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说近些年的编写，安排的原则想兼顾时间先后和内容之所近。我回社工作，开卷第一回是编注文言散文，又多年以来，用力最多也就耗时最多的是编写有关文言的读物，所以想先谈这一方面。

由以上两三篇可知，站在排头的应该是《古代散文选》下册。我1979年初回到社里，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却始于1978年。人，不只各有见，还各有自己的习性，先是三个人凑在一起，以后加上我，四个，断断续续在一起谈，编法，篇目，意见不少，决断不多，总有一年多吧，才大致定了局，其中一项是我总其成，定稿。起草的只有三个（王微一向是审而不作），其中隋树森于1979年10月患脑血栓，还休养了个时期，因而我的负担就很重。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些篇目过去没有人注过，加注，有时就要查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有些只见于大图书馆的善本，就不得不跑善本室。我住在北京大学，想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找关系，办手续，领了图书馆的善本室阅览证，常常要提前回家，去照顾善本室。也确是解决了一些疑难，如选文第二篇元好问的《邓州新仓记》，开头一段说“漆水公之镇是邦也”，考出漆水公是韩琼，就是在北大图书馆的善本室翻检《嘉靖邓州志》，才查到的。一般篇目，没有这样的疑难，也是各种花样，标点，段落大意，题解，作者介绍，注解，还有全书的行文风格，都要面面照顾到，动笔处理。最后，94篇选文完成，还要写一篇《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上、中册谈字、词，也是我写的），作为全书的附录。书稿完成，记得已经是1980年的年末。排印也不快，所以处理清样，已经是1981年的9月底到10月初。

接着说编注《古代散文选》下册，费了力，也不无好处，是进一步了解，读文言作品会遇见什么疑难，想解决，应该用什么办法，又因为老习惯，心里有什么想法就想写出来，让有关的人看看，于是在编注的同时和稍后，还生产了一种副产品，即两三年之后印成书的《文言津逮》。这本书不是先有统一规划，然后依先后次序一篇一篇写成的，而是想到某一方面的疑难就写某一方面，最后排个次序，成为一本小书的。文由“文义之间”到“行文借鉴”共十篇，外加一篇附录“工具书举要”，总起来不过十万字。原想命名为《文言讲读举隅》，书稿送请吕叔湘先生看，吕先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改了一点点，提了些意见，写了序文，还改书名为《文言津逮》。称为举隅是有几分客气，换为津逮就自己认为可充识途老马了。且不管能否真正识途，至于写，也确是费了不少精力，其中尤其“典故探原”一篇，问题多，难度大，又不能躲，简直伤透了脑筋。书稿将完成，就得福州程力夫先生之助，福建教育出版社接受出版。记得书稿是1982年后半年寄出去的，排印迟迟如老牛车，直到1984年的后半年才印成发行。

