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不管位多高，力多大，发如何奇想，希望如用竹竿测池水深浅，一戳到底，终归不容易，因为执行要经过多人之手，多人中会杂有“人之初，性本善”，于是严酷之中就可能出现人情味。是1970年的后期，干校周年之后，不知由什么人决定，接受改造的人平等，都可以回家看看，期限是十天（？），就是出现了人情味。记得我是排在将入冬之时。行前要整理一下，因为时时要做搬家的准备，自己不在，东西散乱，别人不好下手。还想带点土特产，如蚌埠的熏肠之类，换个家里人高兴，可是不像现在，有钱唾手可得，也就只能想想作罢。起程，交通工具只能靠干校。记得到蚌埠，还吃了一顿饭。大概只有饺子，论碗，带汤，如北京之馄饨放大（汤内无调料）。我如阿Q之由未庄进城，吃不惯，尤其看不惯。其后是登上火车，一路无话，到了别不很久的北京。

离京回来，火车到终点站，三十几年，都是搭车北行，直奔后海。在车上还会想到，入家门，过前院、中院，就会看见可敬的房东李太太等人。这回变了，搭车西行往城外，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无家可归之感，很凄惨。人是无论如何多理想，甚至多幻想，过渡到身体发肤，就不得不实际主义。总之是心在鼓楼、后海一带，脚步却不得不走进昔日之燕京大学，今日之（新）北京大学。因为心里多有失落之感，就说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吧，又想到昔日的两件事。一件远到四十年代初，春秋佳日的星期日，常三四个人结伴，骑车往玉泉山，其中必有韩兄刚羽，如果齐兄蕴堂到北京来，也一定参加，过海淀，买完莲花白酒、五香花生仁等再前行，走的就是燕京大学西侧这条路，如果天气晴朗，西山就像是移到跟前。而迈入五十年代，“苛政（或运动）猛于虎”，刚羽、蕴堂住天津，都自顾不暇，就望玉泉山之塔，真如在天上了。另一件是四十年代末，张东荪先生由城内大觉胡同移到燕京大学燕东园入门左手那座楼，我来看过他几次，记得有一次还有续可法师。那是入西校门走未名湖南岸，先湖光，后塔影，出小东门，穿过蒋家胡同（后来才知道，邓之诚先生住这条胡同的2号），走不远就可以入燕东园之门。现在是续可法师早已跳了黄浦江；张东荪先生呢，因为横议的旧习不改，五十年代初下了政府委员之台，由一座小楼移到成府的一处小平房，与外界断了交往，革命且大，还能静极思动，吟诵“庭院深深深几许”吗？（后来才知道，“大革命”之后再迁至监狱，就没有再出来。）

以上真成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赶紧收其放心，随着脚步沿未名湖北岸东行，到湖东北角向左转，即北行，至朗润园（在校园内北部）东北部，后湖东岸，有面南的职工宿舍楼五座，由南往北排为八公寓（学生宿舍名楼）至十二公寓。我女儿住八公寓一楼西端多半个单元（单元有房大一小二，我女儿住靠南一大一小，有阳台，另一小为他人住），暂时就成为我的家。入门，“民为贵”，当然要先说人，老，岳母，中，妻，青，女儿、女婿，幼，外孙女，都平安；五口人挤在一起，便于互相照顾，也可以说是优越性吧。不过究竟是太挤，举目看看，不免有逃难之感。我回来，成为六口；如果在外的女儿回来一两个，就真成为无坐卧之地。有什么办法！乱世，能活第一，忍吧。

