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一篇的姐妹篇，因为亲属之外，还有不少对我不坏，别后难忘的。语云，远亲不如近邻，居家度日，朝朝夕夕，难免有意外的不顺适，急需救助，就要靠近邻伸出援助之手。就是没什么大事，雨天雪夜，困坐斗室，闷，也难忍，希望有谈得来的来闲谈，更是要靠近邻。就我居乡的情况说，靠近邻就还要超过一般，因为对镜才有苍颜两个，何况我还没有镜。正面说是需要多同乡邻来往，以求化度日的大难为不很难。乡邻，性格不同，因缘不同，结果就成为关系有远近。近的，算了算，也不少，小庙不能容过多的和尚，决定只记一些最近，至今想起来还很怀念的。以距离我斗室近然后及远为序。

石卓卿。小学同学，长于我两岁，住街南斜对门（偏西）。人有两好，功课好，脾气好。得善报，娶个林黛玉式的美人。有些美人真就不许人间见白头，为他生两个儿子，回“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去了。他读完小学未升学，但也借识字的光，很长时期帮村东头一石姓家赶集卖布。这比干农活轻快，干净，还可以吃到烙大饼加炒肉丝。吃炒肉丝，比在家里吃窝头下咽快，可是成为习惯也会带来祸害，是布业停，回家吃窝头，难于下咽，想吃炒肉丝却没有。60岁以后，独立能力更减，随着儿子吃饭，长媳没念过《内则》《女诫》之类，或念过而不管那一套，经常在饭桌旁指桑骂槐。他仍是脾气好，不是“予欲无言”，而是无言，也就可以相安无事。所以一生的大难，除过早悼亡之外，是后半生，想吃些顺口的而终于未能得。我回乡的时候，他年龄恰好同于《易经》的卦数，身体勉强，还能参加些辅助劳动。休闲时候常到我屋里来，仍是老习惯，说几句规规矩矩的。不只仍旧视我为小时候同学，也没有觉得我已经由乔木落入幽谷。我是1971年10月14日还乡的，大概是其后若干日，副统帅由很香变为很臭的情况才传达到农村的高层人物，有一天，他到我屋里来，屋里没别人，他小声说：“真想不到，林彪也黑了。”他不是党员，我问他哪里听来的，他说：“那你不用管，反正假不了。”后来，果然就传达，连地富反坏也听了，因为，据说，本想不让这些贱民知道，可是学习、讨论，他们还是朗诵“副统帅永远健康”，与实况和要求都不合，所以才破例，一视同仁了。听到特号秘闻，快来告诉我，是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激，也安慰。我回北京以后，没有再见到他，是八十年代后期吧，听家乡来的人说，作古了，推想还是未能常吃炒肉丝，所谓赍志以没了。

王老四夫妇。就老宅说，王姓一家是西面隔一家的近邻，祖孙几代都与我家走得近。乡里序辈分，与我父亲同辈的名王瑚（比父亲略小），娶妻外号王聋子，常借我家后院的磨来磨面。夫妇生五个儿子，长乳名福来，小于我一两岁，小时候常在一起玩。次名福顺，三名福成，五名老仓。福来刚成年不久就夭折，福顺夫妻，我还乡前相继病故，福成外出不归，老仓参军，所以我还乡这几年，王家，与我称兄道弟的只有王老四夫妇。王老四生性窝囊；妻不壮，朴厚中带一点点精明。很穷困，住两间小土房（坐西向东），几乎不能蔽风雨。已有孩子，所以生活就更加紧张。知道家史，也尊重家史，所以看见我表示亲热，敬为兄长。我到他们屋里去，大多是冬天的晚饭后，为避寒。说话的永远是女的，话千篇一律：“二哥来啦，快上炕！”一面说一面找笤帚，清扫靠灶的一头。刚做过晚饭，炕席面上确是有些暖意。与新设备的水暖或气暖相比，炕头的微温也许既可怜又可笑吧？我珍视不忘，是觉得，这样的小屋，以及小屋里的人，没有机心，多有朴厚的古风，是另一种难得。果然，也可以说是“盛筵难再”，1975年之后，朔风飘雪之时，我就再也不能到这样小屋的炕一端坐坐了。

