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有研究的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我们最终选择经济增长、通胀水平、金融深化和开放度作为影响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主要参考变量^[1]。

其中经济增长变量我们选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写PCG），等于GDP/总人口，并对其取对数；历史通胀水平（past inflation level，简写PIL）变量选用滞后一期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等于cpi（-1），金融深化（The finance deepening，简写TFD）选用货币供应占GDP的比重表示，等于M2/GDP；开放度又称对外贸易指数（external trade index，简写ETI）选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等于进出口总额/GDP。

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本书采取了与以往研究完全不同的方法，首先运用指标体系方法评价了我国货币政策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其次运用动态指数方法测度了市场反应的透明度，最后将两种方法下测度的透明度状况进行归一和标准化处理并加权求和，得到总的透明度指数。该计算方法一方面借鉴了已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更符合IMF等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定义的两层含义，计算结果更为合理和科学。图6-1给出了我国2000年第一季度—2014年第四季度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状况。(www.daowen.com)

图6-1　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数

从图6-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信息披露透明度水平在2001—2002年之间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2002—2005年缓慢上升，而2006—2013年我国信息披露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均没有出现明显变化，2014年后开始出现明显上升。其中2001—2002年、2014年左右的快速上升与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息公布通用系统（GDDS）和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密切相关。市场反应的透明度水平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并在2007—2008年出现明显下滑，这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综合指数充分反映了两种透明度变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