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精神需求的快速增长，文化产品和服务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将文化元素融合到传统产业中可以使得传统产业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传统产业注入了新的血液。作为新兴产业，文化产业因其在向社会提供多样化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第二、第三产业的附加值，故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如今，文化的产业化使得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改变了原始的国民经济结构，其国内生产总值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因此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众所周知，经济实力是国际上普遍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而文化产业已经越发突显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文化产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成为未来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目前很多国家都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列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为有效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制定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希望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提升民族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文化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尤其是新兴的文化产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从产业业态、产业规模还是专业化程度上，都落后于发达国家。要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文化，就必须要注重对文化产业的培养。自“十六大”到“十九大”以来，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主要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也处于全国前列。上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改革开放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世博之城”和“设计之都”为利剑，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尤其强调创新及自身特色。为了加速上海市文化产业建设，上海市出台了《关于加快上海市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相应配套措施，大力加强重点文化品牌及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支出也水涨船高。2004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全年在文化娱乐用品上的消费为618.57元，在文化娱乐服务上的消费为474.39元，两者合计占城镇居民消费总支出的8.65%；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在文化娱乐用品上的年消费为917.08元，较2004年增长了48.26%，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年消费为1 565.31元，较2004年增长了229.96%，两者合计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9.46%（见表10-1）。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509.23亿增长至2012年的1 188.43亿，展现出良好的上涨趋势。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也从2005年的5.56%增长至2015年的6.50%（见图10-1）。由此可见，上海市民对于文化娱乐消费的需求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产值与GDP之比一直不高，在6%左右浮动，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值通常超过10%。因此，上海市文化产业依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作为改善经济发展结构的着力点。

表10-1　2004—2012年上海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

注：上海统计年鉴及其他数据库都不再公布2012年之后的文化产业细分行业相关数据。

图10-1　上海文化产业增加值及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局，《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相关年份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不仅来源于投入要素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所有无法被投入要素所解释的因素，它既可以用于反映经济效率，也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既和技术进步相关，也与要素的使用效率相关。技术进步是学习和自身内部创新的结果，前者会使得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前移动，后者则令生产单元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意味着不同的政策措施，因此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技术进步能够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提高技术效率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资源以减少低效率所带来的损失。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能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精神文化需求，还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文化产业目前还存在原创不足、附加值低、商业模式落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各种复杂利益的驱使下，部分文化产业领域甚至出现重生产轻市场、重数量轻质量等不良情况，因此我们在关注文化产业发展规模的同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和效率问题更加不容忽视。

文化产业的效率如何？文化产业效率受到哪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多大？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助于理解提高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的有效途径。

文化产业虽然是新兴产业，但却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文化产业”一词源于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法兰克福社会学派的Horkheimer & Adorno（1947）首先提出了“文化工业”一词，并基于文化和哲学的视角对“文化工业”展开批评。他们认为，文化产品像普通商品一样在厂房里批量生产并通过各种现代化的媒体手段传播给人民群众，使得文化沦为统治者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价值。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观点不同，同样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却非常支持文化产业及大众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解放了人类的视觉世界，爆破了日常世界，现代大众艺术和改变与社会变化息息相关。在我国，文化产业的概念被普遍认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cultural industry”，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概念是80年代末从日本传入中国。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着不同的诠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刘倩含，2013），就是将文化产品和服务工业化。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定义是“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活动的行业的总称”（高阳，2008）。虽然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基本内涵与外延大同小异。

不同于传统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和传统的服务部门，关于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的文献相对集中于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主要考虑的是文化产业中的组织结构和营销模式问题。在早期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中，Hirsch（1972）广泛总结和深化了前人对出版、音像和动画三个产业的研究成果，从组织结构的视角分析了文化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商业运作模式，为其他学者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Hirsch（1972）指出，文化产业的特点在于其运作方式，文化产业内的各个企业依赖于企业内部和不同企业间的分工协作，通过分工来逐层挑选出最适合营销的文化产品，从而为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动力。Burnett（1992）分析了欧美和日本等地音像产业的结构、组织特点及其对音像制品创新的影响，并指出音像企业的国际化合并趋势使得音像制品的创新能力有所降低。Lop es（1992）分析了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音像产业的变化，却得出了相反的观点，作者认为音像产业的创新能力并不取决于产业的集中度，而是取决于大企业对音像制品的制作和发售流程。Barnatt & Starkey（1994）分析了英国电视业的发展，并指出文化产业中的企业越来越趋向于更灵活的组织结构，以小企业为单元的网络结构慢慢取代了过去的大企业运作模式。在近期的研究中，Eisenmann & Bower（2000）研究了多家大型跨国传媒企业，认为大型跨国传媒企业更倾向于采用M型结构，因为这种结构可以更好地应对不确定的产业环境。Lawrence & Phillip s（2002）研究了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认为文化产业由于消费者偏好的不断变化，其管理模式也必然要不断更新，对管理模式的研究能从根本上理解文化产业的本质。Scott（2005）运用了地理经济学方法对美国电影产业进行了研究，阐述了美国电影业在全球化时代保持高速发展的原因，作者认为美国电影业的经久不衰得益于电影产业地理上的高度集中，这种集中使得美国电影业保持了高效和创新。Aoyama（2007）通过分析弗拉明戈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阐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生活的变化对文化产业的冲击和塑造。Hesmondhalgh（2007）运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文化产业的变迁，并全方位地探讨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DeFillippi等（2007）从全新的视角分析了文化产业中管理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在文化产业中，创新是一个嵌入在组织结构中的社会过程，并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综述。Foster等（2011）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指出了社会网络在文化商品的发现和筛选中的重要作用，文章阐述了小众文化如何通过社会网络成为一种有可能被广泛接受的大众商品的过程。在Cummins-Russell & Rantis（2012）的作品中，作者分析了社会网络对音像产业的影响，认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网络可以更好地抵御大众文化的入侵，生产出更加有特色的文化产品。

