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社会，政府需要向公众负责，同时接受公众监督，而获取政府政策的信息就是公众履行监督权利的基础。公众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又称为知情权，知情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公民有知情的权利，相应的政府机构对于公民的信息透明的要求有回答和公开的义务。随着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民对于信息公开和透明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参与式民主的出现，让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成为一种潮流。

国外信息公开活动开展得较早，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在提升透明的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66年的《情报自由法案》、1974年的《美国隐私权法》、1976年的《阳光政府法案》以及1996年的《电子信息公开法案》等，通过颁布的一系列法案，美国政府政策透明度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又如新西兰政府，20世纪80年代初期，工党政府上台后，一直致力于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和效率，1982年颁布了《官方信息法案》，1989年颁布了《储备银行法案》，要求联储银行公开披露货币决策及其决策原因。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推动，新西兰央行的政策透明度水平不断提高。在亚洲，韩国政府1996年颁布实施了《公共机构信息公开法》，日本政府1999年颁布了《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等，也在一直采取措施提升政策透明度水平。

我国在推进信息公开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政府机关的信息开放程度，重大问题要让人民知道。200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对县乡两级政府的政务公开提出了要求。2003年“非典”爆发，由于信息不透明一度造成了“非典”症状的急剧上升和民众对于“非典”的恐慌，广州市政府率先在全国颁布《广州市信息公开规定》，首次以立法手段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紧接着上海市、北京市等地也开始推进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建设。2007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是我国信息公开和民主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标志着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重大发展和进步。随着2015年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我国的政策透明度水平不断提升。(www.daowen.com)

提升政策透明度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提升政策透明度，一方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另一方面政策透明度的提升也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提升政策透明度不但提升了公民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而且政策透明度的提升也使得公民能更好地监督和评价政府的工作，对于预防政府腐败、提升政府的工作效率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提升政策透明度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

作为政府公共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央行提升政策透明度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且当央行的货币政策越不容易量化时，公众就越希望货币当局采取更加透明的决策方式。同时在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央行主动与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不断提升政策透明度也有利于提升央行的声誉，有利于在公众中树立起民主和负责任政府机构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