就是在《古代散文选》下册的编注工作即将结束的1980年后期，编辑室又布置了新的工作，是与编写教材有关的专家主张，为了学生真能学而有得，各科都应该编印一些课外读物，中学语文课遵照办理，决定编两种，文言、白话各一本，把文言的一本交给我编。我第一步是设计个编辑方案。编辑方案要为“目的”服务，目的是学生能读一般的（即不过于深奥的非专业性质的）文言作品，如《陶庵梦忆》《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我的想法，有两条路：一条是应付，就是照做，求上方能点头，完事；一条是认真，即如治病的处方，医生主观上要确信，只要照处方服药，病必能消除。多年以来，我坚信，想通文言，是只能用多读的办法。课内，文言的课文寥寥无几，要用课外读物的形式，让学生接触较多的文言作品。但求多就必致碰到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是这课外的读本，容量过小，不能起学会文言的作用；过大，比如厚厚的几本，无论从财力还是从时间方面看，学生都承受不了。在两难的夹缝中，我想了个守作为“饮食”、攻作为“引线”的办法，具体说是，初中、高中各编一本，选文都是60课（有的课收文不只一篇），选文方面广，求精，而且篇幅不短。每一册选文都是从古代到现代，初中浅，高中加深到中等。估计有些学生喜欢文言，读完一、二两册，还想多读一些，以求再提高，又编了个第三册，收再加深的文章，书末尾还收了两篇附录，一篇是“古籍笺注举例”，一篇是“文言阅读参考书目”。总名为《文言文选读》。每一课，选文前有“解说”，目的有近，是介绍本篇的情况，有远，是介绍可读的古籍的情况。选文中间有“段落大意”，末尾有“研读参考”，都是为帮助深入理解。词句的注求详尽，为的是自学也不会有困难。这样编，主观愿望是：认真读完这三册，就会获得阅读一般文言作品的能力，这是发挥了饮食的作用；读完这三册，有了读文言典籍的兴趣，还想多读，就会知道读什么，如何读，这是发挥了引线的作用。设想成熟，领导编辑室工作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以后的工作就由我全权处理。先组班，约三个人参加：我的大学同班李耀宗（年岁略小于我，原在某中学教语文，已退休），我的知交张铁铮（小于我近20岁，在北京师范学院教书），我的同事潘仲茗（女，小于我超过20岁，曾助我编《古代散文选》下册，还在编高中语文课本）。人选定，编的工作开始。排在最前的是选篇目，原拟用民主的方式，都推荐，然后协商。试行，迟迟不能进展。不得已，改为我选定，由他们三位复核的办法。显然，这选定，之前就要翻大量的书。翻检，有难易，大致是习见（义为选本上常见）的人（如苏轼）和习见的书（如《论语》）容易，不习见的人（如李慈铭）和不习见的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容易，因为要到大海里去捞针。还想兼顾自己（对文章好坏）的看法和传统所谓名篇，比如选“笑话”是求选材面广，选诗话、词话、笔记之类是觉得比重气势、内容平庸的古文好，选王荆公的《读孟尝君传》，只因为它是传统的名篇，而在“解说”中点明，文章有严重的缺点。如此，我选定篇目，交他们三位复核，他们，也许是乐得坐享其成吧，很少表示修改意见。其后是分篇目去做。有编散文选的经验，“解说”，与其分别起草，交我统一整理，反而不如我一个人写省事，于是由我一个人包。不久，觉得“段落大意”和“研读参考”也以走这条路为好，于是也由我一个人包，结果他们三位就只管注解，注完交回来，由我修补定稿。工作程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往前走，计由1980年晚期上路，到1984年中期第三册完成，用了将近四年，这项工作才算结束。三本书，由效果方面看，应如何评价呢？内举不避亲，当仁不让，视同药方，自信开得不坏，是用作学习文言的课外读物，或扩大，用作学习文言的自学读本，至少在当时，是最合用的。但计算效果，又不能不管服用后的情况，而这后，之前，还有肯服用不肯服用的问题。有多少人，甚至有没有人，照方吃药，结果就治好了病呢？也许只有天知道。但不问天而问人，我是怀疑主义者加悲观主义者，自己推想，恐怕情况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吧？

