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57年前期到1958年后期，笼罩全国的风云是整风。这是运动，鉴往知来，谁（甚至包括发号施令的人在内）也不知道将如何发展；除极少数人以外，还不知道是否会整到自己头上。但总得活，也就只能谨慎加相机应付，往下过。因为还有“相机”，有些人头脑发热，一阵兴奋，忘了谨慎，以致祸从口出，加了冠。随着时间的流动，发展的情况逐渐明朗，加了冠的大部分散而之四方，不再说话了，未加冠的也经一事，长一智，知道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总之，胜利的果实是，除颂帝力、唯命是从之外，不再有别的。推想这就会给人一种幻觉，是这样的大一统之力有大用，应该顺水推舟，利用。所求呢，是变慢条斯理为一日千里，以期从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天堂。

一日千里的精神是跃进，真要跃，就还要有措施。这很多，只能举其大端。跃要人跃，想是因为考虑到这方面，所以由组织方面下手。于是传来消息，说是要成立人民公社，都不再小家小户柴米油盐，改为吃公共食堂。这是大变，因为，至晚由有文献记载的殷虚书契起，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一日三餐，日入而息，都是在家门之内。现在是要加入公社，不在家门之内起火，究竟如何运行？又是谁也不知道。只好“多闻阙疑”，嘴里说好好好，心里打鼓，随大流而见机行事。古谚云，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这次像是农村也跑到前面。总的情况如何，没有能力询问，也不敢询问，怕疑为找缺漏，居心不良。只是由天津胞妹家传来一点点消息，是由1958年8月起，母亲改为吃公共食堂，很快就感到吃不饱，大外甥是母亲养大的，听到就心急如火，骑自行车，带着一兜馒头，到家里，自己一路饿着，把母亲接到天津，过不多久，三叔父和三婶母也出来，到女儿家寄食。其余外面无处投奔的呢？人都自顾不暇，也就只能不知为不知了。其实就是近在眼前的北京，我的所知也很少。像是没有雷厉风行地动，比如成立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至少是我住的那个街道，就述而不作，每日上班，还是回到家里吃饭。但都相信不久就会变，因为一贯是有令必行，而且先闻后见，西城区福绥境建了样板居民楼，八层，住室都没有厨房，楼的第一层如康有为《大同书》所想，无界，用作公共食堂。这将大变的情况不能不反映于民心，是很多富厚之家处理不易隐藏或转移的家当，只举一例，是德胜门内某空地，硬木家具堆得满坑满谷，听一个人说，几间房之家，花几十元钱，就可以使各屋都变为花梨、红木、紫檀。可是谁也没有后眼，比如现在，一件像样的要几万，后悔当时没买就晚了。当时不买，或有而不留，是因为，纵使读过《礼记·礼运》，向往大同，人之性，还是不能忘掉自己。所以这二公（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即使立意不坏，也总是过于脱离实际，必不能通行无阻的。

再一项措施是大炼钢铁。所谓大，是家家炼，人人炼，而且求快，一声令下，总动员，日夜干。已有的铁矿、钢厂如何飞跃，不知道；家家，人人，原来与冶炼毫无关系的，就要拼凑多种条件，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等等，闻令的当日就动起来。谁也不敢说困难，并要进一步，装作没有困难。实际是有困难，怎么办？只好为能演出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比如原料，据所闻，农村是砸锅，还可以加说个理由，是吃公共食堂，各家的锅已经无用，应该废物利用。据所见，或所经历，就更可怜，是搜罗星星点点废铁，直到踏长街寻铁钉子。燃料呢，找不到煤就烧木料，干木料不够就伐树。然后是费力弄到个坩锅，如我所见，比人头还小，许多人围着烧。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也许居然由坩锅中倒出一块，如手指大小，为钢为铁自然只有天知道，大炼的人群就狂热地庆祝胜利。这是千金，竟是万金买一笑（笑话之笑，嘲笑之笑）！可是没有人敢嘲笑，因为那就成为反最高指示，现行反革命。隔着肚皮，完全出于善意，会有算账的吧？那就会发现，实际是以须弥换芥子，过于不合算。算也罢，不算也罢，反正谁也不敢表示有一点怀疑的情绪。就这样，全民随着幻想如醉如痴，炼，炼，炼，直到不吃五谷杂粮更有大力的经济规律表了态，才用时移事异的形式（不是知过必改的形式），不言不语地停止了。

还有一项总的，就名为大跃进。所求是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放卫星，比如常态能生产一个，要跃进，变为生产十个，百个，甚至千个万个。表现最突出的是农业。各地如何跃，自然只有当地人能知道。只说所闻并还记得的一点点。单位组织去参观，计有两处，徐水和天津附近某村。我看看形势，不参加不至加不积极之冠，就没有参加，因为我既不信能跃，又不愿意看人群发疯。想是未去看的人不少，所以要由去看的人报告所见和所闻。这我去听了。徐水亩产多少，不记得了，只记得棉株长到树那样大，因为生产过多，生活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天堂式，公共食堂，白吃，顿顿成席（农村习惯，红白事招待亲友，几盘几碗，鸡鸭鱼肉，曰摆席）。天津某村稻田，用合多亩为一亩之法密植，为通风，用电扇吹，计划亩产十万斤。十万还是小巫，据陈毅报告，广东白薯是亩产五十万斤。如何劳动才能有这样的善果呢？据《语文学习》的小于（名金陵？）到通县参加劳动回来说，种冬小麦之前深翻土地，要求深到一米，要昼夜不停地干，不许睡，下种之前施底肥，要家家把食油拿出来，否则次年收麦不分给粮食。结果呢，也是据报告，不再是动员报告，而是反浮夸报告，是徐水，两个月之后就成为都不再有饭吃，天津某村水稻颗粒未收。这证明浮夸有大害；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浮夸，当然，心照不宣，谁也不敢追问原因。(www.daowen.com)