裴植的夫人黄氏。裴植是裴（世五）大哥的堂侄，邻村薄庄人。因裴大哥的关系，呼我为二叔，与我走得近，他在天津几个旅馆里工作，我去看过他，他来北京，常到家里来看我。依嫁后从夫的旧礼，他的夫人黄氏，我还乡的时候，与我也走得近。听裴大哥说，黄氏是我们村西北十几里某村的人，父亲是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书香熏陶，可能也识字吧，没问过，但看得出来，言谈举止，是带些农村罕见的自负成分的。其时裴植还在天津工作，不常回家，与我来往，都是由黄氏出面。知道我来乡居，隔些日子就来一趟，坐在对面，问寒问暖，并问有什么活，交她去做。有时还带些吃的，家里所做，农村所谓差点样的。很少时候，也许她腾不开身吧，让孩子送来。记得还请到她家里吃过饭。专就对我说，与镇上的老姐不是一路，而是一半恭敬加一半客气。但知礼总是好的，也就应该感激。后来她的女儿裴玉兰嫁北京郊区，她有时到女儿家里来，所以我回北京以后还见过她。努力为下一代奔走，壮志未酬，不幸得了与脑有关的病，终于不治，作古了。听到她死的消息，我不知怎么就想到苏东坡《赤壁赋》里的话：“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韩大叔。邻村冯庄人，人都称为傻韩（因高跷会中扮傻小子），我幼年时候，多年在我家做长工。人爽快，有风趣，健谈。我参加做农活，愿意同他在一起，听他谈在天津拉洋车拒绝拉肥头大耳富商的壮举。我到通县上学，记得多次是他牵驴，送往长途汽车站，我仍呼他为韩大叔，他还报却升了级，是二先生。他多年穷困，也就因穷困而独身。推想旧去新来之时，他成分好，会得些优待吧，我还乡的时候，去看他，入门，见院内有牛，进屋，见室内有比他年轻好多的韩大婶。我祝贺他升为小康，他说困难不少，有时觉得，“还不如在你们家扛活呢！”我笑他没学习好，他说：“甭听那些好听的。”见到我仍如昔日那样不见外，只是因为已年及80，不再有当年那样的英爽之气。让韩大婶做饭，留我吃，说没什么好的，对付着吃点吧。吃完，由房后面园子里摘几条秋黄瓜让我带走，并说：“别人种的就长不了这么直。”因为是幼年时期的忘年交，每次下去我都去看他，是1975年最后一次回去住，又想去看他，听邻人说，就在一年前，我没回去的1974年，下世了。

韩珩。也是冯庄人，住在村东头，村里人称为韩老，推想是大排行居末。面黑，大个子，我的印象，就是高跷会扮棒子和尚，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我们原来不认识，是我背着粪筐转到村西，路上遇见他，也背着粪筐，他先开口，才结识的。他通文墨，也许真就“臭”（难闻之义）味相投吧，明显表示愿意同我亲近。以后就来往很多，十之九是我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有个宽敞而安静的家。他有儿子，在一起住的却只是老伴，虽然年已古稀上下，还看得出来，二九年华时正是《诗经》第一篇说的“窈窕淑女”。他很少留我吃饭，原因很明显，是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端上桌面。我回乡几次，常见面，见面多谈，相互理解，甚至可以说有同好，是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相知关系，我回北京的时候还通过信。但终归如古诗所说，“去者月以疏”，进入八十年代，也是渐渐断了音问。他年长于我，现在还能与迟暮的窈窕淑女，对坐喝稀粥吗？

王树棠。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河北屯镇前街的人，长于我两岁。念完小学以后，近半个世纪没有交往，我还乡，到镇上赶集遇见，像是时间真就能倒流，立即恢复药王庙厢房教室的同桌（据他说曾同桌三年）关系。他为人罕见的厚，念旧，知道我被动还乡的情况，认定我孤苦无依，（心里）毅然把照顾我的担子担起来。他有老伴，三个女儿都已出嫁，经营房前的一个小菜园，生活不富裕。可是凡是他有的，粮食、菜蔬、调料，等等，都给我。镇上只有一个公家的肉铺，卖肉的是他女婿的弟弟，我有时吃些肉，都是他去买，买回来并给切成合用的碎块。我到镇上，视他家为暂驻之地，到饭时就对面吃（依农村旧习，妇女不上桌面）。又因为他的关系，我交了不少镇上的朋友，得到的帮助（心的，物的）也不少。总之，我回乡以后，不久，心里就觉得又有个家，有困难，关系不大，王老哥必能分担。1976年起我不再下去，我们还不断有书信来往。其后我恢复工作，有了微薄的收入，逢年过节，就寄给他一些钱，数目不能大，也只是表示，我同样未忘旧而已。是八十年代前期吧，收到他家里的信，说故去了。又十年过去，我情况好一些，很想多寄给他一些钱，以期他能够食有鱼，可惜他已经墓木拱矣。

