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广义，多种劳动都是改造课程。这里取狭义，指旧时代不见、新时代常见，一人自负为唯我独正确，高高在上，强制受统治的千千万万人（主要是所谓知识分子），扔掉自己之所想、所信，改为至上今天（明天可能变）说什么就信什么。显然，这必不容易。理由可以是国产的，是宋儒的人心中自有天理；可以是进口的，是康德的人人都有理性。其实也可以不这样大动干戈，而仅仅看看街头巷尾的常人，差不多都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改为如此这般一来，就认为自己错了，只有至上的所说才是真理，也许比上青天还要难吧？大概就是因此，连创造能力超过上帝的小说家也未敢发此奇想，如蒲公留仙，求某人物变不聪慧为聪慧，要请来陆判，动外科手术，换个旧说能思的心。今代的改造思想办法走的不是陆判的形而下的路，而是承认人有理性，以统治力使人放弃理性（不许信己之所信），这，连有改造之权的人也知道不容易，所以就不能不多想办法，以期能收到多则力大之效。

写干校生活，也要说说这种多。为了头绪清楚，分为旁观和自做两类。旁观简单，事不很多，而且出席落座，少听甚至不听，“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亦无不可。具体说，事是批判，或批斗，然后是或有尾声，检查。触及的人呢，像是只有两种，原来的领导和五一六分子。对原来的领导，用的是批判的形式，举过，某日曾说什么，某阶段曾做什么，上纲千篇一律，都是走资了，修了。批判完，受批判者也是千篇一律，都低头认罪，承认曾走资，曾修，但经过教育，恍然大悟，担保此后决不走资、绝不修云云。对五一六分子，用的是批斗的形式，举罪，也是曾说什么，曾做什么，上纲则升了级，是行乃反革命，用意同样是反革命。批斗完，是否也容许检查呢，不记得了。让我们去参加，所求，除随着喊口号以壮声势之外，还有受教育，即了解什么是走资，什么是修，什么是反革命，今后就可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随着至上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云云。说起赴汤蹈火，我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可以暂且不提，因为是后话，其前还有了解和认识。恕我不能破佛门妄语之戒，参加批判和批斗的会不少，印象是某言某行，说是革命就是革命，说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非、对错是由权和力决定的，某结果就成为没有是非和对错。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例，除极少的几个人以外，不是都曾“学习学习再学习”吗？可是风向一变就成为大毒草！这样的变变变，我有时就禁不住想，就是信士弟子，也总当对照是非、对错问题，思考一下了吧？

旁观说完，转为说自做，花样就多了。先说属于吸收的两种。一种是听报告或听传达。这很重要，不得不洗耳恭听，因为是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多半与自己有切身关系。比如干校结业，一般不得回城市就是重要的一种，因为有这样一个文件，我由干校放还，就不得不到家乡去飘流几年。这是后话，还是言归正传，说吸收的另一种，读红宝书。记得总是语录和老三篇。时间长，内容有限，就不能不反反复复。所得呢？很惭愧，据实陈述，是毫无所得。我自己反省，主要原因是受了所读杂学（尤其西方的）的“污染”。这样的杂学融合，说句吹牛的话，也就成为“一以贯之”，碰到什么，就不免以这“一以贯之”为镜，衡量其得失。以诚对人，我觉得书虽誉为宝，也是有得有失。大失有三种：一是过于皮相，经不住思辨之力考；二是不免有枘凿之处；三最严重，是说得好听，行则是另一套。而视之为宝，反复诵读，如净土宗老太太之念南无阿弥陀佛，还会带来一种更大的失，是思路僵化，想不到世间还有对错和是非。试想，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其中的个体都不会思想，都不能明辨对错和是非，这是个什么问题？是危言耸听吗？我想再加一句危言，是如果阁下还没有忘记国家民族的前途，像干校这样的改造办法会引来什么问题，总当想一想吧？

与吸收相对，还有几种由肚子里往外掏的。先说一种总的，是曾经定思想改造的计划，推想是连里的布置，或竟是校总部的布置，写完当然要上交，自己是否留底，不记得了。这是一种既不难写又难写的八股。不难写，因为有如在南口劳动半个月之结尾写思想总结，必没有人看，就可以堆砌一些口号，敷衍了事。但是俗语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身分与往南口不同，也许有人希望从其中搜索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则拿起笔，就不能不加倍小心，所以只是一转念又成为难写。难，又将奈何？只能动用昔年由《制义丛话》中学来的一点本领，破题，承题，直到大结，上，联系教义，下，针对己身的失误，居然成篇，完成了任务。上交，又居然没有下文，估计还是走了一万的路，没有人看。

