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整风之道:认识整风的必要与方向

整风之道:认识整风的必要与方向

时间:2023-07-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惶惑,是因为不知道这应整之风都包括什么内容,更不知道要整成什么样子才可以符合要求。观,听,起初是整党内之风,党外人可参加可不参加。应该感谢我的胆战心惊,迫使我到发言之时,竟至扔开作文教程,你让我说缺点,我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记得最重要的一句是“成绩是主要的”,末尾夹带一点点鸡毛蒜皮。心想,强调“成绩是主要的”,歌颂的话不少,而且是大声说的,也许不至于加冠吧?

整风之道:认识整风的必要与方向

记得是1957年五六月间,又来一次运动,曰整风。这使我先是惶惑,紧接着就心惊胆战,或者说,因惶惑而引来心惊胆战。惶惑,是因为不知道这应整之风都包括什么内容,更不知道要整成什么样子才可以符合要求。这两种不知道,前一种显然更值得忧虑,因为,比如说,有了新的法律,可是律条恍兮惚兮,又比如说,你前天闲谈,引经据典,曾经提到康德,昨天卖废品,其中夹一本过时的政治学习的小册子,你就不能知道算不算犯法。不知道,根据“万安公墓”的处世哲学,凡事要往最坏处想,你就只好设想为已经犯法。犯法即有罪,其后随着来的又是个不知道,岂可不心惊胆战哉!但心惊胆战是唯心论,钦定属于无用一类;要唯物,想趋福避祸的办法。想,自己能有多大力量呢?只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万一前程不平坦,就退一步祭起祖传的法宝,忍加认命。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度日如年地往下混。

观,听,起初是整党内之风,党外人可参加可不参加。我幸而还没有忘记学过的逻辑,知道不参加就等于自认为己身没有不正之风,也就不需要整;还有,说可不参加,是“客”气,其前还有“主”气,是可参加,而如果真不参加,那就成为自视为客,未尊重主。等因奉此,我立即表示参加,而且装作踊跃。其他党外之人也都是这样。只有孙君功炎(其时编《语文学习》,坐在我的邻屋,来往多,合得来),到我的西北小屋里来,看看屋里没有其他人,说:“说可以不参加,我就不参加,看看怎么样。”我晓以利害,说不可有较量的心理。他先是还有不采纳的意思,我说了句推心置腹的话:“你不听,将来后悔就晚了。”他听而从了,可是心里还存有傲气的根,后来终于加了右派之冠,押出国门,到晋南安家落户去了。在这方面,我可以破例吹一下牛,是能够把各种气都深藏若虚,外面只留一种,曰奴气,用我的一位小学老师王先生的名言形容,是“我就是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

王老师对付的人是校长,对付的情境是今天叫你教这班,明天叫你教那班,用绝对服从的高招应付,轻而易举。如我,对付整风,就变容易为大难。因为参加之后,进一步,要求对党提意见,说党有什么缺点。说党有缺点?不要说真动口,就是想到不得不动口也会魂飞魄散。这使我不由得想到《庄子·列御寇》篇的一句话,是“知道易,勿言难”,道,此地可以指避祸之道,言就成为说党的缺点。这其间,我曾见到邓念观老先生,谈到整风让提意见的事,他千叮嘱万叮嘱,说:“千万别说话,逆耳,抓住把柄就不得了。”我们不是英雄所见略同,是弱者所见略同,于是制定战略,是争取不说话。想不到听取意见的诚意或热情竟表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办法是由党办公室安排次序;每天请一些人去开会,一个一个发言,提意见,党的书记面对小本,记录。这一关不好过,但总得过,也就只好下降为战术,挖空心思,想想说什么。惯用的只是歌颂成为文不对题,因为人家要求说的是缺点。为这件事,记得有几天,钻到被窝里不能入梦,因为要翻来覆去编造。丑媳妇终于不免见公婆,是有那么一天,接到开会的通知,让去给党提意见。会开始,我退避三舍,只倾耳,不动口。到了晚饭之时,还有两三个人没发言,书记宣布散会。我怀着侥幸心理,以为这样也许就算过去了,但也拿不准,所以还是有些心不安。只是一两天就明白,因为又接到通知,还是要参加会,提意见。应该感谢我的胆战心惊,迫使我到发言之时,竟至扔开作文教程,你让我说缺点,我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记得最重要的一句是“成绩是主要的”,末尾夹带一点点鸡毛蒜皮。书记照样记了,没说我的大作文不对题。其时还没有所谓右派之冠,我过了函谷之关,怀着胜利的喜悦,下班回家,面对妻女,喝二锅头一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言文不对题,还是另有老尺加一的布置,语文党小组的鲍君,还长于我一岁,曾找我谈话,也是征求意见。这次是化整为零,化泛泛为具体,提出我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处分的往事,问我有什么意见。唯恐我不愿意说,用启发式,或引蛇出洞法,他先说,是我实在没做什么坏事,而予以这样重的处分,明显不合适,现在党诚心诚意征求意见,我有意见,应该说,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还得感谢我的心惊胆战,用不着迟疑,我就以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高才”,一转瞬就作成对策八股,大意是:我来于旧社会,缺点很多,错误的思想包袱很重,三反五反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有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所以每次想到三反五反,我都感谢党挽救的大恩。对策读完,他听完,沉吟一下,辞去。沉吟,表示未必尽信,果然,过了几天,他又来,还是启发我吐露对三反五反的不平之气,措辞中还加了新调料,是不要有什么顾虑。其时我记忆力还未大坏,就把上次的对策八股背诵一遍,末尾也加点新调料,是我确是这样想的,也就只能这样说。他听完,又是沉吟一下,然后辞去,此后就没有再来。我后来想,不再来追问,一种可能是借了戈培尔的高论(假话多说几遍就成为真的)的光,他信了;另一种可能是借了衙门口刑名师爷的光,他们笔下常如此写,“虽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半信半疑,上交,也就只能凭字面了。

