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外加一些读红书；对其中的一些人，读红书之外还要加一些批判或批斗。接受批判或批斗，非自愿也；根据好逸恶劳的人性论，轻如斯文扫地，重如上山采石，亦非自愿也。这就引来一个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收到改造思想的实效吗？思想，目不能见，手不能触，泛论，说能，说不能，都难于举出确凿的证据。求确凿，只能缩小范围，不管他人，只问自己。我问过自己，答案是两个：一轻，是只能改造语言，即作伪，“说”好听的；一重，是受压，心不能服，思想更加转不过来。深说，还不只转不过来。恕我也来一次个人迷信，昔年不自菲薄，念了些方法论（包括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书，深知分辨实虚、对错、是非、好坏等，并不像设想的那样容易。而想自己能活，别人也能活，又离不开对错、是非等的分辨，怎么办？办法是既尊重自己的理性，又尊重别人的理性；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知方面可以存疑，行方面可以从多数。总的精神是理性至上，表现为思想活动是自由加容忍。改造思想的办法则正好相反，是对错、是非等由至上的一个人定，推测其下的千千万万人都未能“正确”，所以要改造。且不管人有没有能力扔掉自己的理性，吸收一种非己心之所生的，单说求对错、是非之类，走这种定于一尊的路，一，得真或近真的对错和是非，可能吗？二，有没有错误的危险？理和事都可以证明，是很难求得对和是，却非常容易错。因此我有时想，如果世间有改造思想的存身之地，并且有需要改造思想的情境，首先需要改造思想的正是强迫别人改造思想的人。显然，这只是空想，因为强迫改造与接受改造的分别，其来源是权和力的有无，在这种地方，无理可讲，你无权无力，就只能听命，接受改造。

我之南行入干校，情况正是这样，讲理，我不信别人有改造我的思想的权利，甚至资格；但事实是不许讲理，如何做由权和力决定，我无权和力，就只能沉默，俯首接受改造。严格说，接受的不是改造，是命令，即让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呢？主要是劳动。说起劳动，想再妄言几句。用劳动办法以求改造思想，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是“日光之下”的新事。早的儒家，对己，说“学而时习之”，对人，说“教之”，推想仍是以读书为主。次早的佛家，态度就更加明朗，如天台宗，修止观，禅宗，参话头，都要静，一般是坐在蒲团上想，不是斯文扫地或上山采石。干校不用古法，自创新法，我颇疑乃受启发于某洋鬼子（惜我忘其名），记得他曾说：“求人从速屈服，与其给他幸福，无宁给他痛苦。”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堂上一呼，堂下百诺，这诺，有多少是从改造思想的成效来，有多少是从“给他痛苦”的成效来，自然只有天知道，但想想，只求个不完全胡里胡涂，总是应该的吧？

显然，这是后话，至于在当时，就只能看脸色，听命令，以求保持这“天命之谓性”，能活下去。命令是干这个干那个，即多种劳动。以下先泛论劳动。几百人，到这略优于不毛之地的处所来，小事，要吃，要住，要活动，大事，要实现“小楼连苑”，亩产万斤，人人脑筋变红，住在《阿弥陀经》式的极乐世界，这样的幻想，当然就不得不动手动脚，即所谓建设。建设就不能不劳动，还要大规模的，如斯文扫地之类就排不上号。正面说，劳动可分为三大类，基建、农业和后勤。基建，即建筑砖墙瓦顶的住房（包括猪的住房），以及挖沟渠、修路等都是。农业，原有些葡萄园，要扩大，品种兼南北，如既种冬小麦，又种水稻。后勤更杂，吃的用的，都要运来，以及生米做成熟饭之类皆是也。种类杂，劳动就不能不多而且重，以下择与自己有关的说说。两种写法。一种最理想，用旧语说是流水账式，用新语说是录像式，称为最理想，是因为其成就会超过小说家描画的《黑奴吁天录》。但任何理想都会有不实际的一面，这样的流水账，即使没有“疏而不漏”的困难，写成，必没有人有耐心看。所以只能用第二种写法，触及一点点在心中有较明晰影像的。

