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此标题，是想说切身的，或说小事，可是忽然联想到己身以外的泛泛，成为大事，顺水推舟，也就说说。由主观愿望方面说，人在世间度日，都希望自己先则能知，继以选择，然后实行，用今语说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仍以小事为例，晨起，上街买菜，心里想，黄瓜是嫩的好，头顶黄花的嫩，这是能知，然后是挑带花的，再然后是决定买几条，付钱，从头到尾都是由己。可惜是许多事不能像买菜这样都由己。比如说，有生就有死，古人慨叹“死生亦大矣”，可是偏偏这两桩有关开头结尾的大事自己就不能做主（结尾有极少数例外）。这是人力难得对抗自然，因而就不能不从古人，“畏天命”。对于自然，今人了解更多，所畏也就更多。比如由近而远，顺着杞人的思路遐想。室内读书，林中散步，我们就难于知道，一刹那之后会不会地震。其他天灾还有旱涝、水火、龙卷风等等。其后就跳出我们这个并不很大的地球，想，偏于实的，会不会飘来另一个天体，与我们这个久住的家相撞？偏于玄的，万有引力会不会突变，以致我们这个地球成为无所依？还可以更玄远，想到我们这个“物质”宇宙，会不会真有个“反物质”的宇宙，忽而两方生爱恋之情，靠近，相亲，未经历时间就化为零？同类的可能还有很多，你认为不可能吗？拿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我们就只能说不知道。承认不知道，就等于承认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道德哲学中有一种认识，是“应该”蕴涵“能”；就是说，凡是应该做的都是我们力所能做的。所以由此推论，非己力所能及的，也就可以不费心思。如另一个天体有可能飘来，把地球撞得七零八落，甚至粉碎，我们也只好不管它。这样，我们就把使我们不能自主的几乎全部属于自然的力量都开除出去，纵使我们也会受它的迫害而流离失所，甚至结束了生命，我们还是只能顺受而无怨。迫害力之来于“人”的就不是这样。但这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如何对待就难得简单化。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专由这一点出发，像是也可以设想，为了活得好，饮食，男女，都以个人能自主为好。可是，饮食，馅饼不能由天上掉下来，男女，姑且男本位，都愿意西施走入自己的金屋，西施却未必肯来。于是问题就由“个人”扩大为“社会”，人的自主愿望或权利就不能不打些折扣，或说受些限制。以住所为例，在苏州有个家，不坏，但不能十二亿人都到苏州去住。再以职业为例，充当什么节目主持人，可以出风头，再高，什么长，可以用权甚至卖权，可是总不能人人去充当节目主持人，任什么长，或从另一面说，总得有人做处理死者、扫街等工作，所以也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自主。不能百分之百，就应该百分之零吗？显然也不然。仍用以事显理之法来说明，比如两种食品，一种是甜的，一种是辣的，张三和李四分着吃，张三喜欢吃甜的，李四喜欢吃辣的，让他们自主，各取其所好，合理，反之，偏偏让张三吃辣的，李四吃甜的，不合理。一个社会，运行，管理，容许其中各个人自主到什么程度，是个大学问。具体，难说，也难尽。只好概括，说原则，是自主的成分越多越好；或换个说法，只要对自己以外的人无害，对社会无害，人人，大至思想走哪条路，中至谋生走哪条路，小至读书，买哪一本，都以能自主为上。这样不会自由过多，造成混乱吗？我的想法，还有运行多年的社会秩序和法管着，自主难得出圈，也就不会造成混乱。仍以住所和职业为例，并现身说法。我总想在乡村有个平房小院，以便在霜晨月夕能够听到鸡鸣犬吠声，可是，一，没有财力和精力；二，碍难改行，也就只能想想作罢。也是因为碍难改行，我多年想投笔，到山林去种果树，也是想想就扔开。还要说说“法”，如果为民选的什么名堂所定，而非出自金口玉言，它就能在自主的周围画个合情合理的圈圈，使自由的野马不会跑到圈圈以外。在不违法的圈圈内可以完全自主，古是理想，所以击壤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今也是理想，所谓群体有民主、个体有自由是也。

但理想，至少是有些，总是与幻想距离近，与实际距离远的。“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这样，就是把来于自然的不如意的力量开除出去，在人生的旅途中，想自主，也会如行蜀道，难于上青天。举己身的经历为证，以四十而不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是小学毕业后的将近三十年，后是解放后的将近三十年。先说前一阶段，关于明日，以自主的程度衡之，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呢？曰能，是“碰”加（来于本性的）安于旧贯。何谓碰？解释不是出于马融、郑玄，而是出于吾乡的口头语。中学为体兼用之时，孩子三五岁就定亲，所以生女之家，好事者见其家长会问：“有婆家了吗？”如果还没有，答话习惯是走幽默一路，曰：“有啦。”“哪庄？”曰：“碰庄。”其意是还在不定中，待机遇，故曰碰。如此，我考通县师范学校，是碰，考北京大学，也是碰，以及其后的走入此门，走入彼门，混饭吃，都是碰。碰，非自主也，但碰之前，到哪里去碰，之后，保守还是如孟母之三迁（我是惯于保守），还可以掺和一些小自由，学多歌颂的新风，可以说是有些自主或半自主。

