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全球爆发了几次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些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以往货币当局坚持的隐秘性货币政策受到了挑战。本章列举了二战后代表性的经济危机，并分析了这些经济危机对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风格（隐秘还是透明）的影响。

（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东石油经济危机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作为主要产油国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为了报复以色列以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而大幅降低石油产量，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了两倍多，最终造成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场石油危机一直持续到1976年才基本结束。但是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世界石油产量严重减产，石油价格急剧上涨，最终导致战后第二次石油危机。两次石油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乃至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值大幅下降，其中美国工业产值在1973—1976年间下降14%，日本的工业产值下降超过了20%，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和全面衰退，物价水平高居不下，形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滞胀。

面对经济滞胀，各国的货币当局发现出其不意的货币政策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采取刺激性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时，会导致通胀水平更加严峻。为了应对高居不下的通胀水平，各国改变了以往秘而不宣的政策风格，转而采取主动沟通的方式，以期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在政策沟通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公布政策目标，尤其是通胀目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实践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有效地稳定公众预期，提高了政策的可信度。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国家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二）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期，墨西哥的物价水平一直较高，为了应对物价水平的上涨，萨利纳斯政府采取了比索（墨西哥官方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方式。但是由于通胀上升的幅度大于比索贬值的幅度，比索的币值被严重高估，由此导致了墨西哥出口不断下降，进口不断增长，经常项目出现了恶化。为了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吸引外资，墨西哥政府实行比索不贬值的政策，并且发行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稳定外国投资者。这一政策导致热钱大量涌入，政府债务不断增加。最后不堪重负的墨西哥政府在1994年12月19日突然宣布比索贬值15%，由此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极大恐慌，外资大量抛售比索。短短三天时间，比索对美元的汇价就贬值42.17%，股市也出现严重暴跌，外资大量流出。墨西哥的金融危机波及拉美国家，导致拉美国家股票市场暴跌，外资流出严重。1995年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以及远东国家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为了应对危机，墨西哥政府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直至1995年上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到位，这场经济危机才算基本平息。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其不适当的货币政策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不透明的货币政策模式也使得危机进一步累积加剧。一方面，墨西哥政府在宣布比索大幅贬值前，并没有对市场进行过任何的沟通和交流，在发布比索贬值时，也没有进行政策解释和后续货币政策走势的预判。所以当墨西哥政府宣布比索贬值后，金融市场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人们疯狂抛售比索，导致比索的大幅度贬值。另一方面，当墨西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后，由于墨西哥并没有发布经济状况的信息，导致IMF对于墨西哥金融危机认识的不充分，反应迟钝，在危机发生后很长时间才制定出援助计划。这也引发了IMF和很多遭受危机的国家对于隐秘性政策合理性的思考。

（三）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了一场东南亚的金融海啸，并最终形成一场波及亚洲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泰铢（泰国官方货币）当天贬值17%，泰国外汇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并波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后又对日本、韩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了冲击。这场危机导致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和衰退。1998年的数据显示，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出现了5%～8%的负增长。与墨西哥经济危机不同，包括泰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经济基础基本面和金融体系运转良好，但是仍然爆发了波及整个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危机。(www.daowen.com)

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除了游资投机、汇率制度不当、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外，政策的不透明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在危机发生前，包括泰国在内的东亚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透明度水平并不高（魏永芬，2011），导致公众对于央行的承诺信任水平较低。一旦爆发危机，公众对于央行的政策行为和政策承诺缺乏信心，无法有效阻止恐慌的蔓延。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1988年在接受德国《财经周刊》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为了防范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东亚各国央行必须建立透明的金融体制和政策体制（李光耀，1998）。其次，泰国放弃固定汇率的决定是突然宣布的，之前没有与市场进行有效的沟通。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及时将汇率制度变动的信息传达给市场，那么市场就会逐步消化这些信息，不至于在面对汇率制度突然变动时，产生极其恐慌的情绪，导致对泰铢的疯狂抛售和汇率大幅度的贬值。最后，IMF也认为缺乏透明度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开放、透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减少经济波动的重要保证，而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及时、全面、准确的进行信息披露，有助于监管机构采取措施有效应对经济危机。有鉴于此，IMF为了提升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水平，于1996年和1997年发布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和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并于1999年颁布了《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原则宣言》。

