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1981年的事，北行是往哈尔滨，时间是6月28日到7月13日；南行是往上海，时间是9月23日到10月7日。我人微，职业（兼事业）是趴桌子，除到稍远的地方看看亲属以外，几乎是难越雷池一步，所以外出，而且路不很近，就成为经历中的大事。学大报小报，要不漏大事，想列为专题，说说。哈尔滨之行在前，先说。

往哈尔滨，名义是参加7月2日开幕的“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说名义，是因为我对于语法和语法教学，应该说一向没有兴趣。单说语法教学，还不只没有兴趣，并且认为（并曾著文声说），求学生学通语文（主要是能写），寄希望于语法知识，结果必是费力不少而收效甚微。五十年代，我曾在语法和语法教学方面用了不少力量，那是因为靠工作吃饭，只能是上方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也有所得，除了滥竽编写了几本有关汉语知识（其中重点是语法）的书以外，还开辟自留地，写了三本辅助语法教学的小书和一些零散文章。自留地，收成归己，就生了大利，是一家老小吃饱以外，孩子还上了大学。仰事俯畜是近而具体的利，还有抽象从而就可以行远的利，是不少耳食之徒竟以为我通语法，直到二30年之后，我还可以借此不虞之誉到哈尔滨去观光。但也要从坦白之法，在这里说明实况，记得并没有什么会或什么人请我参加，而是我听说有此机会，想看看这个还未去过的著名城市以及住在那里的一些熟人，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参加，也许竟是碍于情面吧，主其事者点了头。

起程，交通工具是火车，下午三时多开，次日八时多到。时间不很长，邻座都是熟人，入夜还有周公为伴，不寂寞。下车，想会会的友人，黑龙江大学的吕冀平，黑龙江师大的王梦白，都来车站接。下榻于松花江南岸的友谊宫。顺时风，重觉悟，先谈正事。语法之会，全国语法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人不少，要分组，以便讨论，记得我是分在第四组。开幕式，闭幕式，当然要全体参加，此外还有全体会，小组会，内容都是有人发言，有人听发言。我的原则是，可参加可不参加则不参加，可发言可不发言则不发言。别人发言，尊重，不洗耳而恭听，但要致歉意，是都未记住。只有一位例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俞敏（据已故的曹君家琪说，上辅仁大学时期，官称为俞坏人），在全体会上讲语言现象的复杂，举动宾关系为例，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出人“意表之外”。

又用晋惠帝的分类法，官的正事表过，可以转为说私的正事。先说游，分两类。先说逛大街。早听说哈尔滨是有白俄味儿的城市，当然想看看这白俄味儿。确是有一些，但像是不很多。有名的秋林公司已经改为松花江商店。问还有俄国大菜没有，陪伴的人说，早没有了。想象中的白俄肩搭俄国毯子，沿街叫卖，更没有看见。大街上有兆麟公园，进去看看，印象是过于小，而且平淡无奇。再说游松花江。因为住在江滨，望，很容易，次数不少。虽然心中藏有长江的印象，也总可以说是很雄伟。渡江到北岸，游一次太阳岛，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比较有意思的一次是乘船，先逆流而上，后顺流而下，烟雨中望北岸远方的村庄，不免有“天涯何处无芳草”的遐想。想得太多不好，还是收视反听，看看近的，是在江滨，常常看见三五个年轻人，抬两箱啤酒，手提收录机，到江边一带去野餐。三五个人喝啤酒两箱，不管是京油子还是卫嘴子，听到都要大吃一惊。但在哈尔滨，据说这是常态，量小才是变态，他们也会大吃一惊的。空口无凭，有我的一次亲历为证，是我走在大街之上，看见路旁有个卖冰激凌的小铺，许多人，老老小小，围着买。我想尝尝有没有异国味，挤上去，说买一个（一勺一个，放在一个盘里），想不到所有的人目光都射过来，像看街头的车祸一样。我当然也一惊，以目光报之，一看才明白，原来刚会走路的孩子也是吃三四个。我破了例，在他们眼里成为外地的老斗。