影像最明晰的是“重”劳动，有的重到几乎非己力之所能及，不得不尽全力挣扎，结果就带来大苦。这一大宗是参加基建，充当小工。当小工，推想原因是：一，自己没有砌墙之类的技术；二，工有高低，自己是下等人，只能干伺候大工的活。但小和低与活的轻重没有必然联系，正面说，小工的活，如挖地基、夯地、和泥和灰、运砖瓦等，都是很重的，重就带来苦。还有心情的不以为然，是推想，甚至确知，近观，必不能“小楼连苑”（因质量不佳），远看，有南口的花果山幻想为前车，也许不很久就降了温，都扔掉（幸或不幸而言中，至多维持三四年吧，都扔了），不以为然要装作以为然，也带来一些苦。基建之外，重劳动还很多，只说两种。一种是初夏的收麦，记得三时起床，劳动至六时吃早饭，管饱，有一天曾计数，是未费力就吃了九两（粮票）。再一种是乘卡车往大红山，先采后装运建筑用的石块。登山，找、凿、集近于立方的石块，不容易；有的块头大，五六十斤以上，搬到车上也不容易。这个采石运石的劳动，我参加的次数不少，受的苦自然也不少，现在回顾还不免于有些后怕。

有些活同样重或稍轻，可是脏，受命去干，还会有劳之外的苦。举两种为例。一种是长时间的，积肥。记得干过不少天，是把猪圈里混合尿的粪先淘到圈外，然后抬到另外的地方。抬要两个人，另一个经常是吴伯箫。吴是由延安经过东北来的文人干部，到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领导语文室的工作，是我的上司；已经印过文集，记得所写《记一辆纺车》还入了语文课本。他位高，并有名，可是干校的熔炉有优越性，优越性之一是有的地方真消灭了阶级，即如他和我到积肥之场就平了等。他身体不坏，且有飞将军身先士卒的精神，淘，抬，都抢先干。我们还忙里偷闲，或苦中作乐，谈些有关旧事的闲话，如他比我早来北京两三年，上师范大学，曾听辜鸿铭的讲演，就是一同淘粪时告诉我的。再说一种是卸石灰车，只是不定时的片时的劳动，这片时还可能是入夜上床之后。不管何时，都要接到命令就出动，到车上或在车下，把车上的石灰请到地上。石灰大部分是粉末，干而轻，一动就飞扬，其中不少就落在身上，钻入鼻孔，总之，卸完，人就成为白雪公主。所以事过二十余年，如果有人一定要问，多种劳动，我最怕的是哪一种，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最怕的是卸石灰车。

还有一种活，不重，却感到很难做，是下稻田插秧。我生于北方农村，出外上学之前，曾参加多种农业劳动，因为未成年，都是辅助性的。北方没有水田，不种稻，也就没插过秧。不会，又因为年及耳顺，笨手笨脚，所以虽用不着大力而感到很费力。还要加一怕，是听说水里有水蛭（俗名马鳖），会钻到肉里吸血。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如果发现已经钻进去，千万不要往外揪，那会揪断，就糟了，要用手掌用力拍打，促使它收缩，就会出来。因为有此一怕，前行几步就要看看腿部，插就更加跟不上年轻人。幸而我老了，也许连血都味不美了吧，插秧几次，下水，水蛭并没有光顾。(www.daowen.com)

使人头疼的活说了不少，还要说两种专职性质的劳动，挑水和烧锅炉。先说挑水，时间不短，是既要体力又要技术的活，派我，分明是意在折磨。但事实是既已为“奴”，也就只能听命。供厨房和锅炉房用水，一天平均六七十担。井的距离是百米左右，往返二百米，六七十担就是万米以上。井相当深，用辘轳往上绞，一桶水三四十斤，相当费力。挑是扁担两端各一个桶，自然就要重一倍。所以开始干这个活，一两天肩就肿了。这不能说，因为你叫苦，意在折磨你的人就更加得意。对付这样的人要用庄生之学，看作或装作无所谓。实际是不能无所谓，比如绞水之桶可能落在井里，要捞，捞而不得就可能被判定为犯罪，接受批斗。根据“惯了一样”的处世奇术，低头垂手而立受批斗，也可以看作无所谓。最而真怕的是降雨，其地土是黏性，雨鞋会粘（zhān）很厚的泥，连抬脚都困难。尤其这种时候，我就看到更明显的怜悯的目光。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或者含有自卑成分的感慨，是：我们常说炎黄子孙、华夏文化，如果总是运动、改造，以致像这样的怜悯目光日减，多数人见人受苦而或孟的“不动心”，或庄的“相视而笑”，我们还有资格自我陶醉，说炎黄子孙、华夏文化一类好听的吗？

