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不止一次说过，我择术不慎，走了读和写的一条路。专说写，从幼年到药王庙上初级小学，受启蒙老师刘阶明先生之教，识之无之后就拿笔，中间经过高级小学王法章先生，师范学校李星白先生、孙子书先生，指导写命题作文，以及其后离开老师，无人命题而作文，直到目前还面对稿纸，写作的经历已经近80年，就说是为才和学所限，还未升堂吧，为文的甘苦总知道一些。“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百废皆兴，语文方面也是如此，有人写书，有的单位出期刊，其中有些就谈到作文，而且大多是传授方法，少谈怎样学，多谈怎样写，如怎样描写景物之类。其时我的工作是编写有关语文的读物，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时就要拜读这类传授作文方法的大作。说句不客气的话，总是觉得，越是谈得具体的，像是立即可以付诸实行的，越是胶柱鼓瑟，并不合用。我习惯不隐瞒观点，又一阵气盛，就说何时我得暇，也写几篇，着重谈谈怎样学，交《中学语文教学》（北京师范学院编，我社印）连载。我的大话不是空话，又是挤时间，于1983年4月开始动笔，没想到可说的意思不少，用整整一年，由“缘起”到“结束语”，写了40个题目，十五六万字，定名为《作文杂谈》。期刊不能容纳了，给本室的当政者刘国正、黄光硕看看，说可以在社里印，于1985年年初印成，其时新华书店进货还积极，竟印了16万册有零。

其实书的内容还是老一套，主旨是说明，想学会写，除了多读多写之外，没有另外的路。当然，读，写，也要讲方法，也就不得不具有这方面的知识。这本书于介绍知识之外，还谈了一些问题，如文言问题、作文批改问题之类。也可以说还述说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如应该写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之类。有少数题目，如“思路与字面”和“藕断丝连”，是介绍自己的笔接触纸时的感觉或经验，可以说有用，就成为金针度人，也可以说无用，因为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书出版，数量大，到现在已超过十年，有没有人看，可以大胆说必有一些人看，至于能不能起些作用，就只好依圣道，“不知为不知”了。但为了争取荣誉，也未尝不可以请个小朋友来助威，那是贵州的李犁，年岁在小学、初中之间，女孩子，她爸爸是中学语文教师，我的读者，有一次来信，内有父的，也有女的，女的说，她过去怕作文，自从看了我的《作文杂谈》，照办，怎么想就怎么写，觉得并不难，不怕了。还让我给她这封信评分，我给95，她爸爸的85，因为还有用力痕迹，与女儿的行所无事相比，就只能屈居下位了。这样说，对于这本小书，算作自我陶醉也好，我是认为还有些用的。

这本谈写作的书出版之后，我忙别的，一来就是四五年，大概是《负暄续话》完稿之后，忽然感到有点“闲”，老习惯，就想再写点什么。写什么呢？勤中有懒，就想到曾经准备动笔的讲诗词作法的文章。那是两三年以前，上海张之先生来信约，为上海将创刊的一种内容为旧诗词的期刊写的，信中言明三项：一是不得推辞，二是重点讲怎样写，三是立即准备，因为不久出刊，创刊号上要露面。我只得遵命，想想大致的内容。未动笔，等待更急的命令。等了几个月吧，天官赐福，再来的不是命令，而是期刊未出生即死亡的消息。谢完天地之后，这只存于心的大致的内容并未随着灭绝，于是碰到闲，想动笔而想不好写什么的时候就浮上心头，并且未经过再思三思，就决定写这个。记得是1989年10月开篇，写“上场的几句话”，以下一面写一面想后面的内容以及全书的布局，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写完，定名为《诗词读写丛话》，也是由本社刊印。

推想不少相知或只是相识，知道我发愿写这样一本书，必大喊或只是心中想：“你也太胆大了！”是，我也想随着喊：“你也太胆大了！”旧诗词，我读过，既不多，又不熟。作呢，虽然也曾附庸风雅，却自知很不像样。可是要上讲台，指手画脚，不是太不自量了吗？不幸是我有个脾气，不只多年，而且根深蒂固，是在拿笔方面（也只是在拿笔方面），有所想。之后常常是乐得知难而进。这好不好？我不敢确说，但就事论事，回顾，若干年来，有些书，有不少篇文章，就是捏着头皮，硬拼，终于完成的。《诗词读写丛话》就是这样的一本，其中有些内容，或问题，如“情意和诗境”“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捉影和绘影”几个题目所写，真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象，这物，到拿起笔的时候还是苦于看不清楚，想不明白。已经没有退路，只好面对着笔想，慢慢往前挪，其间有时是笔修正思路，有时是思路修正笔，总之是问题逐渐明朗，最后还是成为象，成为物，固定在字面上了。此外如诗韵、词韵等一般的常识，好讲，需要费点心思的只是要条理清楚，简而合用。还真曾以金针度人，这主要是“凑合”那个题目所写，以及“上场的几句话”中所说：“会多多少少窥见其中的一些奥秘或说偷巧之道……讲作法，有时难免触及用心和招数，近于泄底，或说杀风景。”还是总而言之，是希望对于想作诗词还不得其门而入的人会有些用。