再说看亲友，不多，总起来才四处，其中关系最深远的一家，还因为地址不明，欲去看而末由。那是通县师范最要好的同学梁政平的妻女，五十年代初政平病故，随着女婿移居哈尔滨的。其次以时间先后为序，四十年代前期认识的是王梦白，五十年代前期认识的是吕冀平。吕是这次讨论会的主持者之一，可以说天天见到；王不参与讨论会，可是为人热情，恋旧，见的次数也不少。他们是东道主，要招待，办法只能老一套，带着入家门，见其妻子，并请喝酒吃饭。此外，其实应该说最重要的，是促膝谈心。四处，还有一家，关系是由下一代来。那是三女儿的大学同学梁荣欣（男，哈尔滨人）和沈能展（女，上海人），结为夫妻的前后，常在我家里住。这次往哈尔滨，看他们，照通信地址找，原来离友谊宫很近。梁不在家，沈在，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很热情，陪着我到松花江边散步。她的公婆都朴厚，有北国之风，在家里招待我酒饭，不只一次。我很感兴趣，因为酒和饭都是家常的。对沈能展，有一事我也很感兴趣，是她能入其国，从其俗，一个上海姑娘，竟是满口哈尔滨话。

至此，该办的都办了，要如《庄子·逍遥游》篇所说：“旬有五日而后反。”虽然不是归心似箭，也乐得尽早到家，于是与语言研究所的陈治文、徐枢等结伴，坐飞机回了北京。(www.daowen.com)

以下说题目的后一半，南行。这次不是参加什么会，而是看《古代散文选》下册清样的改正情况。这本书选文用繁体，北京的印刷厂不方便，送上海排，校过一、二、三，清样还有些改动，要由社驻上海办事处的杨师麟送厂改并找人核对，怕万一还有问题，需要参与编的人去把关。我是理想的人选，可是年过古稀，社里不放心，想让责任校对去，有问题来电话商量。我说那样过于麻烦，万一问题多，我还是要去；况且，语文编辑室为什么事，已经有三四个人在那里，我去，他们可以照顾。商定，于9月23日上午，为了避免单身旅途寂寞，我带着校样，乘飞机前往。到虹桥机场，转民航站。上海友人李世健和语文室的顾振彪去接。为了争取时间，先到余姚路，把校样交给杨师麟，然后到瑞金二路出版局招待所“定居”。杨师麟既工作能力强又负责，校样很快就到印刷厂，可是印刷厂有近于旅行的制度，到真动手改，还要一段时间；还有，改出来，要经过一位名吴文娟的女士核对，才能送到我手。这样，我这次到上海，就成为时间很多而工作很少。何以处理这闲？又只能是哈尔滨那一套，游和会亲友。著文宜于以类相从，还是先说工作，是校样于国庆节前（28日）改完，交吴文娟女士，吴女士是由商务印书馆退休的，大户出身，水平高，负责任，要通读之后才转到我手。30日亲自送来一部分，第一次会面，人清秀聪慧，虽年已知命以上，还不愧为江南佳丽。果然提出一些问题，我考虑，处理了。就这样，节后又处理了其余的大部分，上海之行的公事，得吴文娟女士之助，比预想为好地办完了。

