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前,各国央行普遍奉行的是隐秘性的货币政策,央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基本不与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但是这种观点逐渐在20世纪90年代为很多国家的央行所抛弃。它们发现通过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可以引导公众预期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从而有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等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央行开始不断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预期管理成为很多国家的央行应对“零利率下限”的有效措施。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展,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预期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政策趋势。相应地,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那么,国内外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研究的文献有哪些,出现了哪些争议和共识。在货币政策不断出现新的调整和变化的背景下,回答上述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本书拟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分析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研究的现状和进展,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建议。
本书主要是探讨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因此相关的文献回顾主要从这方面展开。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开创性研究是建立在Barro-Gordon(1983)提出的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首次提出通过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确定现有的工资水平。之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Goodfriend(1986)、Cukierman和Meltzer(1986)等的研究。随着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学术界也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既包括对于货币政策透明度定义的研究(IMF,1999[1];Blinder,2004),也包括对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度量(Bini-Smaghi和Gros,2001;Eijffinger和Geraats,2006);既有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和实践基础的分析(Schaling和Nolan,1998;Fry等,2001),也有对货币政策透明度实践操作的分析(Poole,2003;Heinemann和Ullrich,2005)。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政策效果(Chadha和Nolan,2001;Faver和Rovelli,2003),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在引导公众预期、稳定市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www.daowen.com)
国内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研究开展得相对晚一些,如魏永芬(2004)首先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政策透明度的定义,对货币政策进行了阐述。然后重点分析了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包括理性预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动态不一致性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等。之后论述了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成本与收益,并对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实践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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