记得这《文言文选读》第三册完稿是1984年5月，我命定不能享清福，又没有兴趣加入编语文课本的行列，就想还是单干，对付文言，已编的散文选，选读，所供应都是感性的，无妨再编一种，供应理性的，即讲文言的字、词、句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化偏为全。有了设想，立即施行，先定名为《文言常识》，然后考虑包括哪些内容，某一项内容请什么人执笔。正在考虑，想举步而尚未举步的时候，即5月之后的一个月，吕叔湘先生来找我，问我手头有什么工作。我说《文言文选读》刚编完，还想编《文言常识》。他说选读完了就好，他有编书的打算，考虑的结果，以为我合适，希望我帮他先编这一本。以吕先生同我和社里的关系，只要力所能及，我只能照办。工作是编《文言读本续编》。很明显，称为“续”，是前面还有《文言读本》。而《文言读本》还有前身，是四十年代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文言读本》。这读本，“原来计划统成六册一套，供高中三年教学之用，但是只编了三册，没有完成计划。”（《文言读本》前言）这三册，应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要求，于1978年改编为一册，名《文言读本》，于1980年出版。因为前言里提到原计划是六册，于是有人，以及出版社，就愿意把有名无实的后三册也合并为一册出版，以完成30年前六册一套的计划。推想叶圣陶先生和吕叔湘先生（朱自清先生早已作古）是有兴趣完成开明书店的未竟之业的，“可是圣陶先生年高体弱，我（吕叔湘先生）又杂务缠身，踌躇许久，终于征得张中行同志的同意，担任这个续编的编辑工作。”（《文言读本续编》前言）我同意了，之后是着手编。规格照《文言读本》，有不少项目，如选文之外都包括什么花样，排印用繁体字，等等，就不必考虑。选篇目是大计，主要由吕先生决定。选编的目光与常见不同，比如选《大唐西域记》和《汉书·食货志》之类，以及有些篇不加标点，一般选本就决不会这样；连我这喜欢“攻乎异端”的也担心过于难，怕读者没兴趣。我向吕先生表示了我的担心，吕先生像是未思索，就说了一句使我深受教益、终身不忘的话：“学文言就不该怕难、只图兴趣。”所谓受教益，是这一句的“文言”可以换为“什么”，照做，就必不会一事无成。但吕先生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把原定不加标点的篇目减去一些。以后就动手起草。考虑全书用繁体字，竖排，如果还要抄清，一则找人不容易（青壮年不行），二则还要校，费事，不如起草时谨慎一些，一次就成稿。这样一篇一篇往下写，选文一般要加标点，分段，其后有三项，是“作者及篇题”“音义”和“讨论”，当然也要一点一滴地拼凑；不加标点的，我的私心是也分段，音义略详些，以减少困难。有的篇目，如诗、词、骈文，后面还讲了些有关文体的知识，如“骈体略说”“词体略说”之类。总的说，工作不容易，连写字都要时时注意，以防不小心就会出现简体。最大的困难仍是“音义”（即注解）部分，因为吕先生古典方面底子厚，见识高，专说选篇目就不同于常，也就是选了些向来没有人注过的。我旧学底子不厚加荒疏，自然，有时就会遇见典实之类，应注明出处而不知其出处（都是《辞源》《辞海》之类辞书不收的）。这就要到大海中去捞针，捞而不得就不能不起急。仅举一次的起急为例，第34课选了苏轼的《国学秋试策问》，其中说到“隋文之传餐”，依注解体例应注明出处，可是查《隋书·文帝本纪》，查《隋唐嘉话》之类笔记，都没有，不得已，翻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看帝王的勤政部分，还是没有。怎么办？这条空着，交吕先生？那就太惭愧了。算我走运，正在对书兴叹，无意中往下翻两页，居然就竟日寻不得，有时还自来，原来见于《唐书·太宗本纪》，唐太宗问房玄龄等“隋文帝何等主”，房玄龄等答话中有“传飧而食”。计起草这本书共费时九个月，单是这一条就用了两天半。完稿，交，吕先生修整一遍，发稿，可能已是1985年的年底。排印也是如老牛车，直到1988年才出版。也应该说说效果，有理想和实际两个方面。就理想一个方面说，专说篇目，看看就可以开阔眼界，知道学文言，可读应读的不只《捕蛇者说》《项脊轩志》那样寥寥几篇。更重要的是学的方法，是可以认知甚至学会，不怕碰硬的。行文方面也值得借鉴，以注解为例，我看是可以说句狂妄的话，已经到了“文不加（添字）点（减字）”的地步。但转而看实际的一面，情况就会由如意变为不如意，因为单是看印数，5000册，不再印，就可以知道，也许竟没有人有兴趣，至少是有胆量，拿起这根硬骨头，啃而又啃的。

《文言读本续编》是岔出去的一笔，交稿之后，当然要回到正文，编心中略已有成竹的《文言常识》。编这本书，目的有二：一是介绍一些有关文言的各方面的知识，以帮助学文言的人加深对文言的认识；二是扫除学文言的路上会碰到的障碍。要求比较奢，内容就不能少，又准备讲的知识，性质都近于专，编写，就宜于用集腋成裘的方式，即某一方面的知识，请这一方面的专家执笔介绍。而专家，几乎都忙，有的还难求，所以内容以目录的形式确定之后，约稿就成为繁重的工作。为了表示尊重，常常要登门，有的人还不只一次。最后，章章节节，找的人都点头了，还有两个困难，一小一大，不能躲。一个小的，人之惯于抓紧与放松，亦如其面，有的答应了，可是迟迟不交稿，就既要催，又要等。另一个大的，稿交来，也许与要求不尽合，甚至大不合，就不得不动手改，甚至改约人写。举实例说，约陈遵妫老先生及其助手湛穗丰女士写的“天文历法”，陈起草、湛修改之后交来，四万多字，内容过于繁，有些地方还过于深，超过常识，我只得动笔，改为两万字出头，化难为易。又如讲文体的“时尚”，要求介绍历代文体兴衰的情况，原由隋树森先生执笔，稿交来，内容过于单薄，不合用，只好改约冯钟芸女士写。稿齐了，内容，行文风格，还有化多歧为大体一致的问题，总之都要费心思和精力。但心思和精力不白费，书稿终于完成，发出去，于1988年由本社出版。这本书，以戏剧为喻，戏码硬，字、词、句、篇等之外，还包括文言的历史、典籍、文体、辞章以及天文、地理、职官、称谓等方面的内容；名角多，如吕叔湘、周祖谟、周振甫、陈遵妫、王泗原等都出场了。反映像是也不坏，出版不很久，香港和台湾就印了繁体字本。(www.daowen.com)

