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工作停顿，职工移干校，原来的同事成为校友，为数不少。这里只记寥寥几个，是由于多种原因，把其中的绝大多数推到“怀念”之外了。是有偏有向吗？曰不然，而是确实有原因。原因之一是大多数，劳动、住宿等不在一起，本无事，记忆中当然就不能占一席地。还有些人，有些接触甚至接触不少，明哲保身，总表现为远远的，冷冷的，以怀念为尺度定去取，也就无可写。还有少数人，有一点点交往，表现为还有些情热，至少是礼貌，可是事过少，想不漏而不能成篇，也就只能割爱。最后还有极少数人，如跟踪窥测然后打小报告的，主持批斗的，接触不少，记忆中当然有个不次要的地位，只是录取标准，记忆之外还有怀念，也就欲兼容并包而不可得了。这样损之又损，只剩下四位，吴道存、王芝九、黄秀芬、王福海，以下依次说说。

吴道存，近些年熟人间提到，都称为吴老，因为年还长于我，大概是四岁吧。他是皖南黟县人，体、貌不违水土，小个头儿。他是英语室的编辑，业务超出一般，听说中学时期就给上海某英文报写文章，就凭这个成就，考大学（上海复旦？），学校破例，免考就收了。人朴厚通达，同事都敬重他。到干校，也许照顾他年老体单薄吧，像是没有派他干过重的活，我们也就很少在一起。是秋收季节，派他看场院，据不成文法，看场院要两个人，就加上我。入夜，别人都上床去梦见周公，我们两个提一马灯，做逍遥之游，总是一往返之后，背倚一个麦秸垛，为上下古今之谈。这是真正的“交心”，所以很快就成为相知。我从心里尊之为兄长，因为觉得他性格中有个大优点，坚韧，为我所缺，我应该学，纵使知道必学不了。看场院的工作过去，我们还继续有来往，比如我烧锅炉，他借打开水之机就来看看我。1971年春天，干校的幻想狂热降了温，嘴里不说，心里兼行动却在走向结束。最明显的是办理结业事宜。人分两类：年过60，或满60，或即将60，算作已没有工作能力，退休，送到应该去的地方（未必是家，详下）吃退休金；其余算作有工作能力的，找个地方（几乎都是外地）继续工作。我和吴道存都年过60，去路当然是退休。连里（其实就是社里）办了手续，要上呈军管，既名为管就要从严，认为我们的历史都不清白，改为退职。与退休比，退职是名利两不全，我一时很懊丧。吴道存大概不是这样，记得有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来两个苹果，外加一句话：“已经成为事实，你想它干什么！”这句话我一生记着，辨析理，处理事，都把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原则。

遵照另一个一般不得回城市的文件，我们两个都解职还乡。他带着老伴回黟县，我扛着两肩一口回京津间一个小村庄。如历次的鞭打一样，不言而采纳宋儒理气并存的哲学，打完了，气出了，理就抬起头来，不好说错了，而说是落实政策。不清不白有浓淡之分，吴道存淡，先落实，我浓，后落实，总之都是先瞪眼后微笑，使人不禁有何必当初之叹。且说我们还乡几年，吴道存先乔迁，移到屯溪；我后乔迁，移回北京。不断有书信往还，记得我“归田园居”，也是“虚室有余闲”，有时也就附庸风雅，诌一两首旧体诗词。其中有寄给吴道存的，抄一首标题为《与道翁别三年余顷有书来却寄》的：

驻景随缘是我师（在凤阳干校时，常以达观之意相教），黄泥雨夜伴君时（干校附近小镇名黄泥铺）。襟笼烛火成新侣，背倚柴山听好辞（曾共同打更）。瓮水炉烟常寂寞（后余烧锅炉，难得晤谈矣），湘舟朔马又参差（放还后道翁居皖南，余居河北）。三年契阔江河阻，默想音容两鬓丝。

