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美国人喜欢搬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至于我们，祖先以农为本，生命安置在耕地上，是习惯于老死在“五亩之宅”的，所以视离乡背井为大苦事。但时移则事异，近些年来，限于我所见的城市，像是这困守田园的风气也在变，是否心之所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可以观其大略，是很多人在搬家，适应此新形势，也就出现了新事物，曰搬家公司。我是最怕搬家的，原因：是一，因旧而熟，“三宿桑下”“生恩爱”，舍不得；二，习惯成自然，包括面对稿纸，抬头可见的窗外的鹊巢，等等，都不愿意变；还有三，搬家是麻烦事，尤其九字号的，多少总有些书，搬之前要上绑，搬之后要松绑，必费大力，所以怕。三种原因之中，前两种是唯心的，可以存而不论；后一种是唯物的，就不想存也得存，不想论也得论。而论，不要说真搬，就是想到搬，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择术不慎而慨叹。比如提高到“道”，守清规的和尚云游四方，随身只是三衣一钵；下降到“俗”也是这样，我们家乡形容穷光棍汉，是“拿起烟袋就搬家”，其负担之轻又在和尚之上矣。

还是说自己的搬家。自七七事变衣物丢光之后起，由北京大学附近的中老胡同迁白塔寺韩文佑兄家，再迁自租的两间房，都是殆等于没有什么什物，可是妻室之外，增加了一个女儿。1938年春由白塔寺迁往鼓楼西的鸦儿胡同，什物仍是很少，只是裴庆昌大哥借一辆平板车就拉过来，人却又增加一口，在家乡无依无靠的岳母。在这后海北岸的家住了差不多32年，省吃俭用，不断写文章，用少得可怜的余资换有限的必用之物和无限的可有可无之物（主要是书），日积月累，到1969年冬迁往北京大学八公寓，负担就超过迁入时候不知若干倍，以至不能不扔掉一些东西（主要仍是书）。其时我在干校，即使不是自顾不暇，也是想顾顾不了，心急之外，只能写安慰性质的信，说有困难就扔，不要舍不得。幸而孩子大了，有能力处理一些麻烦事，结果是费时一个月，扔了些像是可以不要的，还是搬完了。在八公寓住了六年多，于1976年春迁11公寓，我在家，路近，像是没费过多的力就搬完了。11公寓，先是两大间，到1983年扩充为两大一小，我们夫妇虽然仍住一大间，却可以用书去争些地盘，总之什物（主要仍是书）还是不断增加，就地盘说越来越挤。挤，挤，挤，急中生智，才想到向我的单位求助之法，正赶上单位在城外几处建了住房，我有最优越的条件，无房户，就未经过大周折，分得三室一厅的住房。听说在北郊马甸一带，是楼房，比原住的四层高四倍。不理想，因为所想望是城内靠城根，墙内有枣树的平房小院。为心平气和，立即找出干校打更的更友吴道存兄的度日之道，是“已成为事实，你还想它干什么！”我真就不想它，也就未去看。房是1993年5月分得的，应我的请求，不受电梯可能出问题的多疑压力，在三层，比原住的二层不过“更上一层楼”。又过半年，即同年的11月，拿到房门的钥匙，据了解世态的人说，这才算成为定局。定之后，由孩子去忙乱，清扫，不必商量，室无纤尘之后如何装修，要商量。我住，我做主，是反潮流，不装修，因为地变为光滑甚至软绵绵，四壁及顶上变为亮堂堂，不习惯，怕白日写不出文章，入夜不能梦见周公。孩子听话，照办，我不只省了钱，还创造了本楼的吉尼斯纪录，是100多家，未装修的只有我一家。到1994年年初吧，万事齐备，许多家往里搬，我则按兵不动，因为实在是怕，怕我心目中的翻天覆地，也有些故土难离。

夏天，挨过去，秋天，又将溜过去，没有理由再拖了，一再沉吟，最后才决定于10月2日东迁。准备三天，借纸箱，求亲友中的年轻人，装箱，等等。心目中的翻天覆地变为实际的，一直乱到迁之日的早晨，搬家公司的车来，共三辆，单是纸箱就60多，都请上车，人也上去，冒大风东行，才把乱带到新居。我们夫妇是第一次入此屋，看孩子的安排，由北面入室门是个十平方米的厅，以厅为坐标，东南面的屋大，并有阳台，分给老伴，以便孩子来容易周转；东面的屋中等，分给我，做书房兼卧室；南面的屋小，可灵活使用。家具，包括新添的两个大书橱，都照图纸摆，很快就绪。大难是各种什物（书最多），要打包，开箱，大大小小，各归其所。这不能速战速决，尤其书上架，要考虑常用不常用、类聚等条件，只得慢慢来。计由孩子帮忙，断断续续，整理了两周，才未胜利而结束。说未胜利，是因为也小有损失，幸而关系不大，看作没有那么回事可也。

