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和对称的,但是现实情况很难满足信息完全性的假设。以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E.)、阿克洛夫(Akerlof)和斯彭斯(Spence M.)等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了信息在市场运行和操作中的作用。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信息很多情况下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市场参与的双方掌握信息的程度存在差异,如一方有信息,另一方没有信息,或者一方有很多信息,而另一方只有很少的信息。
信息不对称会产生两个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又称为事前机会主义,指的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总是尽可能做出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选择。Akerlof(1970)提出的二手车市场就是逆行选择的典型案例。由于买方获得的有关于二手车的信息小于卖方,买方将会根据市场的期望值(或平均值)购买二手车。这个价格对于“差车”的卖方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对于“好车”的卖方就显得过低,因此好车的卖方就会逐渐退出市场,极端情况下,市场中充斥着几乎都是差车,市场基本没有交易。道德风险又称为事后机会主义,指的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尽可能获取收益而将成本转嫁他人。保险市场就是典型的道德风险案例(Spence和Zeckhauser,1971)。例如,车险的投保人在进行投保后,由于知道有保险单位的承保,那么在驾驶过程中安全意识就会降低,从而在享受“畅快”驾驶的同时,将可能的风险成本转嫁给了保险公司。不论是逆向选择还是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必然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因此,为了提高市场的效率,解决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将信息传递给对方,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以货币政策为例,在制定和颁布货币政策上,货币当局和公众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货币当局明显占有信息优势,而公众在货币政策信息上处于劣势。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公众对于货币政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基于推测。但是建立在推测基础的对策往往是不准确的,这必然会引发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随之产生很大的变数。因此,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市场波动,降低货币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货币当局非常有必要向公众传达有关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等一系列信息。(www.daowen.com)
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以下作用:一是公众与货币当局共享的政策信息越多,就越能降低公众对于货币政策的不信任和不配合,使得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政策博弈由非合作博弈更多的转向合作博弈;二是提高政策透明度水平,有助于减少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对货币政策的疑虑和预测误差,降低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率。Geraats(2002)认为可以从政策制定者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去理解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提高政策透明度减少了不确定性,这对于政策双方都是有益的。另外提高政策透明度,还可以提高政策制定者的声誉和发布信息的可信性,有效引导私人部门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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