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是1986年出版的《负暄琐话》，1990年出版的《负暄续话》，1994年出版的《负暄三话》，都是隔四年一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书名大致可以知道内容的性质，琐者，零零碎碎也，话者，出于口，闲谈也，而这闲谈，又是负暄之时，即坐在篱下或墙根，晒太阳时候说的。几个老朽，或年不老而心已朽，聚坐于篱下（夹注，也要说几句不至加冠之时），可以谈旧事，也可以谈新闻，我这琐话缩小了范围，至少是初动笔之时，谈旧而不谈新。旧还有个范，是“我”经常“怀念”的。所以就《琐话》说，写的不过是人、地、事之类。而我，也是人，就难得不受大小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说几句私见，只要意不在反，不再有坐牢或充军的危险。于是有时，嘴不严，或笔一滑，所说或所写就超出人、事、地的范围，正面说是也出现了“意”。意不多，但性质杂，间或也有属于对外的观感的，总之就不好说是怀念，有违于写《琐话》时的初衷了。

但舍小取大，三本话的主流还是怀念。那就单说怀念，为什么要写这类的内容？解释，可以走谨慎一条路，是来于己身之性；也可以走大胆一条路，是来于常人之性。这性是“恋旧”。刨根到恋旧，还可以往下刨，那是命定“生年不满百”，假定能长寿，如彭祖，活到八百岁，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但“逝者”还是不能不“如斯夫”，因而想到过去，就不能不生爱着之心。《诗大序》所谓“情动于中”，然后顺流而下，就会“形于言”。这样说，想写这类怀旧的文章，必是由来远矣。事实也正是这样，如《续话》收的那篇《诗人南星》，就是1975年被动乡居时候写的。但真正动笔，还是八十年代初，记得第一篇《庆珍》，是成于1982年9月。开了头，像是比写其他更有兴趣，就在多种工作的夹缝里写，到1984年的年底，积稿60多篇，编排一下，定书名为《负暄琐话》，没有能出版问世的信心，投石问路，寄给深相知、在黑龙江大学任教的友人吕冀平，请他先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他看了，想来一半是由于爱护，一半是由于也恋旧，他觉得还不无可取。恰巧他有个教过的学生名孙秉德，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负责文科书稿的工作，他写了序文，向孙秉德说了吹嘘性的推荐的话：“这本书你们印必赔钱，但赔钱你们也要印，以争取将来有人说，《负暄琐话》是你们出版社印的。”孙秉德“秉”尊师重道之“德”，未犹疑就接受出版，并且既不要作者补偿万八千元，又不要作者包销千八百册。书于一年多之后出版，印了四千多本，果然赔了钱。可是反应不坏，从而销路也不坏。反应有见于报刊的，有直接寄给我的，几乎都是表示愿意看。推想也必有不愿意看的，只因为通用的办法是扔在一边，不再过目挂心，所以我就不能知道。就是能知道，且夫人，总是多多少少有些个人迷信的，我难得例外，也就必是竖起耳轮，只收好听的，不收难听的。这好听的壮了我的胆，记得是1988年8月，一阵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彗星》，记在干校因看彗星而遭受批斗的趣事。写完一看，又是琐话一类，就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再凑一本，名为《负暄续话》。计写了将近一年，于1989年5月完稿。有了《琐话》开路，这一本未费大周折，仍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第二年中期出版。写《续话》已是八十年代晚期，我个人的情况，与八十年代早期相比有了变化。用世俗的眼看，表现在名、利两个方面。名来于他人的目所见和耳所闻，所以要上报刊，最好是能上电视，我未上电视，可是已见于报刊，可以算作不再是无名氏或废名氏。而名，乃与利形影不离者也，表现于己身，是拼凑成篇，就有报刊肯惠赐一席地，其后是化零为整，印成个本本，用时髦而伟大的商业语说，是可以拿两次稿酬。又有变化，是《续话》收容的各篇，约半数以上在报刊上发表过，到《三话》就变为全部。这是说，《续话》完成之后，我还断断续续地写这类闲话式的文章，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报刊的编辑大人以定货、取货的方式，拿走爬上版面的。这样，就成书的过程而言，《琐话》与《三话》就大异，前者是“写”，后者是“集”。集，不集中写也，内容就难免杂，时间就难免拉长。记得书稿编成已是1993年接近年底，世间事就是怪，我慢了，出版社却一变过去的老牛破车为快马加鞭，只是半年就出了书。

