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潮是1965年近年底兴起的，也是依照惯例，作品有了问题，生产作品之人就有随着倒下去的危险。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所记，这里边还有一些曲折，是初期，有些人认为只是学术问题，可以研究，可以争论，有些人看法同于姚文元，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显然，这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看法不同，如果走自由争论、畅所欲言的路，正如昔人之争辩人性是善是恶，必是一两千年也难得定论。建国以来，我们用的不是自由争论的办法，而是定于一尊，一尊说甲是而乙非，这“非”是某种性质的矛盾，一言定案，也就不会有人再说话。这次的《海瑞罢官》也是这样，拖延到1966年四五月，一尊表示了明确的态度，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批判。批判某一人，是运动中的一个小节目，运动是涵盖乾坤的，所以就不能不扩张，其意若曰，有同样错误的必还有不少，也就应该都挖出来，批判而清除之。挖，循目力的本性，先看到近的，于是由吴晗而波及三家村，即又拉出邓拓和廖沫沙。

吴晗是旧知识分子，积极维新而入了党的。善有善报，成为有新观点的历史学家，还做了北京市的副市长。依常情，他的思想意识中会有些旧的残余，但总不会有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可是来自至上的定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何以处之？两难，如果承认，是早已丧失了党性，如果不承认，是抗拒，没有党性。总之，在世间已经无路可走，只得暂投佛门，往生净土了。再说三家村，我像是见过《燕山夜话》，印象如何，早不记得了。但这模胡也未尝不可以用作推理的前提，是里面不会藏有长枪短剑之类。可是成为批判的对象，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有口难分辩了。三家村的三家，我只见过邓拓，记得是在批判三家村之前不很久，地点是地安门外大街路西的宝聚斋文物店，是夏天吧，穿绸衬衫，清秀，风度是三分之一官气加三分之二名士气，店中人恭敬招待，门外有汽车等着。他是北京的显官，文物店都同他熟，因为他喜欢文物，尤其书画，常逛文物店，买了不少。说起买，我同他还有过一次未见面的接触，是有那么一天，我到隆福寺人民市场文物摊看看，熟人齐君拿一方端砚给我看，清初坑，制为行砚（薄而轻，便于携带），背后云溪外史（恽南田）题，有“伴我诗，伴我酒，伴我东西南北走，仍不嫌我丑”之句，我觉得有真的可能，问定价，说30元，但暂不能卖，因为有人让留一留，说完，附我耳小声说：“邓拓。”也许只是过半年左右吧，三家村倒了，我曾想，这喜爱文物是否也得算右倾机会主义，因而也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到此，立刻又想到自己的蜗居里也有些书画、砚之类，就说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吧，上升为思想意识，也就不免于受批判吧？真是不寒而栗。

但三家村，我既与他们无关系，又未参与写什么札记或夜话，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像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而不然，因为运动的主旨是清除一切“错误”，而错误是没有具体内涵的，有谁敢说自己没有错误？就是有胆量说也必没有用，因为断定有没有的权力不在自己手里。更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某时某地，这断定的权力是在谁手里。也就只能等待加希望，希望天降时雨，雨点不落在自己头上。等待和希望是消极的，可以不可以兼来点积极的？想想，也可以说是有，这是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便知所趋避；还有二，是顺从而退缩，以求人都看不见，像是人间不再有自己。

且说这耳听八方，就真有大收获，是近近远远，不断传来，小小大大，都有官位的人的倒地声。以近在眼前的为例，谁决定的，不知道，现象是，某一日的某时，有人走入办公室通知，几点在什么地方开会，批判某人（副社长或室主任之类）。当然要参加，如果未布置发言，就闭口，只是听。发言的都像煞有介事，举出不少言和行，然后上纲，说是反什么。受批判的人当然不敢申辩。稍后，批判升级，成为批斗，受批受斗者要大弯腰，成为喷气式，就欲申辩而不可得了。听，任务还有受教育，我惭愧，觉悟太差，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言某行竟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作用。还有甚焉者，比如某一句，同样出于某人之口，只是时间是前些日子而非今日，我们就称为指示信受奉行，何以运动一来就突变为大毒草？更不可解的是毒草竟如此之多，就社内说，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我一向认为人品不坏，言行多有原则性的，都倒了。上班，重要任务成为参加会，听批判；散会之后，要身心投入运动，编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批判或批斗的会也扩张。先扩张到直接的上级教育部，高层人物，直到部长，几乎都有错误，有就要批判，或批斗，我们直属单位的职工当然要参加，壮声势，受教育。说起声势，这是前台演的，至于心里，则是惶惑加担心。惶惑，是怎么想也不明白，高到一部之长，忽然刮来一阵风，就倒了。担心，是唯恐这飘在上空的风，一旦自空而下，自己就立即成为牛鬼蛇神。但其时风还没有自空而下，也就只好装作心情平静，紧跟形势，号召写就写，通知参加什么会就去参加。记得还参加过批斗非本单位的高层人物的会，而且不只一次。印象至今还未泯灭的有何其芳，因为是北京大学同年级同学，军训同一班的战友。都揭露了什么罪行，不记得了，只记得称名换为何其臭。还有罗瑞卿和彭真，大概是批斗彭罗陆杨的会吧，是严冬，在工人体育场，罗像是不能直立，坐在一个筐里，彭则一直是喷气式，脖子上还挂着什么，因为离得不远，清楚地看见鼻涕下垂很长。(www.daowen.com)