国内方面，马萱、郑世林（2010）采用1998—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DEA方法里面的CCR（规模报酬不变）、BCC（规模报酬变动）和SE（规模效益）模型对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在观察期内有非常显著提升，而从空间上看，东部地区的各效率都比中西部地区高；另外，文化产业的纯技术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蒋萍、王勇（2011）研究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8年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时发现，环境因素对各省份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很大影响，在影响程度上，西部地区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受环境影响程度更大，规模效率低下是导致我国各省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研究还发现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文化产业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张仁寿等（2011）采用我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的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数据，运用DEA方法中的CCR和“超效率”（super-efficiency）模型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我国各省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绩效中广东省的综合效率得分第一，但在财政投入、固定资产投产数等方面的表现仍待加强；另外，由于广东省文化产业在自主创新和原创等方面的能力欠缺，因此在与国外文化企业竞争时，竞争力较弱。吴建军、顾江（2013）采用江苏省2006—2011年的文化产业数据，使用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其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文化产业TFP的增长主要源于文化产业的技术进步；另外，TFP受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随时间变化而动态地变化，但要素投入的增加仍然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来源；同时，TFP增长表现出了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呈现出“苏中大于苏南大于苏北”的格局，并且技术进步差异显著。

Meeusen & van den Broeck（1977）、Aigner et al.（1977）提出了允许技术无效率存在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该方法是在对技术效率估计的基础上提出的。Batteses & Coelli（1992，1995），Greene（1980，1990）等学者则对无效率项的估计方法做了很多工作。最早有关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主要基于截面数据，但这种方法存在三个问题：“模型估计有严格的误差分布假设，但这些假设的推导却没有充分论证；独立性的假设太过严格；对技术效率的估计没有一致性的特质”（赵蒙蒙，2012）。

面板数据估计的方法通过对生产单元的重复观察可以替代分布假设和独立性假设，因而不完全依赖严格的分布假设和独立性假设。更重要的优点在于，由于“面板数据包含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技术效率估计值的非一致性问题”（赵蒙蒙，2012）。Pitt & Lee（1981）, Kumbhakar（1990）, Battese & Coelli（1992，1995）等学者将随机前沿模型应用于面板数据上，从而避免了截面数据的三个问题。

在早期，估计效率的外生性影响因素分两个阶段，但两个阶段估计法存在前后假设的不一致性。后来的研究逐渐采用了一步估计方法，将解释变量直接合并到非效率误差项中，从而避免了两阶段估计法存在的问题。

很多文献将SFA方法应用到了具体的问题当中。其中，Battese & Coelli（1992）利用SFA方法分析了印度稻谷种植业的产业技术效率。Iinuma et al.（1999）利用SFA方法分析了马来半岛养殖业的产业技术效率。Kim（2003）研究了韩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是企业规模对各部门的技术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Hossain & Karunaratne（2004）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影响孟加拉国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进行分析，同时还利用极大似然比检验证明了加总函数的适应性。Arazmuradov et al.（2014）应用SFA方法分析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5个国家在1995—2008年的整体经济技术效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利于改善一个国家的总体技术效率。(www.daowen.com)

干春晖、郑若谷（2009）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夏业良、程磊（2010）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2002—2006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分析，就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所造成的影响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马跃如等（2012）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中国2003—2008年各省市文化产业数据研究了文化产业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董亚娟（2012）则利用各省2004—2009年的文化产业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技术对文化产业效率进行分析。

图10-2是我国十类文化产业分类示意。

图10-2　我国十类文化产业分类示意图

随着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学术界外对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技术效率评估和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等方面都已有诸多研究。但就目前文化产业效率方面的研究来看，仍有以下方面的不足：

（1）由于微观层面数据在可获得性上的限制，以往学者们对技术效率的研究，要么使用国家层面或是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要么使用部门加总的数据，几乎没有使用过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但是宏观数据会因为在加总时变量波动性的减少导致相关信息缺失。

（2）在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的研究中，对于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的行业采用单一生产函数，其科学性存疑。

基于此，本章数据选取为代表上海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文化企业样本，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框架下，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三类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再利用面板数据从两个方面分析对比上海市文化企业的技术效率：一是技术效率的动态变化，研究上海市文化产业近几年来的效率特征；二是使用一步联合估计法，分析促使技术效率产生差异的外生性影响因素，并深入考察差异产生的原因。