吴道存也许因为更亲近拜伦、济慈之流，不写中国诗词。可是不久必有信来问近况。八十年代后期，他身体情况下降，可是道不变，春节时候必写信来问候。

移居屯溪以后，他仍是乐于为公，助人，长年为乡里义务培训英语人才。还写了一本指导学习英语的书，寄来，我有个同乡后辈，在中学教英语，看见，拿走了。我回社恢复面对稿纸的生活以后，不自量力，也写了些不三不四的，印成就寄给他请正。其间还有个值得长期纪念的闲事，因为更可见为人之厚，友情之笃，也记在这里。是我旧习不改，有机会还想收些价不高而可玩之砚。有的人同歙县的什么人有交往，有时就收到由歙县寄来的歙砚，其中有金星，误传是吴道存介绍寄来的。其时我还没有金星的品种，就不管圣训“戒之在得”，立即给吴道存写信，透露要好金星的贪心。想不到寄金星砚原来与他无关，他对砚毫无兴趣，更不知何谓金星。但他还是顾念雨夜打更之谊，托人找，忘了“金星”，只说“好”。结果是有个他的友好后辈，从自己的两方存砚里拿出其一，给我寄来，内行评价160元，只收140元。寄到，我一看，原来是一方晚明坑的歙砚，石黑色，润倒像是粘手，不免思绪万千。万千中的重要之一是，桑榆之年，得这样的高谊，反而要谢谢干校了。

八十年代后期，他曾摔了腿，卧床将养，好了，下地，能到院里走走，还寄来照片。也曾想到屯溪看看他，自己余时不多而想做的事不少，又怕来往颠簸，就只是想想而未能成行。是1995年的8月，传来消息，他于6月18日作古了。果然，即来的旧历新年就不再接到他的信。

王芝九，苏州人，原在历史室做编辑工作。人也是不违水土之性，精明，熟于世故。这本钱有优越的一面，是容易合于时宜，所以据说，他还做过苏州的教育局长。还有不优越的一面，是会远于“圣之清者”。但他得天独厚，或兼得教养之助，学识和品德都无懈可击。解放初期，他来出版社，推想是叶圣陶先生约来的。其时有过交往，记得是历史室编完初中本国史第一册，最后讨论定稿，参加的有叶先生和我，代表历史室的是他。其后交往不多，但有个清楚的印象，是通达，善于处世，能够照顾到多方面。来干校以后，不记得曾在一起劳动，是在校的晚期，我们都搬到离大路最近的八间房，同屋有十个八个人吧，其中有他，而且碰巧是邻床。这时期，我听分配烧锅炉，要早起。未带闹钟，很怕睡过时，至时水不开，又要批斗。他看出来，让我放心睡，至时他叫我。果然，每天早晨该起的时候，他就推我一下，小声说：“老张，该起啦。”我没问他，为什么那时候他就能不睡，总之，单是这件小事，也可见他的才干不同于一般。我，正如他多次所说，“一看就知道是北方人”，直，少遮拦，对于自己信得过的，愿意推心置腹，有时也就向他吐露一些真的情意。他也说一点点，委婉，含蓄，但态度还是明确的。结业，我先走，行前，看屋里没别人，我指指某一个床位，跟他说：“千万不要说什么。”他眼睛里明显地藏有感伤和惜别之情，说：“我明白，你放心走吧。”

他在苏州有一所住房，两层楼以外，周围还有几间平房，解放以后，献给公家，只留楼上一间大的，准备告老还乡时住，就仗着他有这样的“预见”，干校结业，他获得准予回苏州的优待。但世间事，常常祸不单行，而福却很少双行，退休回苏州以后一年多，老伴扔开他先走了。他学潘岳而超过潘岳，写了很多悼亡诗。也写其他题材的诗，因为我们干校作别之后间或有书信来往，他的信里就常常带来他的新作。其时我废物无用，有时闲情难忍，也试着哼几句平平仄仄平。记得还次过他的韵，作为不忘旧情之报，只抄一次的，算作“泥上偶然留指爪”。来诗题为《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下注时地为“1974年秋，苏州”，诗云：(www.daowen.com)

小小沧浪五百鱼，长鲸难入短鳅舒。列名却戴官阶帽，题句无非孝悌誉。不载英雄昭日月（指起义抗暴之人），欲寻碑碣在阎闾（指山塘之五人墓碑）。腐儒若供批评用，应有南针揭板书。