（四）2007—2011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又称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这场危机早在2006年就已经有所显现，直至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美林证券被收购，才标志着危机的全面爆发。美国金融机构接连倒闭，甚至一度危机生产性的工业企业。之后危机波及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冲击，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信贷紧缩，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2011年。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Trichet）2011年在国际清算银行召开的全球经济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已走出危机阴影，全球经济复苏已经确立，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基本结束。

同以往的危机不同，各国主要央行在面对经济危机时，除采用常规的政策工具刺激经济外，纷纷采取各种政策沟通工具，通过提升政策透明度应对经济危机，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本轮危机中各国央行采取的政策沟通类工具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目标制、高通胀目标区、利率走廊、前瞻指引和路径依赖等。下面就简要的介绍这几种操作工具。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指央行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或目标区间，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政策工具使通胀水平保持在目标值和目标区间内。弹性通胀目标制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它将通货膨胀预期保持在一个稳定状态上，可以避免出现螺旋式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状况，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期间显得尤为重要。高通胀目标区是指为通货膨胀设定更高的水平，与此相应的，名义利率的水平也会很高。高通胀目标区的设定为政策操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当经济面临不利的冲击时，名义利率可以做出很大的调整去应对这种冲击（Summers，1991；Blanchard et al，2010）。利率走廊又称为利率通道，是指央行通过贷款利率设定利率波动上限，以存款利率设定利率波动下限。商业银行不会以高于走廊上限的利率拆入资金，也不会以低于走廊下限的利率借出资金，央行通过改变走廊系统，而无须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就可以控制同业拆借利率在存贷款利率的区间范围内波动，并逼近政策利率（Whitesell，2006）。其中，存贷差决定了利率走廊的宽度。Wicksell（1917）首次提出了利率走廊的概念，但是在之后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政策的认可。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众对于基础货币的需求大大减少（Freedman，2000），传统货币政策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来调节利率的效力被严重削弱，利率走廊的概念才重新得到重视。2008年经济危机前大多数国家基本采用的是对称性利率走廊系统（利率围绕走廊中心波动），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得越来越多的央行采取地板系统的利率走廊政策（利率波动保持在走廊中心至下限区间内，目标利率与存款利率差距很小）。在经济危机中利率走廊地板系统可以将利率政策与流动性政策相分离，能在实现利率调控的同时，控制流动性的扩张和收缩，有效地实现政策调控的目标（Keister等，2008）。前瞻指引是央行沟通的一种方式，指央行就政策利率未来可能的走势或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立场与公众进行沟通（Plosser，2013）。央行进行前瞻指引的做法是发布对通胀、GDP增速等目标变量的预测，新西兰、挪威、瑞典、捷克等国的央行还会发布对于利率等中间变量走势的预测（Anderson和Hofmann，2009）。在经济危机期间，美联储、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都使用了前瞻指引工具，并且对扭转经济形式都发挥了作用。路径依赖是指设定一个物价水平和名义GDP目标，央行建立一个稳定的机制，使物价和名义GDP沿着一个特定的路径变化。当出现冲击时，央行将会保持原有的路径规则不变，直至物价水平和名义GDP回复到目标水平。与前瞻指引不同的是，路径依赖下央行的政策是由物价水平和名义GDP自发决定的。路径依赖使得公众对于货币政策的走向有了基本的预期和判断，可以大大提升政策效果。

货币当局通过非常规的政策沟通类工具，实现了对于公众的预期管理，在进行政策刺激的同时，稳定了通胀预期。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各国央行纷纷采用政策沟通类工具，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再一次证明了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重要性。

通过分析上文列举的四次代表性经济危机我们可以发现：一是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提高政策透明度的反例，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经济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则从正面反映了提高政策透明度的好处。二是各国央行在透明度实践上是在不断进步的，尤其是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尤为显著。20世纪90年代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更多地表现在政策目标透明上，而近期的美国次贷危机除了政策目标的透明（如通货膨胀目标制和高通胀目标区）还体现在经济信息透明和操作透明上。总之，经济危机促使了各国货币政策风格的转变，在实现政策由隐秘到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