再说烧锅炉，供开水。派做这个活，意在什么，不能推测而知。可以是照顾，因为不用费大力；也可以是折磨，因为要晨三时半起床。两种可能，以照顾的可能性为大，因为派的时间是已进入1971年，即将放还的时候。我也乐得干这个活，单干，早晨忙一阵子，烧开之后，可以轻松大半天。何况我还有个优越的条件，是“天纵”有火头军的才干，比如严冬到八达岭下的三堡劳动，我就曾专职管炉火，并且是“光荣地”由屋友（同屋十几个人）推举的。换为三合输，有个小困难，是身边没有闹钟，怕睡过时，至时不能供应开水，将被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是批斗。幸而语云，远亲不如近邻，碰巧邻床是王芝九兄，他说：“你放心睡吧，到时候我叫你，决不会误事。”果然，总是三时半以前十几分钟，他就推我一下，小声说：“老张，该起啦。”计烧了约三个月，没有一次例外。烧水，就不再挑水，于是，如果遇见雨天，看见挑水的那位在泥路上挣扎，我就如在天上了。也就因此，住干校近两年，多种劳动，如果一定让我选一种还值得怀念的，那就只有烧锅炉了。写到此，得意忘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加说个可入《闲情赋》的。是八十年代初，上海张之先生枉驾来看我，他是刻印名家，我是有揩油的机会决不放过，就请他刻一方“炉行者”印，以期我耳食，心里可以飘飘然，我之外的信士弟子兼耳食之徒，闻此大号而五体投地。何以故？盖禅宗六祖俗姓卢，受五祖衣钵之后，受具足戒之前，十几年，人称“卢行者”也。且说这方印刻成之后，孙玄常兄看到，即为绘一“炉行者图”，其上题诗云：“何肉周妻非害道，砍柴烧水亦传灯。居然悟得南宗意，莫谓吾儒便不能。”依礼，我不得不和，也就凑了一首云：“性相犹迷怜白发，之无渐忘愧青灯。身是濠上炉行者，何与曹溪老慧能。”濠上炉行者，义为凤阳烧锅炉的，但就是这样，因吹牛而得意的形迹还是依稀可见。这情况使我又悟出一种大道理，是人有生，或如西土所说，带来原罪，或如东土所说，堕入苦海，但也带来一种可以名为救星的力，凭这种力，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就还可以苦中作乐，化臭腐为神奇。

最后还应该加说一种轻的夜游的劳动，是秋收时节看场院。模仿京剧中的打更，要两个人，那一位是吴道存兄。他在外语室的英语组任编辑工作，长于我五六岁，安徽黟县人。我们合得来，一同受命做这个工作，遇见风雨之夜，就可以找个豹隐之地，上天下地，谈“真”心。所得有近而小的，是破孤单，破岑寂；有远而大的，是觉得“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之性还没有被斗争教义消灭净尽，也就还会有希望。

那当然是后话，在“虚无缥缈间”。说后而不虚无缥缈的，是我放还之后，人们对实现天堂幻想的劳动不热心了，改为军管带头，群聚终日，打扑克。再其后，时移则事异，就连安置幻想的地点也放弃了。

放弃之后的情况会是如何呢？我真想去看看曾经属于我这炉行者的那个锅炉房。而事有凑巧，就真由凤阳，而且不只一个渠道，传来消息，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正在筹划，接我们一些人，身分变为贵宾，到昔日的劳动地点看看。我很愿意有这样一个机会，去看看三合输，看看黄泥铺，那个小邮局还在吗？那位指点我走错厕所的大姐或大嫂想当还健在吧？也是年近耳顺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