这本书还收个附编《说梦草》，选印了我自作的二百多首诗词。所以要这样，是：一，家丑不怕外扬，自己作了些，总愿意有人能赏以慧目，可是不用这种夹带的办法，就必不能上版面；二，自己说东道西，推想有的读者也许想看看货色，以证所讲不只是坐而可言，而且是起而能行。想不到这一选印还有了反响，是有的人上门，敦劝我把未选印的多首也拿出来，合印为一本，单行。我谢过雅意之后，坚决表示不同意，理由是，作旧诗填词，自怡悦无妨，单行问世，想到唐宋人，或只是明末清初人，就没有这样大的胆量了。(www.daowen.com)

以上两本之外，还可以加说一本，是《谈文论语集》。书稿是1992年暑假期间，弟子范锦荣女士（她教中学，只能利用假期）帮助编的，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编这样一本书，起因是上海友人，大概是由我的得灾梨枣的闲话推而广之，想到我多年从事有关语文的工作，也写了不少有关语文的非闲话的文章，如果集起来，也会有些用，推想有的出版社会接受出版，其后是根据此如意的推想，劝我动手，集而编之。我感谢友人的好意，却没有集而编，因为想了想，单是由五十年代算起，涂涂抹抹，其中确是有不少与语文有关的，可是如《关于“给”的词性》之类，除了迷汉语语法的人以外，谁会有兴趣看？又如《〈黄生借书说〉讲读备考》之类，不是讲此文的教师，就决不会拿起来过目，读者不读，出版社当然就没有兴趣出版。友人积极，我消极，锣鼓响了几下停止，都只当没那么回事，过去了。想不到真会有死灰复燃的事，是两年之后吧，主持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业务工作的友人徐学文到北京来，一起吃饭，酒足饭未饱之时，闲谈触及我近年编写的一些书，徐说没在他们社出版一本，他一直感到遗憾。我对于这样的盛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随手摸摸记忆的口袋，恰好就碰到这本有人提出、我不想编的书，就说有这样一本，上海友人设想的，决定编，给他们。两厢情愿，酒杯饭碗旁三言两语定案。以后是拖到暑假，约范女士来，商量如何编。由我提出要求，是对一般也读也写的人“比较有用”，由范锦荣提出取舍的原则，是与“作意、作法”有关的收，反之不收。原则定，有关语文的文章搜罗来，其余去取、排次序等事不难做。总之，不很久，书稿就完成，还了愿。排印不快，直到1994年才出版，果然不出所料，只印2100册，可见是很少有人肯开卷看看的。

至于开卷看看，是否真就能有所得，编者范锦荣是乐观的，她在“编后小记”里说：“觉得大多含意深刻，切合实际，对于初学以及学有所长者都能给予启发。”我的看法就要打点折扣，因为对于文章好坏，也是人各有见，我宣扬的只是我的所见，宣扬时当然相信是对的，至于离开己身，改为站在今日上上下下都颂扬的民主的立场，对错就要另说。所以我不敢说必有所“启发”，总是可以“参考”吧。

平心而论，几十年来，对于文应该怎样写，我怀着供参考的意愿，整本的，零篇的，写得不算很少。就是近一个时期，事多而精力日下，有时目有所见（限于文的范围之内），耳有所闻，不免有所感，就还是拿起笔乱说一通，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这所说有分量重的，如《笑与泪》（大意是文学作品，总是使人发笑不行，要能使人落泪）之类；有分量轻的，如《为汉字争坐位》（我不愿意看《1天3顿饭》和《万一他不来》同坐在一条板凳上）之类。由主观愿望说，总是意在文也由坏变好，好变为更好。天不变则道不变，这里说一下，只要我还能拿笔，这方面的文章就还会写一些吧？所谓人不辞路、虎不辞山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