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1452年。随着春天的到来,工匠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移动。他们从欧洲、亚洲各地聚集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时候,拜占庭帝国和威尼斯才明白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真正意图。
原来他是打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位于欧洲一方的山丘上建造堡垒。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区段只有660米宽。在位于亚洲的一侧,已经有一座要塞,那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祖父建造的,现在,孙子要在海峡的对面,再筑一座堡垒。
拜占庭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立刻提出了抗议。他表示,当初在亚洲一侧建城堡时,当时的苏丹事先征求了拜占庭方面的许可。但是这次却没有任何通报,明显违反了条约。皇帝的抗议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即将建造的堡垒,就在拜占庭帝国的境内。可是,年轻的苏丹只是冷冷地笑着,赶走了皇帝的信使。拜占庭之后又派去了两位使者,结果都没能活着回来。
堡垒从4月15日起动工。整个工程动用了总共5000名技术人员、工匠以及工人,另有三位大臣分别负责要塞三边三座塔楼的建设。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工事进展突飞猛进。
进入8月后,穆罕默德二世亲临现场,视察工事。他先从首都阿德里安堡抵达加里波利,然后从那里乘坐加莱船渡过马尔马拉海,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没有海军的拜占庭帝国,只能看着土耳其苏丹如入无人之境。
意为欧洲之城的堡垒“鲁梅利·希萨勒”(Rumeli Hisarl)于8月31日完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在当时实属罕例。威尼斯派遣特工潜入内部打探,终于让西欧方面得以一窥真面目。堡垒的设计利用山坡到海峡岸边的斜面,呈三角形建筑平面,明显出自西欧人之手。
至于苏丹建堡垒的目的,早在地点公开之际,人们便了然于胸。其目的之一是作为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备用的退守基地,目的之二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线。
拜占庭帝国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箭靶,其他像威尼斯、热那亚等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往于黑海沿岸城市的商船也面临着直接的威胁。
穆罕默德二世在位于亚洲一侧的旧堡垒和新建的堡垒都安装了大炮,而且擅自决定所有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支付通行费。凡不听从停船命令的船只,会被毫不留情地击沉。事实上,的确有三艘没有按照命令企图通过海峡的威尼斯加莱商船遭到了来自两岸炮火的猛烈攻击,其中的两艘船侥幸逃脱,一艘被击沉,活着的船员被押送到阿德里安堡,在苏丹的面前被斩首。
看到这份史料时,我最初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虽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以急速闻名,但毕竟是近200名划桨手全力划船,当时的大炮命中率并不高,怎么可能轻易地击沉一艘航行中的船只呢?
可当我亲自登上“鲁梅利·希萨勒”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才发现潮流速度比想象中的更急。因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位差异,以及海水盐分比例的不同而形成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如同湍急的河水,在起风的日子甚至会掀起汹涌的白浪。即便是配备现代动力的船只,如果船型较小的话,从黑海往下的速度也快如飞箭。相反,从马尔马拉海往黑海方向航行的船只,却慢如静止。如果换作120吨到200吨级在当时属于大型的加莱商船,除非运气好遇上顺风,否则的话,哪怕是拼死划行也如同一个静止不动的箭靶。穆罕默德二世对长久以来支持君士坦丁堡的西欧人实施的恐吓达到了效果。
被强征通行税的西欧商人们或许可以暂且忍耐,而形同接到征服宣告的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却是国家存亡的大事,绝不能任由年轻的苏丹肆意妄为而坐以待毙。自穆罕默德父亲的时代起,20年来拜占庭的皇帝们一直不断地向西欧乞求支援,有人甚至亲自出席天主教公会议,极力说明十字军东征土耳其的必要性。
但天主教会的态度也始终不变,东西方教会必须先统一,否则无法说服各国君主加入十字军。
迫切需要援军的皇帝,其实也愿意以改宗信奉天主教的形式统一东西教会,但国内的人民不答应。
“如果要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低头,不如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宁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头巾淹没,也不想见到天主教神父们的帽子”等激烈的言辞四处扩散,反映了当地民众反天主教的情绪。除了百姓,在拜占庭帝国的上层也有不少人抱有怀疑,就算是东西教会统一,西欧方面是否真的会派兵支援。事实上,迄今为止真正站出来做出反击的,只有国境直接受到侵害的匈牙利王国。
然而,皇帝已经没有犹豫和怀疑的时间,因为年轻的苏丹力排众臣的反对,执意不改消灭拜占庭帝国的决心。
如果以理性判断,土耳其当时并没有非打君士坦丁堡不可的理由。尽管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管辖的领土只有城内一片。城墙外虽然建有堡垒,可是拜占庭完全没有派兵防守的能力。