接着说游。上海，我住过一个时期，走过一些地方，再游，可以用补课加兴之所至的办法。因为兴趣不很高，只到很少几处。计有虹口公园的鲁迅墓，是李世健陪伴去的；城隍庙和豫园，是孙玄常（其时借来编高中语文课本，先来上海，与我住在一地）和他的朋友篆刻家俞蝶庵陪伴去的。豫园值得看看，但与苏州的几个名园相比，就不免有上下床之别。城隍庙的特点是挤，本打算挤进去吃一种有名的小吃，因为都不年轻，少冲锋之力，只能望望然而去。幸而俞先生好客，我们到他家，不必挤，就得了手持蟹螯、口吞黄酒的享受。顺着口腹的享受说下去，是游城隍庙的次日，我与孙玄常结伴，游了龙华寺。惭愧缺少道心，对于大殿、佛像、梵呗之类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而至今念念不忘的乃是素馅小笼包。所以念念不忘，是一生吃包子无数次，馅多种，味道之美，以这一次为第一。补课性质的还有一处，是走到外滩，见通浦东的渡船来来往往，想创造一次“曾到浦东”的经历，也上船，到浦东登岸，转一个小圈，原路而返。非补课性质的，南京路，竟去了几次，目的单一，到朵云轩买廉价的图章石。所得不少，选其一带往太仓（详情以下说），求凌伶兄刻个闲章，文曰“中行无咎”（语出《易经·夬卦》），至今，为人写刊头之类还在用。

最后说看亲友。没有亲；友也不多，但有一位住在市外的。先说市内的，来往最多的是李世健，接，送，陪伴游历，还约到他家里去吃饭。此外还帮了个大忙，是经他介绍，认识他的弟子在锦江饭店做秘书工作的陈幸君，才未费力就买到返京的飞机票。其次是张之，见几次面，还送我两瓶浙江名产五加皮酒，但不知为什么，未积极约我到他家，去拜见他的尊夫人。此外还曾往新闸路看在北京两饭店新认识的朱启勋、林文桂夫妇，因为时间紧，寒暄几句就辞出。最后说那位住在市外太仓的，是同事几年（整风运动中加“右派”之冠，发往北大荒，一别就是20多年）并很相知的凌伶。他由北大荒，借冻成残疾之光，得随原籍为太仓的夫人回了太仓（他是湖州人），“大革命”结束，社会环境由冷酷化为温和，我们已经有了通信关系。这次由远在天边变为近在眼前，而且有闲，当然想去看看他。先写信，很快收到他回信，说欢迎我前往，至时他到车站去接。又得李君世健之助，于10月2日上午顺利登上西北行的车。路不远，未至午就到太仓。下车，看见霜红（他的雅号）老兄正在不远处睁大近视之眼往车门这里望。走近，握手，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都老啦！”车站像是在原来的西门以外，我们东行，总有二三里路吧，到他的家。在街南，入门，先经过其他人家，他的住屋在南端，房前有小河，风貌还是旧时代的。他的夫人出去串亲，不在家。吃过午饭，要利用半日的时间，各处看看。多年的习惯，愿意看旧的，问画家三王（王石谷非太仓人，老四王只剩三位），说地名南园，早已没有遗迹。吴梅村就更惨，连住在某街某巷也不再有人知道。幸运的是写《五人墓碑记》的张溥，不但家宅保存着，据说房屋还是晚明的原样。我们去看，在西街路北，房两层，东、北、西三面连在一起，与我们常见的富贵人家宅院迥然不同。离这所古宅院不远有个公园，当然也要进去看看，曾经北京、苏杭的沧海，太仓之园至多只是个水池，也就可以自郐以下无讥矣。更有意思的是晚饭以后的叙旧，以及枕上听到的窗外小河的流水声。良辰易尽，因为还要看校样，于次晨，最早一班车就回了上海。

飞机票是7日上午的，6日下午，与杨师麟、吴文娟共同处理了校样的问题，准时到了虹桥机场。候机室里遇见一位自信心之强使我五体投地的，是距规定的起飞时间还有十几分钟，这位（30多岁的男子，坐在我旁边）站起来跟我说：“劳驾给我看着包，我上去吃点东西（楼上有餐厅）。”我说快起飞了，劝他不要动，他说：“没有准时起飞的。”还是不慌不忙地上楼了。过了不短的时间，他不慌不忙地走回来，谢过我之后，仍坐在我旁边。果然，又过些时候飞机才起飞。路上，我不能见景物，就想这位的“坚信”，一是坚信我不会拐走他的包，二是坚信飞机不会例外，准时起飞。可是他胜利了，伴我一生的怀疑主义，其价值就成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