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基于DAG模型的预测方差分解，我们发现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波动绝大部分可以由自身因素来解释，存在很大的惯性。除去自身惯性因素外，各变量对货币政策波动影响的大小从高至低依次为：开放度＞经济增长＞历史通胀＞金融深化，并且金融深化的影响一直非常小。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受外部影响较大，受内部影响较小；受实体经济影响较大，受物价、金融等虚拟经济因素影响较小。

我国1978年后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才确立了我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变化，我国很多的政策体制变革都是受外界因素影响的。现代金融体制、现代企业治理体制、宏观政策监管体制等，很多都是通过对外交流与学习中从国外引进来，对于货币政策风格转换来说也是如此。除了对外开放的因素，经济增长在政策透明度风格转换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一方面激发了人们对于政策信息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进步也进一步加快了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透明度提升的历史，很多国家提升政策透明度的初衷都是为了稳定公众预期，降低通货膨胀，因此，历史通胀水平的高低很多时候也成了政策透明度提升的内在动力。同时，金融深化同样在透明度提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已有研究所证实的那样，透明度水平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于远离金融中心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只有金融不断地深化和发展，才能对宏观监管和微观监管提出更多要求，才能促进政策体制和政策风格的不断变革和转换。(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