外，还必须争取到威尼斯大使常驻土耳其首都的权利。对于后一项的要求，也获得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首肯。

从签署的条约内容来看，威尼斯不仅成功地再次确保了以往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协议，甚至连拜占庭帝国曾给予其的权利也大致被保留下来。唯一失去的，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居住区享受治外法权的权利。

这份友好通商条约，充分显示了威尼斯与土耳其的不同立场。自由通商和通航，对于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绝对条件，而非商业民族的土耳其对此并不重视。与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的数量相比，在威尼斯境内从事商业、需要缴纳2%关税的土耳其人，少之又少，而且他们大多是犹太人。

此外，条约中虽然规定了双方均有派大使常驻的权利，但真正落实这条规定的只有威尼斯一方。在收集情报以及保护在对方境内的同胞安全的问题上，威尼斯比土耳其有着更迫切的需要。

威尼斯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向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而土耳其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派出特使，而且往往是一些地位较低，或者是因为语言的能力而被任命的非土耳其民族的犹太人。对于外国的使节，威尼斯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外交官特权，而土耳其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便毫无顾忌地将对方的大使关进牢里。

一个国家重视外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意味着它无法单凭军力与他国抗衡。从15世纪中叶到16、17世纪乃至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负责威尼斯外交领域的，始终是共和国最优先的人才。虽然客观、冷静是外交官所必需的资质，但这些威尼斯外交官们精准的洞察力着实令人惊叹。他们所撰写的报告，一直是后世研究当时的欧洲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这里我介绍一段雅各布·德·兰古斯奇写的报告，作为范例。兰古斯奇是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的副官，与大使一起就通商条约与苏丹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谈判。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22岁，身材匀称，体格魁梧，精通武艺，相貌威严，难以亲近，不苟言笑，小心谨慎，不带偏见。言出必行且无所畏惧。

“渴望像亚历山大王那样享有荣耀，每天让奇里亚科·安科拉（Ciriaco D'Ancora）和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为他诵读罗马史。喜爱希罗多德（Herodotus）、李维（Livius）、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的著作，以及教皇们的传记、皇帝评传、法兰克王与伦巴第王的故事。通晓土耳其语、希腊语、法语，详知意大利地理。他有一张地图，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埃涅阿斯生活的土地，教皇的居所、皇宫的所在地、欧洲各个国家的位置。他渴望统领天下，对地理和军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还有，他会巧妙地提出诱导性问题。

“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威尼斯不得不面对的对手。”

当然，威尼斯最后还是搞定了这位棘手的人物。洛伦佐·维多利代替马尔切洛，出任威尼斯驻土耳其的首位大使。

在西欧方面，威尼斯同样成功地从战争的泥沼中脱身而出。在与穆罕默德签署条约的9天前，4月9日，《洛迪和约》（Treaty of Lodi）签署。长达23年的北意大利战争终于画上了终止符。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的5个大国以彼此制衡的形式建立起和平体系。这种势力均衡战略一直持续至现代，而世界史上首开先河的，就是《洛迪和约》。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现实中结成的国家同盟，往往不是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而是源自第三方的威胁。或者是因为眼下没有对立的必要，先签下和约，以防万一。

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与威尼斯结成同盟是因为有第三方的威胁。而土耳其愿意与威尼斯缔结和约，是因为暂时不想与它为敌。只有威尼斯真正意识到结成同盟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即便是缔结了盟约，威尼斯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由于避开了东西两方战事，威尼斯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繁荣。然而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便容易引起西方“友好国家”的妒忌。至于东方的土耳其，原本就是一个价值观大不相同的国家，与其交往，威尼斯始终是步步为营。

9年的时间过去了。威尼斯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本土”获得的属地因政府的善政形势稳定，保证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和连接西欧通路的安全。

在东方一侧，与全力经营君士坦丁堡市场因此一蹶不振的热那亚相比，将市场分散到埃及、叙利亚的威尼斯，受到的冲击较小，而且没用多久时间，便重新恢复了元气。

尽管如此，威尼斯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在成了土耳其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那位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的年轻的穆斯林仍然健在，仍然不停地叫嚣：“时代变了！西方征伐东方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在是东方向西方进军的时代！世界应该是一种宗教、一个帝国、一位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