再说一种，也来于布置，是写交代材料。与“交代”紧邻的是“罪行”，“文化大革命”中我不言不行（斯文扫地之类当然不能算），真是鸡蛋里难得找出骨头。那就只能重复旧事，档案袋里堆了不少的。可是不能说那里已经有，用不着再重复。因为：一，我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就不当谈什么己见；二，也许疑你还有隐瞒，你就更要交代。于是只好拿笔，重复旧事，为了巨细不遗，把解放后曾加贪污分子之冠也写上，凑凑热闹。记得写这个，用的时间不少，至于是否有人看，看了，有何反应，就非我这只能听命令的人所能知了。(www.daowen.com)

再说一种，是还写过批判自己的文篇。估计是写完交代材料之后，要求谈认识，以促进改造的。盛意可感。可是如果允许掏心窝子说，就一言难尽。我巧或不巧，生在多改朝换代的时期，其中还加上一段敌伪。又择术不慎，走了读书的路。不能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而又想活，就只能如历代读书之人，靠近有或大或小之权的，帮或大或小之忙，或竟是帮闲，以求得些柴米，自己能活，兼养家小。所以有时心不能安，甚至愧于屋漏，关键是未能如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这是眼上望“圣之清者”；如果降为常，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未能走伯夷叔齐的路，跳到己身以外看，如史书之写论赞，就不容易下笔了吧？但在干校，如有些人所形容，已入改造的洪炉，批判自己，就不难下笔，因为有老套，也必须依老套写。这老套是跪在太后老佛爷面前的得罪太监常用的，是自怨自骂之外，兼打自己的嘴巴。于今，20多年过去了，有时想到这些，还不免于有为奴大难之叹。

还要说一种，是记得也写过一次检查。检查，是有过失并承认有过失之后的事，什么过失？喝酒。何以竟有学习陶渊明之事？又是说来话长。全国，受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英明领导之赐，连吃饭都成为难事，四两白干佐以一包五香花生仁的生趣自然就杳如黄鹤，干校是苦地方，当然更不例外。当地产一种（低级？）白酒，七八角钱一斤，由黄泥铺是否能买到，不记得了，这没什么关系，反正能买也不敢买。得饮的机会，是因为过国庆节，严酷的氛围中容许掺和一点人情味，不只饭菜改善，还由食堂买来若干白酒，谁愿意喝，可以到食堂去买（每人限半斤？）。我没有刘伶那样的酒癖，更没有陶渊明那样的雅兴，可是也买了些。所图是，姑且看作乐趣吧，有一点点，究竟比零好一些。买了，当然也喝了，是不是感到“此中有真意”？估计是即使有也不多。所以过了节，食堂酒未卖完，出通知，说愿意买的还可以买，张志公买了，我就未买。真是法治，其下人人平等，并依法量刑，张志公买两次，判为批斗，我买一次，判为写检查。精于情理学的读者会问：不是规定谁都可以买吗？这容易答，因为这个洪炉里无情无理，许你喝，喝了算犯罪，你也只能服罪。幸而这样的检查措辞容易，不过是，如此如彼，证明我未抓紧改造云云，平平安安地过去了。

最后说一种，大概是大张旗鼓地反五一六、批斗五一六分子的时期吧，接到命令，要交代、揭发。这里的困难又不少。我，如前面所说，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闹剧加恶作剧，轻视，厌恶，但怕。应付之道是退缩，万不得已就演戏，充当龙套。五一六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况参加乎？所以让交代，就连八股也不能作。战术要改为明哲保身，自己未参与，实事求是，说，写，都是与他们无干。这样，交代走过去，还有揭发，也许有所见或所闻吧？这回的困难是双料的。不知，不能强不知以为知，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假定有所知，我一生不在背后窥人隐私，打小报告或告密，以求用别人的血换得平安或往上爬，就是在干校为奴也决不破例。这样立身处世，不敢高攀德，只是说性情，我一向认为，挨打容易打人难：挨打，用不着自己努力；至于打人，我是不管怎样用力也举不起手来。在强调斗争的社会，这是落后思想，所谓改造，思想项目中是否包括这一项？如果包括，很抱歉，我只能说，改不了。也就本此顽固，也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见闻，命令揭发，未能报命，居然也过去了。

就这样，上干校，“老学庵”，课程的门类不少，结业，成绩如何呢？仔细想想，值得说说，也就值得听听的只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更加确信，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没有任何人有改造别人的权力（触犯刑法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要另案处理）。而如果竟能够这样，则人生的旅途就不会像在干校那样艰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