我的和诗题为《读史有感二首次芝九兄韵》，第二首云：

展卷时惊落蠹鱼，强刀弱肉意难舒。天心向不专通塞，史笔何曾别毁誉。鬼蜮声容充殿宇，贤能杖履老阎闾。魏公藏拙终虚话（徐陵轻视魏收文，掷之江中，云“为魏公藏拙”），千载犹当读秽书（魏收撰《魏书》，评人以亲疏为上下，人称秽史）。

依照中国传奇的旧例，题诗，不管是红叶之上还是门扉之上，紧接着来的必是会合，我们不敢维新，也乐得仍旧贯，于是而有1976年春的结伴（还有南京的郭翼舟兄）为苏杭等地之游，主要据点是苏州，就住在芝九兄那间大屋里。其后不久，唐山大地震，芝九兄恰在此时北来，住在甘家口他幼子楼房外的地震棚里，我曾去看他，记得同往甘家口商场去吃饺子。其后还曾结伴往东四八条去看叶圣陶先生，承叶先生招待吃午饭。总之，这期间我们都闲散，就多有见面畅谈的机会。也是在这期间，他整理他的诗词稿，共369首，打印，订为一册，题名《菁庐吟稿》，于1977年4月给我一本。内容依时间先后分为三集：甲：风雨集；乙：迎晖集；丙：老学集。我看了，守妄语之戒，觉得同于流俗，也是风雅少而颂过多，“情动于中”呢，还是有些世故成分呢？

大概是1978年，他在苏州，病了，到他长女的住处兰州去疗养。先是还有信，后来去信就不再回信。记得是1979年，听谁说，仍是癌症，在兰州作了古，他长于我八岁，总是远远超过古稀了。

黄秀芬，福建人，在小语室做编辑工作，比我年轻约20岁。体型是八闽的，不高而充实。容貌和性格有特点，是温婉，对人，总是语言和气而面带微笑。我们认识比较早，记得第一次见是在教育部小红楼，那就应该是1952年或1953年。印象，她是个刚成年的姑娘，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我推想她必是北京人，及至问她，才知道是福建人，来北京不久。我很惊讶，因为闽粤人学普通话，都是多南腔而少北调。我问她，她说福建话几种，她都会，都是到那里学，三个月，用当地话，当地人听不出来是外地人。我一生认识人不算少，语言天才之高，当以她为第一。可惜用非其才，半辈子坐在小语编辑室，编“大狗叫，小狗跳”之类。她还有个稀有的天赋，是“不移”的静，心如此，身也如此。所谓心不移，是言谈举止总是那样温和，像是你打她骂她她也不起急。所谓身不移，是到八十年代，我们都回出版社，常见面，她在我的眼里，与五十年代没有什么分别，还像是刚成年的姑娘。在干校，她因为什么问题没查清楚，也常分配做脏而重的活。有个不短的时期，我们在一起抹墙，她不是“行有余力”，可是还关照我。主要是她那“不移”，使我领悟一种珍贵的人生之道，我虽然自知必是可望而不可即，却每一想到就不能不感激她。是前十几天，我又见到她，面容像是也有些憔悴，算算，她也走向古稀了，时间竟是这样无情！

王福海，天津人，是食堂的厨师。我和他工作不在一起，劳动不在一起，可是感情不坏。他是名厨师，技术高，如果评级，总当是特级吧。记得五十年代，有时食堂卖红烧鱼，买一盘，吃，味道总是超过一般饭馆，就是他做的。他血压高，常常在院里练武，锻炼身体，我就愿意借这个机会跟他闲谈一会儿。他为人爽快，厚道，虽然我们谋生之道不同，他还是把我看作朋友。我口腹之欲不怎么样，却对家常菜的做法有兴趣，有时就向他请教，他必仔细讲解，并告诉其中的诀窍。到干校之后，他仍在食堂，有时我挑水，难免与他碰头碰脑，他不能说什么，但看得出来，面上有爱莫能助的惆怅。他的血压更高了，终于不得不回天津休养。我放还以后，有时到天津去，想看看他，可惜没问过他的住址。大概是两三年之后，听谁说，人力终于不能胜天，他作古了。“大革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有感情联系的人比我先走，我能去送别，也应该去送别，而竟未去送别，王福海是其中的一个。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致歉意，新观点，人死如灯灭，也不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