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货币政策效果的好坏就是看其是否实现了政策目标，或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是否符合政策预期的方向。Thornton（2002）认为，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与公众和市场的交流与沟通只是一种手段，关键还是看透明度的政策效果，即对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如果透明度对于宏观经济没有产生明显的效应，透明度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只有当货币政策操作或者透明化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时，我们才认为该政策措施是有效的。

很多学者认为提升政策透明度是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因为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可以增强公众对于货币政策的了解，有助于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Blinder，2001）。由于对于货币政策有了良好的预期，透明度会减少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波动，使宏观经济运行更加平稳（Dai和Spyromitros，2012）。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无助于提升政策效果，反而认为央行保持适度的隐秘性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Garfinkel和OhS，1995；Haan和Eijffinger，2000）。Morris和Shin（2002）建立了经典的博弈分析模型（简称MS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效应问题，认为透明度提升会导致市场对于央行公告和行为的过分关注，当央行披露信息与实际运行状况不符时，会引起市场不必要的波动，从而对社会福利产生损害。(www.daowen.com)

还有的学者认为，判断透明度会不会提升政策效果不应一概而论。如果央行传递的信息存在瑕疵、信息公布的时机把握不当，公众对信息的理解存在偏差，都会引发市场的扰动，提高透明度反而是有害的，这时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不一定会减少市场的波动（秦凤鸣，2009）。针对Morris和Shin（2002）提出的观点，Svensson（2006）认为，透明度会损害社会福利的结论是有一定条件的，只有当央行披露信息的准确度远远小于公众接受信息的准确度时才会出现。因此，信息披露对于政策目标的影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他也认为，由于实践中货币当局获取信息的准确度要高于市场，假设条件是不成立的，提升政策透明度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