最后还要说一种也可以算作有关文言的书，是《文言和白话》。如书名所示，是想画两者的形貌以及讲讲其分别和关系。何以要写这样一本？是友人吕冀平（其时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汉语知识丛书》。人所共知，丛书主编的地位有如坐轿，选题确定之后，诸友人就要自告奋勇（或应召）去抬。我收到选题，来信说希望我写文言部分的“词汇”。我生性不愿走熟路，抄现成的，看文言部分的选题，第一名是“文言和白话”，觉得其中可谈的不少，问题不少且不小，无妨试试，就认购了这个。记得认购相当早，因为手头工作多而杂，直到1985年后期才动手写，1986年中期完稿。丛书原定一册十万字上下，我把想谈的都谈了，结果字数超出约一倍。事有凑巧，丛书出一些，销路冷淡，出版社化积极为消极，我这一本干脆不入丛书，单行，于1988年出版。写这本书，借了几年来与文言多有交往的光，借了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和刘坚先生都碰过白话问题的光，但用的力也不少。还费过大力，是写“文白的界限”那一章，应注意的材料很多，而结论呢，说有界限，会看到不少骑墙派，说无界限，连这个书名也就无立足之地了。这一章写了五节，问题未必能圆满解决，却得了些与难问题沙场上周旋的快乐。自认为还有一得，是讲白话部分的末尾，我不避自大之嫌，提出现在执笔，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是“依傍口语”。在许多事情上，我常常苦于自信心不足，唯有在这方面是例外，过去是，现在是，推想将来还是，在书面语言的“像话”与“不像话”之间，我是坚决站在像话一边的。

此外，谈有关文言的工作，还要提及一篇文章，是《关于学文言》。建国以后，语文课大体上还是继承传统，中学语文教材里既有白话，又有文言。学文言，要求是，比如高中毕业，能够读浅近的文言作品。事实是没有做到，又因为写现代文也是大多不通，于是有的人（而且多数是语文工作者）就把怨恨之箭射向文言，具体主张是中学生不再读文言。可是也有人主张应该读一些文言，又传统的力量太大，所以尽管有人喊，语文课本里还是编入文言教材。多数学生也头疼，实况又确是学不好，而仍在学，显然就成为问题。语文报刊上谈论这问题的不少，我的私见，都不免片面。于是想用由英国薛知微教授那里学来的“分析”的方法，谈谈这个问题。计由“文言典籍的长短”到“为个人想想”，共谈了14个方面〔1984年8月写完，刊于1985年7月出版的《语文论集》（一）〕。分析，结果必是讲理多而主张少。但也可以看作有主张，那是文章末尾总结性的几句话：

有关学文言的话说了不少，可以总结一下了。这很简单，是：（1）文言是很有用但不是非用不可的工具。（2）就国家说，应该使任何人都有学会文言的机会，但同时容许任何人有不学的自由。（3）就个人说，学不学要看各种条件，这是说可以不学，但有学会的机会而不利用，总是个不小的损失。

到目前，事已过去十几年，想了想，有关学文言的问题，我的意见还是没有变。

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到，对于文言，我是倾向于学会有好处的。因为有此倾向性，十几年来，上班业余，为了供应读物，我费的精力不算少。可是，也许可以算作遗憾吧，想做的并没有做完。那是想再编两本，只是因为自知已无此精力，不得不忍痛放弃。一本是《文言文选读》第四册，性质是“高级”的文言读本，收《易经·系辞》《庄子·天下》《史记·货殖列传》之类的文章，以备学文言的人食欲增强，啃完一般选本不饱，可以尝尝这一本，而如果也啃了，就可以说是如游五岳归来，见大山也不以为高了吧？另一本是《历代骈体文选读》。我一直认为，文由散而骈，是汉语求美的自然趋势，有流弊是弊，但求美并不错。而所求得，成为骈体（指通篇对仗），或只是骈句，我们读，确是有散句所不具有的美。学文言，单是为欣赏，也应该念念骈体。过去骈体选本，大多取中古而舍近代，其实，如清代，作骈体的名家也不少，所以我想选个历代的，还要特别着重声音美。可是，从事文言工作的人都知道，注解骈体最难，因为几乎是句句用典。总之，想想自己的年龄，想想工作的性质，只好知难而退。退了，还提它做什么？也只是表示，有关文言的工作，我没有做完而已。清人徐大椿诗有句云：“一生那（哪）有真闲日，百岁应多未了缘。”每一念及，不禁为之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