住进来，急于想知道的是食息之地在天地间占什么位置，大话换为小话，是在所谓北京城占什么位置。已知在德胜门外，则以明清之城为依据，在城内是不可能了，既成事实只好不想它。不过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是不会放弃希望的，于是起用李笠翁的退一步法，看看能不能在元朝大都的城内。大都城北面比明清的城大得多，我昔年骑车曾经出入土城（即大都城北面偏西的健德门），而且知道马甸在健德门内，也可能，我这新居仍在健德门以内吧？如果竟是这样，我就想烦人刻个印章，曰“元大都健德门抱关者”，以表示我虽然未能在一地定居，却没有被押出国门。怀抱这样的希望，东迁后的次日清晨就学习先进人物，调查研究。知道住所在马甸之北，出街的西口后先南行，约走一华里，很懊丧，路的左旁，高大的土岭上草木丛杂入目，毫无疑问，乃元大都北城墙也。也是毫无疑问，就是以元大都之城垣为依据，我仍是被押出国门了。如何自慰？双管齐下，起用退一步法兼阿Q精神，赶紧选石，求王玉书挥铁笔刻个闲章，曰“元大都健德门外之民”，刻成后常用，以表示我虽然被押出国门，却有修养，能处之泰然。

其实呢，说泰然，正如至上人物之一再栽跟头，还是表示不在乎，只是无可奈何罢了，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自己是知道的。不只自己知道，有关的人像是也知道。比如又是小友靳飞策划，东迁的再次日，北京电视台来录像，主题就不是贺乔迁，而是舍不得离开北京大学。舍不得的心情，用惜别来表现。于是驱车燕园，如演剧，登门告别。人不能多，我选定近邻季羡林先生和远邻北大商店的小佟（文兰）。季先生在家，未排练而演得很得体，送出楼门，握手欠身，并祝新居能适意。往北大商店则不巧，小佟很少休息这一天却未上班，以致想留她个握手欠身之影而未能如愿。

还有不如意的，见于迁后不久写的一篇杂文《更上一层楼》，为省力，抄几句现成的：(www.daowen.com)

这里还是集中说由四合院或大杂院而变为更上一层。前面说感到有所失，究竟失了什么？我想来一次小题大做，由三才方面立论，是天、地、人，三个方面都有所失。先说天，忽然想到《庄子》，《逍遥游》篇有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耶）？”这问题是大空地上仰面抓来的，像我现在的更上一层，没有活动的空地，所见之天只是残破的一小块，苍不苍就难得想到了。同理，也就不能如屈原之作《天问》，因为说“西北辟启，何气通焉”，天会反问：“你看不见西北，怎么知道的？”再说地，四合院，大杂院，都称为院，是因为有个（或不只一个）院子，能使人享受地利。这有形而上的，语云天覆地载，人不可忘本，就应该离地近一些。而更上一层就不然，离地远了，脚不能踏地表，就减少了托靠感。还有形而下的，又可以分为实利的和诗意的两类。只要院子不过于小，就可以种果树，如鲁迅所写，“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或学陶渊明，任它“三径就荒”，到秋风起的时候，在草丛中听秋虫叫，是实利的。念别人的，“庭院深深深几许”，念自己的，“丁香小院共黄昏”，心片时之内飞到柴米油盐之外，是诗意的。可是变为更上一层，就都完了。最后说人（略）。

有所失，甚至感到许多值得珍重的都完了，则这一次的迁，入“乔”一类就不合适了吧？

但是人生难得开口笑，应该还是李笠翁，退一步，那就改为说适意的。想了想，居然凑了三项。一是究竟面积增加一些，人，且不管，专说书，是座位增加，以前许多只能蜷缩于墙角的，今则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坐在可见天日的地方了。二是我自己分得一个斗室，有时面对稿纸，有时面对可以深谈的什么人，就有了闭关的便利。还可以加个三，是有时不坐斗室而需要到社里去干点什么，就可以不再挤公交车，并买票。因为往返都有班车。

也有适意的，应该向大人先生之流学习，只看这一部分，只说这一部分。那么，飘飘然了，像是就该问一问，会不会还有“又迁”之事？据深通世态的人说，在以斗争为纲的“伟大”时代，迁居几乎都是落难之后，比如由四五室变为半室；现在时移纲变，迁居几乎都是腾达之后，比如由大杂楼变为独用楼。推想这总结性的话必不错，则根据早已荒疏的三段论法，我必不能腾达，也就不会再有迁居之事。但愿如此，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