农业之外，还有多种行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都要跃进，语云，隔行如隔山，只好不知为不知，单说己身经历的。做编辑工作，跃而进，只能表现于编写快，出书多。不得不说大话，记得胆量没有农业那样大，没敢说笔下由日一两千高升为日一万甚至十万。出书呢，空想了一些，幸而借都有些常识的光，只是小声吹几句，并没认真地进行。这样，与农业相比，我们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要表示不是在原地踏步，不容易拿出成品，只得用“干劲冲天”来弥补。干劲，在稿纸上也不容易表现，只好乞援于“时间”，办法是不休息。记得差不多是1960年一年，都是晚上和星期日（或上午半天）加班，直到年底，因为早就食不能饱，很多人浮肿，才来个新口号，曰劳逸结合，宣布恢复正常，不再加班。但我仍要谢天命，走入这个出版社，人虽然也要随大流发疯，却疯得不厉害，甚至如梅兰芳之演《宇宙锋》，装疯。何以知之？可以举二事为证。一是只求名不求实，比如实际并不忙，晚上加班如何打发？就只好下午少干点，留一些，让晚上像是有事可做。这情况，估计上下都明白，心照不宣，也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应付过去。二是无论喊得如何响，还是承认人人有睡眠的需要，晚上加班只到九时左右，而不要求通夜。有人会说，总不能连睡眠也不许吧？那我就反问一句，大跃进，如果要求中包括不睡眠一项，人人都在秉烛待旦，你敢独自上床去梦周公吗？

如此说，这样大而复杂的运动，我就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吗？语云，天塌砸众人，显然不会是这样。计大大小小，也颇可以说几种。其一是唯心的，即确信是发疯、不愿意看发疯，而必须从众，歌颂之不足，还要装疯。言不为心声，行为己所厌憎，用佛家语说是烦恼。幸而已经有十年之久的锻炼，心里存真的，嘴里说假的，以求能活，而且平安，成为习惯，用不着费大力就可以忍过去。其二，还可以再说个唯心的，是发疯引来大饥荒，有些亲属条件更差，未能熬过来，过早地往生西方净土，我是常人，无理由地相信生比死好，看到或听到，就不能免于悲伤。其三，转为说唯物的，是大炼钢铁时期，合理分工，年轻的围着坩锅转，我们年及知命或超过知命的，废物利用，依照分配，午饭后到大街小巷去寻找废铁。大块的早已绝迹，只能搜罗细小的，如锈铁钉之类。这有二难。一是难找，如果竟至找不到，每空手回去，就有未用力找的嫌疑；二是午饭后不能休息就带来大苦，因为多年来习惯，脑力工作，午饭后不躺一会儿，下午必昏昏沉沉，不能拿笔。可是决不敢以此为理由，午饭后头亲枕，不去找废铁。转大街小巷，身忙心闲，有时就不免慨叹，在只有压力而不讲理的环境中生活竟是如此之难！但慨叹只能偷着，为了能活，也只能注视地面，寻锈铁钉。其四，仍是唯物的，是除了应该钻入被窝之时以外，无所谓下班，也就不再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其结果是除疲惫不堪以外，还感到烦腻，因为时间拉长，并没有什么重要事可做。还可以加个其五，是参加体力劳动，我并未轻视，只是因为拿笔惯了，体力差，不习惯，比喻为让梅兰芳演窦尔墩，也就要吃些苦。记得地点分南北，南是京津铁路安定站西的农场，北是八达岭之下三堡车站略南路东山坡上的林场，都是大跃进的产物。先说小举的农场，记得去过几次，都是乘大面包车，当日往返。干的是农活，种和收之类。跃进的风刮过去就不再去，想是也下马了吧？着重说北的大举，记得先是听动员报告，说是由国务院各部委承担，把由南口到八达岭几十里的关沟建设成为花果山，教育部承担其中一段，要先建房，后植树。后来规定，职工一年劳动一个月，分两次去。照规定，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1月，冬季最冷的时候；第二次是同年9月，一年间山中气候最好的时候。生活条件艰苦，活很累，可是有个优点，吃饭不限量。所记呢，只说苦乐各一。苦是冬季大风，温度降到零下20摄氏度，出去，很有不能支持之感。乐是秋天那一次，利用星期日休息，与北大教育系同学王光汉等三四个人，下行游居庸关云台，寻李凤姐墓。墓虽未找到，也大可以发一次思佳人之幽情，实践一次苦中作乐法。说几句后话，是不知道什么高层人物考虑到什么情况而领悟，没有公开宣布，决定放弃这个花果山计划，连平地起的房子也扔了。人力、物力（包括财力）又赔了不少吧？旧传统，走错路，失败，必不说，其实还有更甚者，是必不承认。最后还有个其六，饥饿，因为分量重，宜于附庸蔚为大国，决定另标个题目说。

关于大跃进，记事之外，出于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之诚，还想提两个久藏于心中的问题，请也不忘国家、民族前途的人想想。其一是，全国上上下下，战战兢兢，随着一个人的幻想打转转，明知不可行而不敢表示，且不说合理不合理，专计后果，合算吗？其二，何以竟至容许或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不追寻原因，讳疾忌医，对吗？两个问题，多年存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