难关,大一小一,都闯过,还有些小的崎岖,是鸣放,也要谨小慎微地走。这次的战术是从阮步兵那里学来,曰“不臧否人物”。张贴于席墙上的大字报,能不写就不写,万不得已,也说些不痛不痒的。所求,是天覆地载,有我这样一个人,却像是没有我这样一个人,即在周围人的心目中消失,祸从天上来,也就不会落在头上了。谢天谢地,这个崎岖的羊肠小道,也走过来了。

但是还有“来日大难”,是情势告知,已经制作了“右派”之冠,正在背后研究各个人的出于口之言和出于笔之言,看哪一位宜于加冠。宣布的办法是印发言为材料,由党办公室的人送到每个职工的办公桌上,标题是“关于某某的右派言论”(?)。然后是开批判某某的会,至于如何处理,自然只有天知道。“天道远,人道迩”,我每天上班,坐的还是那个椅子,心却像是要跳到胸膛以外,因为总有可能,脚步声移近,进来的是送材料的,上面的名字正是自己。又来一次,不是自己。心想,强调“成绩是主要的”,歌颂的话不少,而且是大声说的,也许不至于加冠吧?但终归后边还有鸡毛蒜皮,也可能视芥子为须弥,那就仍不免有加冠的危险。就这样,疑神疑鬼,如坐针毡,总有几个月,收到多份材料,其中没有自己,心才慢慢回到胸膛以内。

此外还有些小关口,对比之下不太难过的,计有三种。一种是参加批判会,不能总是听而不述。可是述,就要先编造,然后装作义愤填膺。可惜我没上过话剧院表演系,已经用了十二分力,连自己听着也像是在应付;还有,即使心照不宣,被批判的人知道我是在演戏,面对自己尊重甚至亲近的友人咒骂,也总不能不感到难堪。另一种是泛论性质的,要写反右之文。这可以抄,也只能抄,因为,比如说,文件或准文件说罪恶共有十项,你自作聪明,给加或减了一项,也许就惹来麻烦。但是抄也要费心思,应该求内容全同而外貌有异,没有异就像是做文抄公,心并没有参加反右。总之,虽然做的是毫无意义的事,却也不能不费力。同样费力的,记得还写过反浪费、反教条的大字报,至于这算作反右之内还是之外,就说不清了。最后还有一种,记得是1978年夏天,加冠,发往北大荒诸事已经做完之后才开始的,其名为“交心”。推想这是求反右的加深和彻底,因为右是错误思想,加冠者有而且严重,已经用加冠、批判、改造诸法解决了,未加冠的呢,思想就清而且纯吗?显然,没有人敢这样说,甚至没有人敢这样想。有,就算是不很严重吧,总不能任它在头脑里盘据着。要清除,不幸是天命或上帝所定,它是只能推想为有却视而不能见,怎么办?语云,言为心声,只好请他或她自己说。说,限定说思想之错误者,曰交心。记得这项小运动也如暴风雨之来,动员之后就全体并全身心投入,小组会上说,散会之后写。这文章是自怨自艾性质,闯祸的可能性小,但不是绝无,比如你异想天开,用夸张法,说曾有反什么的想法,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交心八股就要既可以称为错误,又关系不大,此是不能不具备的慧心之一。还有之二是要得体,就是戴在自己头上,人家看着合适,不像借来的。还要加个之三,是数量不能少,比如能凑几百条,就会给人一种印象,是毫无保留,可见有诚意改造自己,也就可信赖。这个小运动放在整风的结尾,时间不长就过去。所得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多数人交,不得已而编造假话;少数人受,也未必有兴致看,即使看,信不信,也是只有天知道。(www.daowen.com)