然后说物。场地由大变小，自然规律，必装不下。不得已的办法，在心中不占重要位置并没有它仍可照常度日的，送人或当废品处理。仍容不下，放在楼道内存杂物的一间空房里。书柜，一大二小，知道我还不会有焚书的觉悟，不但未扔，还请到屋里。书呢，处理了不少，竟还有用报纸包而捆之的几十包。未开包，是不知道应该如何上架，等我回来办理。也可说是上帝的恩赐，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总是往如意处想，也就往如意处走。这如意处是还能坐在残书之旁，过眼观书手拿笔的生活。当然也曾想，这不会是空想吗？管他呢，反正一部分书还在眼前，胡乱地堆着，应该立即动手，整理。俗语说，病有工夫急有钱，其实是急也会有工夫，于是就不管假日无几，决定先整理书。困难不小。主要是场地有限：一是书柜的场地，只剩下三个，必装不下；二是室内的场地，因为书上架，要先分类，不都陈而列之就难于分类。前一个困难又带来一个困难，是为了每一本都有个坐卧之地，必须再清除一部分，清除哪些呢？都是多年怀着喜悦的心情一本一本请进来的，驱逐出境，必不忍，怎么办？又不得不实际主义，只好硬着头皮下手。计整整忙了两天有半，又挑出一麻袋有半，送往成府的废品站，书开包上架的工作才勉强结束。事后回想，正如“大革命”初期之扔之烧，终是失之胆太小，心太狠，后悔也无济于事了。(www.daowen.com)

整理书是既大又麻烦的事，至今还记得个梗概，此外还干了些什么呢？可惜这一段竟没有记日记，又因为记忆力很坏，就几乎连碎影也没有了。我由1928年暑后（相当于上高中）开始记日记，到现在为止，只有1970年4月19日至1971年3月14日在干校这一段，将近11个月未记，这是小缺漏；还有大缺漏，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的，长达九年，估计总有十本八本，都毁于战火。还失落一本，是1944年5月，人被请入日本宪兵队，抽屉里的一本日记同时被抄走，就未能找回来。单说干校这一段空白，忽而不记，一定有原因。现在查看，4月18日所记之事有“仍挑水”，推想就是这一天，桶掉在井里，捞而未得，次日晨受批斗，到晚上拿笔面对日记本，如何记就成为大难。据实记，如果搜查，上纲，就会判定为变天账，准备有朝一日反攻倒算，这还了得！所以沉吟一下，还是保命哲学占了上风，决定不记，而一顺延就停了将近一年。现在回顾旧事，记忆的仓库里空空如也，理当向日记本求援，不幸是批斗不只把人批倒批臭，还连带把日记也送入无何有之乡。事过境迁，想到这一段成为空白，心里不免于感伤。感伤还化为感慨，或温良恭俭让，换为善意地提醒一下，这是：讲治平之道，行治平之事，竟至使人不敢记实事，这应否算作一个问题呢？纵使没有人敢问，自己也秉宋儒设想的天理，总当平心静气想一想吧？

人之患在好论议，还是从速改为记叙。幸而还有一点点模胡的影像，或由常情推得的影像，是又启用那辆自行车，出去跑了几处。总会到知交那里，问候并报平安吧？裴（世五）大哥也住干校，在巢湖附近的沙洋，自然不会到洪洞会馆去看他。还看过什么人呢？可惜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有清楚印象的是一次请我吃晚饭，在西长安街的鸿宾楼，吃的是涮羊肉，其时应该叹为稀有，记得肉片短小而粗，颇不佳，主人像是不止一位，大名也说不准了。还记得未骑车，回家进南校门，灯暗，树多，迷了路，路上无人，欲问不得，直到看见西校门内的华表，如见故人，才走回家。再有一件是跑大街买冬夜的御寒之物。1969年在干校过第一个冬季，住茅草房，室内无火，记得夜里曾到摄氏零下三度半，不脱棉衣，蒙被，还是毫无暖意。第二个冬季即将来到，所以想未雨绸缪，买个厚毛毯，以便与零下的温度战。财力有限，只能买旧货，一直找到天桥才买得一条，北京通称为俄国毯子，价20元。且说这条毯子，由干校起，还随着我还乡，成为过飘流生活的难友，我断章取“苟富贵，勿相忘”之义，现在虽然可以不用它了，却还是让它安静地在屋里休息。

假期很快地过去，又不得不离开家。生地方，除家里人以外，送行的只能有新近邻一对年轻夫妇，也许不在家吧，不记得了。说起送行，又不能不想到上一次，故居的不少好心人，也都受过这样那样的折磨，总是都活过来了，祝愿他们平安，今生不离开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