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都市。各国的商人们拥有各自的社区,信徒们在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或者是清真寺中堂堂正正地为他们的信仰讴歌。这些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土耳其人也因此充分地享受到了利益。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是在消灭拜占庭帝国之后,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当然那将是一个伊斯兰教帝国,而不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征服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对于心怀大愿的穆罕默德二世而言,有绝对的理由。而那些心存异议的亲西欧派的大臣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从。
穆罕默德二世派一位大臣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指挥大军。其目的是牵制当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的皇亲国戚,使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攻击时无力派兵支援。拜占庭的外围首先被堵住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频频派出使者向西欧告急。当时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虽然以文化教皇著称,但他连迎接使者的态度都显得漫不经心。同一个时期,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因君侯相争陷入无政府状态;法国国王正忙于将英国人赶出法国领土,根本顾不上去抗击异教徒;英国因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分裂,爆发了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西班牙同样处于内战之中。而在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各地之间的混战,已经持续了20年以上。
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威尼斯更为可靠。于是,他向威尼斯政府连连发去了求援信。然而,威尼斯政府的答复永远是千篇一律:因为北意大利的战争,威尼斯无法单独派出援军,如果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愿意参加,威尼斯可以考虑派出部分军队。连每次信尾的附注也是同样的内容:虽然无法派兵,但威尼斯在经济上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政府已经指示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随时向皇帝提供支票。
元首摩契尼哥临终前千叮万嘱避免卷入无谓的战争,可是当时的威尼斯还是深深地陷进了“本土”的战争之中。尽管威尼斯政府当初推行向“本土”扩张政策,并非受领土欲望的驱使,而是为了确保陆上的道路权。但是,一旦拥有了北意大利大部分的领土,必定会刺激到国境周边的国家。更何况,威尼斯又是位居西欧第一的经济大国。
与强国为邻而感受压迫的小国,为了不遭受大国侵略会拉帮结伙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威尼斯不得不以一个经济大国应有的姿态来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这恰恰是深陷“本土”泥沼的原因。
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的那段演说,其实是一场选举演说。在罗列了大量的数据之后,他说了以下这段话。言中提及的“Messel”,是“先生”的意思,就像英国称首相是“Mister”。
“我的继任者将影响共和国的前途,或为它带来光明,或引入黑暗。请各位在选择时,务必慎重行事。你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推举Messel马林·卡拉贝洛,我也认为以他的才华和气质,非常适合出任这个时期的元首。Messel弗朗西斯科·本柏是一位高尚的人物,Messel雅可莫·特列维森亦如此。Messel安东尼·孔塔里尼、Messel法斯丁·米迦勒、Messel阿尔本·巴杜尔,皆是贤明之人,都有资格当选元首。
“然而,呼声很高的Messel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推举他的人似乎不了解他强硬的性格。如果是这位荣誉感极强、无法忍受屈辱的先生出任元首,威尼斯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
摩契尼哥之后说的,就是前文中提及的如果威尼斯发生战争,1万达克特的财产将变成1000,两栋房子只会剩下一栋。留下这番话的摩契尼哥于1423年辞世。威尼斯之后的形势发展果真如他所言。因为接任他当选为元首的,正是那位性格强硬的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
主张威尼斯在外交上应该体现经济大国风范的福斯卡里,获得了多数有权者的支持。他在位时间长达34年,可是到最后不仅丧失了民心,甚至失去了同仁的支持,被迫下台。但不可否认,他的影响力长期左右着威尼斯国家的发展。
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和一流海军力量的威尼斯,陆军的水准只属于三流。因此,在“本土”战中始终处于劣势。摩契尼哥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性格强硬的人物,不适合出任元首。他的观点耐人寻味。世间所谓的好战派,并非其本人喜欢打仗,不过是比一般的人争强好胜而已。(www.daowen.com)
不过,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是必需的,哪一场又是无谓的,其实是无法评判的,只有涉入深浅的程度之分。如果国家处于兴盛期,所谓身逢盛世,手中握有主导权,处世相对容易。相反,当国力进入衰退期时,时代不再属于自己一方,立场变得被动,主导权丧失,处境就比较艰难。因此,相较于兴盛期的领袖,衰退时期的当政者们的智慧和能力更被人们所期待。我们不能指责他们行事被动,如果要评判的话,也只能看他们是否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身处被动的时代。