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有它与众不同的特性。

（1）文化产业具备政治功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服务在任何社会中，都体现着具有当前时代背景的政治精神。当前，休闲娱乐已经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精神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文化产业在发展的同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2）文化产业体现了文化功能。文化产品同时具备文化性、艺术性、娱乐性和审美性，相比其他产业，其产品更富文化内涵和知识内涵。当人们消费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时，能够同时获得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满足。文化产业在发展的同时，往往会整合各种文化资源，有利于国家文化的创新。

（3）文化产业有经济功能。文化产业里所蕴含的文化资源是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与文化的融合以及其他行业与文化的融合与渗透，不仅能加强各生产环节的优化升级、创造出新兴生产内容，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生产结构的调整。

（4）文化产业影响社会价值体系。人们在消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通过相互创造、参与等活动，可以感受不同民族和地域的风格，思维观念也会受到间接影响，这种变化更有利于改变和提升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社会价值体系得到更好的建设，进而促进文化发展、影响社会进步。可以说，文化产业对人对社会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刘倩含，2013）。

为了在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企业通常都会重视创新与技术升级，以期取得效率上的胜利，因为市场经济讲究适者生存，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一方面，技术水平不同的企业，效率也不同；另一方面，效率上存在差距也推动了技术上的进步。可以说，效率正是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因此，无论宏观、微观还是产业制度经济学，都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作为目标。经济活动效率的改善来源于两个方面的提升，一是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二是生产者的技术效率。技术效率表明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企业产出能力的极限，它量化资源利用效率的视角是投入和产出。本章主要探讨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的决定变量，首先来看哪些因素会导致技术效率差异。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从而影响文化企业的技术效率。企业的技术效率通常受到企业所显现出来的特质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例如研发投入、人员素质和存续时间等，下面将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阐述。

企业的发展得以持续维系的基础是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而要保证研发活动可以顺利开展，充盈的研究费用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必须通过持续性的研发资金投入来培育和巩固自主研发能力，以源源不断地为企业提供发展的原动力。企业通过研发资金的投入不断开发新技术，进行技术的积累和整合，进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研发成果在实际生产中的运用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除了研究费用投入之外，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还起到关键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研发活动的实施者——研发人员。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企业人才的竞争。因此，具备一群高素质的研发人员对企业来说，是实现自主创新并得到快速扩张的必备条件。同研发经费类似，充足的研发人员投入有利于高效组织研发活动，并不断提高技术效率。

该变量通常用以衡量人力资本的质量。通常认为，员工受教育年限愈长，文化程度愈高，则人力资本的素质也就愈好，技术娴熟度相应增强，因而对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有较积极的正向效应。根据Gordon & Li（1995）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这表明教育和智力资本对于效率至关重要。传统的工作分配制度使得许多人才被分配到大企业，致使无法人尽其才，但是现在人才自由流动的趋势扭转了这一局面。从人才流动的角度看，高效率的企业通常能够吸引到高素质的人才，因此企业效率和人员素质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通常来说，正是因为人才所具有的潜在高效能量，才使企业愿意为吸引人才投入更多的成本，所以这些因素决定了员工的学历水平，而员工的学历或者受教育水准又影响着企业的效率。

企业在完整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各方面的经验都会有所增加，即所谓的“边干边学”效应，但同时，公司的运作流程可能固化，官僚作风可能加深，最终，“边干边学”效应和流程僵化的力量对比将决定企业的学习效应（柏青、罗守贵，2014）。很多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先后证实了企业存续时间（或企业年龄）是企业效率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作用。究竟是历史悠久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初创企业有效率，往往因国家、条件和时间而异。一些学者认为，初创企业比历史悠久的企业更有效率。但也有人认为，历史久的企业在组织管理和市场经营以及工人的技术操作上有更多的积累，经验更加丰富，具有更多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我国的企业中，很难确定企业存续时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年龄大的企业历史包袱重、退休人员多、机器设备老化，这是其劣势，而年轻企业包袱轻，不需要养太多退休员工，机器新设备好，这是其优势。因此，我们考察企业年龄这个变量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作用，就是考察企业自身经验与信息积累的差异、机器设备新旧的差异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由于文化产业是面向精神需求的高层次消费，产品和服务更新换代的速度比一般产业更快，产业周期也更短，因此它对企业的经营模式和创新活力有更高的要求。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这种现象：很多老的文化企业因为业务领域升级慢、经营模式守旧、创新激励不足等原因导致企业效率过低甚至逐渐淘汰，而越年轻的新兴企业越是有活力、企业效率越高。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曾对“规模经济”做出如下阐述：企业的生产规模将随着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采用而扩大，这将加深企业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生产，有助于丰富和协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有助于利用批量采购和销售等各种积极因素，进而创造出规模效应。Arora et al.（2001）对印度软件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大企业在资金实力、技术实力和人员素质上都优于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大企业在融资方面也相对更有优势。但是中小企业也有反应敏捷的优点，具有相较大企业能更好地利用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故企业规模通过何种方式对技术效率施加影响还有待实证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