参加会，要跟着喊口号，打倒某某人云云。其实呢，由逻辑的观点看，这是多余，因为是已经倒了，才能揪到这里来批斗。所以关系重大的是倒不倒。何以会倒？推想批而斗之的那些大帽子的理由都未必是真理由，真理由可能藏在幕后的什么地方。这，如我们这些跟着喊口号的当然不知道。但“不知为不知”也难，因为心（用旧说）之官在思，有时，甚至常常，就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古人承认人皆有过，但所谓过，多数是零星而小的，如摔了一个茶杯，一阵心血来潮，骂了谁一句之类。还有时间是参差的，比如家门之内，良人犯个错是在去岁之夏，主妇犯个错是在今岁之春。“大革命”之风刮起之后就不同，而是位在小民之上的，除极少数的若干人之外，都有错误，都随风而倒。所以就不能不使人推想，这倒不是来于有错误，而是来于有定性之权力的什么人愿意这样。何以愿意听这反常态的倒地声声？或者只有天知道。至于人，就会推想，其根源恐怕是“睚眦之怨必报”加心底有喜看苦和乱的阿赖耶识。

如果这样的推想不是无中生有，则许多抽象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之类，其价值就不像在口头、在大字报上那样重要，因为，比如何其芳，戴上这类帽子，合适也罢，不合适也罢，反正他已经倒了，就只能变安坐于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室为工人体育场上的喷气式。专由喷气式的苦和辱方面看，这类帽子，撇开因果方面的价值不计，其重量还是不可轻视的，因为泰山压顶之后，你就真如批斗的语言所说，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唯一的希望是仍食息于人间，能等来落实政策。也就因此，对于这类大帽子，我还是很怕。怕，就希望有个明确的内涵，以便能够畏而远之。但这像是很不容易，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例，比如有的人觉得英国的议会制度好，算资产阶级思想大概不成问题，但里面还藏着问题，是议会制度究竟好不好，尤其与光绪年间那拉氏老佛爷专政的时候相比。如果一比，承认议会优于老佛爷，问题就复杂了。复杂还不到此为止，比如不识之无的什么人，不知道什么是议会制度，但以自行车为代步，说英国凤头的比国产凤凰的好，算不算资产阶级思想？像是也只有天知道。在这类大帽子中，我觉得，资产阶级思想的内涵是比较清楚的，可是一近看细看，竟也是“在虚无缥缈间”，其他如右倾机会主义之类就更无论矣。——但也无妨论一论，比如对于民族资本家，不与地主同科，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作为考题，让考生解答，如果其时还没有最高指示，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宁可交白卷的。民族资本家，五个字中的三个字是资本家，牵扯重大；改为说个牵扯不重大的，比如我住过北京四合院，未免有三宿桑下之恩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愿意多保留一些，如果有人给送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就不能知道应该戴还是不应该戴。因此，在这多种帽子在头上飘动的时候，我切盼能有人发普度众生的弘愿，编一部详解帽子的大辞典，先把一切事物以及经常会出现的言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没问题的，一类是有问题的，然后把有问题的分为若干类，分别编入相应的帽子。这样，比如我忽而灵机一动，说了句“老北大也有不少优点”，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就可以请教这部大书。又比如这部大书说有问题，而我说时的听者只是老伴，就可以嘱咐她保密，曰：“不足为外人道也。”可是，有的人发问了，“可能出现的言行都收，这部辞典的量就不会小于《四库全书》了吧？”想想，也是，结果就又成为只能安于迷离恍惚。迷离恍惚而有使人倒之力，所以每一想到就不寒而栗。

有没有不不寒而栗的路？现在已是1966年的整整30年之后，确信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回答，曰有，那是扔掉这类大帽子，改为“法治”。人自然还会有错误，也就还会倒，以至受处治，但那判定、处治之权是在各级法院手里。法院判定、处治，要有依据，那是各种“法”，为人民（多为代表的形式）所定。这样的各种法，规定明确，但所管则有限，比如我说“老北大有许多优点”，刑法上未规定这是犯法，我就既敢在老伴跟前说，又敢面对新北大的学生说。说了，不怕，是心里有安全感。我的想法，讲治平之道，首要的是能做到人人有安全感，只要不犯刑法规定的法，天不怕，地不怕。建国以后的二十几年，运动一个接一个，大帽子（还不包括地、富、反、坏、右等已戴在头上的）永远在头上飘动，其结果是除极个别的人以外，人人没有安全感。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是一种惨痛的生活，也就能产生一种惨痛的教训。有教训，吸取，之后如何？我想，无妨学一次批斗会的口号腔调，大家一齐喊：“法治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