这种看清事实的能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威尼斯无法从“本土”的战乱中脱身,而风起云涌的东方局势,又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对应。
一直用支票应付拜占庭皇帝的增援请求的威尼斯政府,在1452年8月,向克里特岛驻守舰队的副提督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Gabriele Trevisan)下达了出兵的指示。特雷维桑率军火速从克里特岛赶往科孚岛,在那里接受了本国派来的援军和军费后,随即前往内格罗蓬特,以护卫即将起航的希腊定期航线商船的名义,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商船的希腊定期航线的终点站是君士坦丁堡。这一点,土耳其是知道的。为了不让土耳其发现舰队出动,威尼斯可谓煞费苦心。那个时候,“鲁梅利·希萨勒”即将完工,而威尼斯商船遭击沉的事件尚未发生。
可是,没过多久,土耳其便公然地开始为攻打君士坦丁堡做起准备。甚至有消息称阿德里安堡正在建造前所未有的大炮。经实验证实,根据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而建造的攻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用的大炮具有炸开直径两米大缺口的破坏力。
这一年的11月,作为拜占庭皇帝的使节,前往罗马商讨东西教会统一的伊希多洛斯枢机主教,带着教皇的认可回到了拜占庭。
12月12日,皇帝亲自出席了东西教会统一后的首次弥撒。然而,希腊人民的反应却相当冷淡。西欧的援军已经出发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拜占庭,君士坦丁十一世唯一能做的防守准备,就是紧急修复城墙和调配粮食。
从1452年年末到1453年年初的整个冬季,相较于积极地做着攻城准备的土耳其一方,拜占庭帝国和西欧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
1453年1月末前后,希俄斯岛的岛主热那亚人乔瓦尼·杰士汀尼(Giovanni Giustiniani)及其军队所乘坐的军船,抵达君士坦丁堡。见到这位著名将军的到来,皇帝欣喜万分,立即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防军总司令。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和卡法也派来了两艘加莱军船,再加上年底前已经到达的威尼斯船队,这就是全部的援军了。
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守军一方军力,详情见下:
威尼斯——5艘
所属热那亚方——5艘
克里特岛(威尼斯方)——3艘
意大利海港安科纳——1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艘
法国普罗旺斯——1艘
共计16艘
再加上拜占庭海军的10艘战船,总共不过26艘的海军战斗力。相比之下,土耳其方面派出了近百艘战船封锁了海面。
防守一方的海军用粗大的铁锁封锁住金角湾的入口,然后据守在金角湾中,以有限的兵力保卫着金角湾一侧的城墙不被攻破。
西欧人擅长海战,操纵船只的能力远远高于土耳其人,因此面对人数近4倍的敌人,依然做出了英勇的抵抗。可是,陆军的差距实在是令人绝望。
4773名的拜占庭兵,加上2000名外国雇佣军,总共7000名陆军。尽管能得到一些市民的帮助,但是因害怕土耳其的攻击而弃城逃跑的人也不在少数。包括妇和女儿童在内,攻城战之前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在3万到3.6万左右。
攻方的土耳其,仅正规军就超过了8万人。再加上那些被战利品所诱惑自愿从军的士兵,总数高达15万人。这是向来统计精准的威尼斯方面的推测,若按照希腊人的记录,土耳其有30万大军。
4月6日开始的攻城战,不是本章节叙述的重点,在此不做详细的展开。我想说的是,直到5月29日失陷,君士坦丁堡以如此薄弱的军力,竟然抵抗了53天。
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土耳其的大炮攻击,以及用陆地行船的方式穿过加拉太,将船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运进金角湾的惊人战术。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穆罕默德二世不可撼动的意志。可以说,这就是曾经抵挡住多次攻城战(仅土耳其就有过两次)的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终究沦陷的主要原因。
最终没有一个西欧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派兵支援,但那些参战的个人却表现得相当英勇。杰士汀尼身负重伤;威尼斯大使吉罗拉谟·米诺(Girolamo Minot)和儿子以及6位国人一起,在胜利者苏丹的面前被处死。在这场战争中战死或被俘的威尼斯人,仅贵族就有47人。还有一些人在沦陷时跳入海中,游到威尼斯的船边,侥幸获救。
战死或被处决的威尼斯人中,还包括多芬、奎里尼、洛雷当、科纳、莫契尼哥、特雷维桑、韦尼耶、孔塔里尼等威尼斯名门家族的成员。
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3天的大掠夺中,威尼斯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50万达克特,而当时佛罗伦萨的首富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的全部家产也不过20万达克特。热那亚商人也遭受了40万达克特以上的巨大损失。
其他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安科纳和阿马尔菲,虽然经济损失不比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但蒙受的打击同样沉重。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人不再称那些有钱人为富豪,而是改口叫他们“见证君士坦丁堡沦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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