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无理的语言、行为和要求，可以采取强硬态度处理，使其无话可说，无可辩驳。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1962年7月，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解决老挝问题的四国会议，陈毅在签字仪式前发表了讲话。第二天陈毅见到了他的谈判对手美国代表哈里曼。哈里曼说：“陈元帅，我对你讲话稿中的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

陈毅风趣地回答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讲的有两页是你们喜欢的，而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

陈毅元帅的强硬外交，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与陈毅元帅具有相同性格的冯玉祥将军，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是让人觉得硬得巧妙，硬得开心。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教场口召开庆祝政协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破坏会场，打伤郭沫若等60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教场口血案”。

冯玉祥知情后，拍案而起，立即去找蒋介石。那天艳阳高照，但冯玉祥却打着个亮灯笼，步行到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不解地问：“焕章兄，你这是做啥么子？”

冯玉祥绷着脸说：“唉，这世道太黑暗了，不打灯笼，连路都看不清。”

蒋介石明白他是在挖苦自己，又不得不佯作笑脸说：“吹灭算了，吹灭算了，开什么玩笑，谈正经事要紧。”

冯玉祥大声说道：“严惩凶手。”

1941年，冯玉祥过60大寿。寿宴上，有人送来一封信，冯玉祥拆开一看，是一颗子弹。信中警告他不要同共产党来往。

冯玉祥蔑视地一笑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边说边把装有子弹的信封好，另写短函一封，一并送给了他的结拜兄弟蒋介石。

蒋介石拆开信一看，只见信上写道：“收到一封奇信。古人云，奇文共赏。我不敢独赏，特奉献给贤弟一阅。”

斯大林以卓绝的才能，堪称为历史上的一位巨人——一位不会马上被上帝遗忘的、残酷的“铁人”。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表现出了硬的风格。

著名的歌唱家科兹洛夫斯基得知斯大林很赏识他，便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请求：“我从来没有去过国外，所以我想……”

“你不会出逃吧？”

“瞧您说的，斯大林同志，对我来说，家乡的村庄比外国要可亲得多。”

“不错，好样的！那你就回家乡去吧。”

有一次，朱可夫从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出来时，怒气冲冲地说：“小胡子魔鬼！”正在接待室的贝利亚听到了这句话，他走进斯大林的办公室，把这话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让人把朱可夫叫了回来。

“朱可夫同志，您从我办公室出去时，说了一句‘小胡子魔鬼’，您是在说谁？”

“希特勒！我还能说谁呢，斯大林同志？”(www.daowen.com)

“贝利亚同志，而您又是在说谁呢？”

斯大林的强硬风格，不仅是对下属，在国事交往上也常常如此。

1944年，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美、苏、英各国军队在多条战线上取得重大战果。为了研究如何处理战后一系列遗留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苏、美、英三国领袖决定再次举行最高首脑会晤。

最高首脑会晤时间、地点和会议程序的选择与确定，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身体状况已严重不佳。因此罗斯福提出，会晤是不是可以订在1945年春天，这时天气已暖，他的身体可以吃得消。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早已了解到罗斯福的病情，他知道，一个疲惫不堪、精力不支的首脑在谈判中是不会保持坚强的意志和耐力的，是无法与一个体魄强健的对手较量的。在罗斯福这种身体状态下，他很容易感到厌倦、焦躁、虚弱，从而轻易地向对手让步。于是斯大林电告罗斯福：由于形势发展急速，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最高首脑会晤不能拖延，最迟应该在1945年的二月份内举行。

无可奈何之下，罗斯福只好同意这个日期。他又提出，因为健康原因他只能坐船去开会，这样旅途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希望会谈地点不要选得太远。另外，最好开会的地点和气候能温暖一些，对身体有利。

斯大林则拒绝去任何苏联控制以外的地方，而坚持会议必须在黑海地区举行。并且具体提出在黑海边上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小城镇举行。这样，斯大林可以逸待劳，并可随时与莫斯科保持联系。

罗斯福再没办法讨价还价，他只好拖着病躯，硬着头皮，前往冰天雪地的雅尔塔。当罗斯福经过几十天艰辛跋涉到达雅尔塔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总统面色憔悴、几乎精疲力竭。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到达雅尔塔后，无休无止的会晤、谈判开始了。日程安排得极为紧张，首脑会谈多达20次。每次罗斯福都得参加。另外还有大量的宴会、酒会、晚会。这一切使罗斯福疲劳不堪。在谈判中，罗斯福强自打起精神，与斯大林讨价还价，但终因体力不支，注意力分散，争辩不过斯大林，最后不得不草草结束会谈，按苏联的意思签订了协议。

罗斯福回到美国后几周，就逝世了。美国人强烈批评罗斯福与斯大林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认为它对苏联做了大幅度的妥协，是对美国与西方利益的“背叛”。

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说过，政治的较量到了最后就是身体的较量、意志的较量。优秀的政治家善于充分利用和强化对手在身体上、意志上的劣势，从而使自己在政治较量中较容易地击败对手。

同样是强硬派的首脑人物，斯大林对问题的硬处理法是毫不掩饰，而罗斯福却是工于计谋的强硬性。

巴拿马运河最早不是由美国开凿。19世纪末，有一家法国公司跟哥伦比亚签订了一个合同，打算在哥伦比亚的巴拿马省境内开一条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

主持运河工程的总工程师就是因开凿苏伊士运河而闻名世界的法国人雷赛布，他自以为这一工程不在话下。然而，巴拿马环境与苏伊士有很大的不同，工程进度很慢，公司的资金也开始短缺，于是公司陷入了窘境。

美国早在1880年就想开一条连贯两大洋的运河。由于法国先下手与哥伦比亚签订了条约，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十分懊悔。

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公司的代理人布里略访问美国，向美国政府兜售巴拿马运河公司，要价一亿美元。

美国早已对运河公司垂涎三尺，知道法国拟出售公司更是欣喜若狂。然而，美国却故作姿态。罗斯福指使美国海峡运河委员会提出一报告，证明在尼加拉瓜开运河省钱。报告指出，在尼加拉瓜开运河的全部费用不到2亿美元。在巴拿马开运河的直接费用虽然只有1亿多，但另外要付出一笔收买法国公司的费用，这样，开巴拿马运河的全部支出将达2亿5千多万美元。

布里略看到这个报告后大吃一惊。如果美国不在巴拿马开运河，法国不是一分钱也收不回了吗？于是他马上游说，表明法国公司愿意削价，只要4千万美元就行了。通过这一方法，美国就少花了6千万美元。罗斯福又用同一计策来压哥伦比亚政府。他指使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规定美国如果能在适当时期内同哥伦比亚政府达成协议，将选择巴拿马开运河，否则，美国将选择尼加拉瓜。

这样一来，哥伦比亚也坐不住了。驻华盛顿大使马上找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协商，签订了一项卖国条约，同意以一千万美元的代价长期租给美国一条两岸各宽3英里的运河区，美国每年另外付金10万美元。

最后，美国只用了很少的代价，就攫取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和使用权。其得意之笔就在于强硬的处理问题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