承有些读者的雅意，著文或来信，说喜欢看，希望我继续努力，写《四话》，写《五话》。我感激这样的美意，还有，如果我还不放下笔，也会仍旧写这类闲话式的文章，可是经过考虑，决定不再编印四、五。理由有轻的，是语云，事不过三，过三，连自己也会厌烦，况他人乎？理由还有重的，是上面提到的，后之视前，情调有变，道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齐，如果竟是这样，就决不该再来个齐一变，至于九夷了。换为具体说，《琐话》，十之十是以怀念为主旨；到《续话》，就加入说教性质的《安苦为道》之类、发牢骚性质的《由吴起起的东拉西扯》之类；《三话》就岔出去更远，收入《赋得读书人》《刚直与明哲》之类，温文尔雅变为横眉竖目。读者没有报以横眉竖目，依常人的处世之道，应该见好就收，所以就下定决心，到“三”为止。那么，还涂抹这类的文章，积少成多，如何处理呢？我的老朽哲学是，明天的事，到明天再说。(www.daowen.com)

以上，读者的美意说了不少，求全，应该关上门，自己看看，得失究竟怎么样。也想尽量多说些好听的，或自己认为于心无愧的。这是一，“发乎情”，即不是写命题作文；更不是先想到稿酬，然后拟题，敷衍成篇。率尔操觚，我是《诗大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信徒，所以，至少是写《琐话》的诸篇，都是发乎情在先，执笔在后。这会有什么好处吗？至此，就不能不吹一次牛，曰可以避免无病呻吟也。可是，不只一门的重“道”的好心人会为我放心不下，“且夫情，有决堤之力者也，发了，必能止乎礼义吗？”答曰：“情发，未必及于男女，似不必因想到礼义而担心；退一步，间或及于男女，冲撞了礼义，也就只好由它去，因为著文，没有情总是不成的。”接着说二，是以“诚”对人，即所写都是自己心里想的。此意还可以由反面说。一种是不说假话，比如依时风，要如背九九歌，说什么什么是真理，我或则躲开，不提这类事，万一躲不开，也说真话，是不信。另一种是不说大话，比如我既怕苦，又怕死，就不随着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一种是不说官话，官话者，在上者喜欢听甚至限定说之话也，还可以变个形式，即话非原样，精神却合于最高指示是也，凡此，我都不欣赏，也就不收容于话下。再说三是浅易，即开卷看看不用费力。还可以加细，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是内容，没有惊天动地的，如“公即位”之类；没有神妙莫测的，如“在太平洋此岸发功，彼岸的癌症病人立即病除”之类。另一方面是表达，笔下都是家常话，不用绝不见于口语的新文言。至此，好听的，共说了三个方面，以抒情为本，说实话，浅易，真可以算作优点吗？但总可以算作特点吧？质之使这样的不三不四之作得以成书问世的吕冀平兄以为何如？

最后，既然关上门，索性眼再睁大些，看看在自己编写的一些书本里，这三种话有没有什么值得说说的特点。想了想，也可以说确是有，那是较多来于“想写”，而不是碰到什么机会，顺水推舟就拿起笔。这想写，还可以用较为冠冕的话描述，那是我多年来推崇的一种为文的境界，是《庄子·天下》篇所说：“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仍借用《诗大序》的话，是情已动于中，不表达出来就憋得难受。按理说，我们为文，起因都应该是这个，但转而看实际，“学习语录某条的体会”，甚至“交代我的罪行”之类无论矣，就是写换高级职称的什么论著，换作家之美名的什么名作，有几篇是来于“不可以已”的？吾从众，回顾往昔，舞文弄墨不少，绝大多数来于随缘，只有这三种话，以及一本妄谈人生的《顺生论》，说“彼其充实”，不敢，但当仁不让，由动机方面看，总可以说是“不可以已”的。这样说，对于这三种话，我就难免有偏爱吧？实况也许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