李世杰。镇上北头（靠北的一条南北向街）的人，稍小于我。知识分子，曾教镇立小学，告退家居。也许熟悉我们弟兄之名吧，听说我还乡，常到镇上，就到我常落脚的地方等我。见到，像是久别重逢，长谈深谈之后，还约我到他家里去坐，泡清茶，叙心曲。住一个长条院子，前部种庄稼：有田野之趣。家里只老伴一个人，也是高个子，脚过于小，几乎站不稳，虽然也客气，却少说话。他是诗书门第出身，年未老而报废，心里难免有些愤懑，也就愿意向我这他视为有较多学识也报废的人倾吐。总之，就说是同病相怜吧，我还乡几年，我们相聚畅谈的次数不少，当然也就相互引为知己。记得是1975年9月初我最后一次离开乡居，行前他把家中旧存的一个手卷的卷尾送给我，还拿一张玉版宣裁为对联的纸给我，说何时有兴致，给他写一副对联，他装裱后挂。我感激他的盛情，诌一首歪诗留别，词句是：(www.daowen.com)

退隐陶公韵，慵游季子（苏秦失意而归）家。荆扉稀辂马，桂圃植桑麻。把麈闻清话，擎杯呷苦茶。相期新岁后，酌酒看春花。

诗是写实，希望次年再会面也是大实话，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永诀，因为此后我没有回去，地震之后不久，他老伴病故，他精神不能支持，到天津投奔他儿子，不久也从老伴于地下。那副对联纸乃民初旧物，我未敢在上面涂鸦，“佳”物利用，烦启功先生椽笔一挥，写我的集《古诗十九首》之联，曰“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权算作与他相聚数年的纪念吧。

王勤。我们村西二里赶庄东南角一个小村肖庄的人，小于我六七岁。可能由于一生未吃饱饭，不能发育，小个子，神情显得落魄而可怜。住村子中间街北小土房两间，房前种枣树两棵，既无院墙更无院门。室内当然不会有主中馈的。总之，在我的同行辈里，考穷苦，他必永远居榜首。我成年以前，我家在肖庄东头向南有田二十亩，据王勤说，我来田里劳动，他常在我身边玩，同我熟识的。我还乡，西行拾粪，常经过肖庄一带，他一眼就看出是我，心情几乎是想拥抱，他不会，说亲亲热热的话，他也不会。但看得出来，他感到又见到他小时候的哥哥，这哥哥倒霉了，他应该伸出救援之手，把他的一切都给我，可是他什么也没有。——但还是给过东西，一个他自种的大茄子，二斤熟而自己落地的枣，他看苇坑，用未熟苇穗（熟则飞花）捆的小巧笤帚。他身体不佳，多病，我给过他药以及挂面之类的食品。他没文化，又过于穷，连见到我都感到坐立不安。但不能忘小时候义气，到我身边，总愿意多待一会儿，纵使不会说什么。我也同他近，每次回京都到他那里告别。1975年9月作别，次年地震，其后的1977年5月，我回去一次，主要是看看斗室中什物破坏的情况，想去看看王勤，大概是听王树棠老哥说，病故，还不到一个月。回京以后，有时想到他，感到凄惨，秀才人情纸半张，写了两首题为“悼王勤弟”的七绝，小序说：“乡里总角之交，至贫，终身不娶。为人朴厚，辛亥（今注：初还乡之年）后断续乡居时多有往还。丁巳春旋里，闻其病逝才数日耳。”诗曰：

小径春深覆枣花，茅檐不葺赤贫家。斜阳挂树虚窗暖，几度盍簪忆岁华。

乙卯新秋话别离，村墟犹记泪双垂。龙（1976年）蛇（1977年）未尽君西去，絮酒生刍悔我迟。

其实，祭方面的遗憾主要还不是迟早，而是我受了西学的“污染”，不信人死后还能有知；无知，“纸灰飞作白蝴蝶”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知识，我们不能不接受，可是同时就失去一个多有情趣的《聊斋志异》式的世界，终归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