能半自主，是因为其时的统治乃行黄老之术，或准黄老之术，在上者所求是安坐宝座之上，刮些钱，享受，其他放任不管。解放后不同了，黄老之术变为法家，不是孟德斯鸠式的，是商鞍式的，大大小小事都由严格而多变的命令安排。说严格，是要无条件服从，还要表示心乐于信受，身乐于奉行。多变呢，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大小小的命令，以各种形式，不断地通过传达、报告等渠道下降。用受命者的眼看，命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大如币制改革，小如节日放假，等等，几乎无限，有个共同点，是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所必需，依令而行，没有人担心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另一类是非常规的，大大小小也不少，可以总名为运动。分而名之呢，有镇反、肃反、反教条、反浪费、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反白专道路、大跃进、思想改造、四清、审干、下放、武训传、《红楼梦》、胡风问题，等等，也有个共同点，是人人担心，怕反到自己头上。运动频繁，前一个刚刚过去，后一个又来了，是变。还有另一种性质的变，是运动后的落实政策，以整风加右派之冠为例，还有扩大改为缩小，摘帽子之举。单说这运动性质的变，不是由“法”来，而是由至上的灵机一动来，而灵机如何动，是没有人能够预知的。可以不可以用孔老夫子的“不知为不知”之道对待之？曰不可，因为如果来，就有可能砸到自己头上，身家性命，忘掉，退一步，淡然视之，也是做不到的。关心，而又无能为力，表现为心理状态，是不知道“明日”会怎么样。现在，我老了，有机会拿笔，自认为不该说假话，是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就是这样战战兢兢过来的。(www.daowen.com)

不知明日会怎么样的心理状态，有一次，还由心理进发为现实。是1961年的夏天，又刮来一阵下放和精简机构的风。说“又”，是因为这样的风常刮，正刮的时候走几个人，刮过去必来新的，而且比走的多。不过风乍起的时候还是要郑重其事，听过报告，开会，讨论，都大发议论，说精简机构如何必要，下放也是英明措施，如果其中有自己，必欣然奔向新的岗位云云。显然，这是口头，至于心里，推想很少有人真愿意“下”，尤其外地。所以官话说过之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我居然就等来，是八月初，编辑室正副主任把我叫到他们的西北小屋，严肃而慢慢（有碍难出口之意？），说下放有我。我点头，表示服从分配。问我有没有困难，我答，先私话，是家不动，我自己去，后官话，是没有困难。又问，大概是到外省教书，山西、河南两地，愿意到哪一省。后来想，应该答山西，因为一是近，二是保守的民风可取，可是一时心里有些烦，竟还是用了官话，说没有意见，服从分配。官话说完，不记得是明白交代还是依例办理，我是照旧上班工作，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天下事竟真有意想不到的，等待，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直到过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推想，也有人说，一定是“述而不作”了。闷闷，也高兴。当然不敢问，怕万一是忘了，一提又想起来。就这样，在明日难明的情况下一天一天往下过，时间大公无私，终于挨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大最狂热的一次运动来了，不要说我这微不足道的，就是许多显赫人物——不，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就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了。

提起“文化大革命”，不由得想到，如果下放述而又作，我就走进山西或河南某学校，变面对书稿为面对学生，那么，1966年夏大风起兮，学校冒出有生杀之权并好杀的红卫英雄，旧账从头算，我的小命就必致臭腐于异域，谈经历，也就不会有这后一段的30年了。这有什么不好吗？在这类事情上，我是宁可躲开形而上，从常人之后，说，想到有死的危险而未死，以致“红色恐怖”过去之后，还能以身心，以语言文字，与我尊敬的，爱慕的，许多人结缘，就不能不视说下放而未下放一事为天大的幸事，也就不能不向虔诚的佛门老太太学习，多念几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以上多种事和理的情况，能不能使我们获得一些教训，或说明白一些道理呢？大道理不好讲，还是由感情方面说，比如有两种社会环境：一种，由至上的一人灵机一动，多以运动的形式发布命令，要求绝对服从，其下的亿万人都感到明日难明；另一种，由“法”发布命令，法之下的人人，都能自己决定明天后天怎么样，不知道乐于山呼万岁的先进人物如何选择，我是毫不迟疑地选取后一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