说到“信”,还想说一些可以称为既可笑又可悲的情况。信有程度之差。上上品是《使徒行传》中人物,至上说往东走好,出向南之门立刻向左转,没走多远,又传来至上的声音,说往西走好,立即向后转,往西,而不想为什么向东或向西就好。至于中下之士,闻道,反应就没有这样快,——甚至只是惶惑。也可以举两个实例。一是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某日之前,说没有是反革命,之后变为说有是反革命,因为就是在某日,斯大林说没有,其前都说上层建筑无一例外,都有阶级性。二是林彪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是一日之隔就性质大变。像这类的一刹那就变,要求“尽信”,一般人就苦于跟不上。跟不上也有程度之差,如加右派之冠的诸位就是走在前面的,整风,说诚意接受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他们信了,于是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万没想到。“言者无罪”之声犹在耳,冠加在头上了,你辩解吗,不低头认罪,处分就更重了。所以,至少是在这件事上,走在后面的诸位就有福了。走在后面有多种情况,其中一种,推想数量不会小,是不信。这就产生一种阴错阳差的情况,是好心人倒了霉,有机心的人占了便宜。这也可以称为“偶然”吗?也真有所谓偶然,我的两位治语法的同行,张君和徐君,都在某学院工作,参加提意见会,张先发言,长篇大论,晚饭时散会,徐的发言推到次日,碰巧,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工人说话了”,徐看到,顿悟,说:“工人说了,我就不说了。”于是变多牢骚为多歌颂,张加了冠,他就还可以坐在家里喝白干。因信而加冠而困顿的张君是门外的,再说两位门内的。一位是凌伶,与我同龄,旧学底子厚,通诗书画篆刻,任图书科科长。其时旧书多,价廉,社里买书舍得花钱,他经手买了大量的国学方面的书。我们交往不少,合得来。可是不知道他何以会不检点,说了逆耳之言,加了冠,发往北大荒。他是湖州人,由江南移到漠北,身体不能适应,受了冻伤,到医院割掉脚趾,入残废之列,才得妇唱夫随,回了太仓。另一位是龙在田,据说通俄语英语,在外语室工作。有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也许在肃反运动中受些打击吧,整风来了,号召鸣放,他就鸣放。记得看过他的大字报,说某运动中整他,他冤枉,我替他捏一把汗。果然,过了不久,他加了冠,成为双料的反。不知道为什么没发出去,在社里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常看见他在工字楼右边的空地上砸煤。头上有两顶帽子,小红卫兵当然不会放过,对待的办法是用棍子打骂,兼以往脸上啐唾沫。天天如此,他没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修养,终于有一天过午,溜到街西口外,蹿到无轨电车之下,解脱了。

由“信”迤逦而下,我想置身于现在,即差不多40年之后,再说几句。这一回“真”交心:我是万不得已才说假话的;如果说真话不算犯罪,我同于一切还没有丧尽良心的人一样,是愿意以真面目见人的。以下就以真面目,先说对整风,后说对自己的一些想法。

禅宗的语言来说明,用运动之法求改善,是相信有顿悟的可能,立意也许不坏,至于实效,那就成为另一回事。即以整风为例,设想是敲打几下,酣睡的可以猛醒,身上有些小泥点的可以揩掉,所谓朝中一呼,普天之下震动,不合己意者顷刻间变为合己意,岂不妙哉。可是发动之后,事与愿不尽合,或大不合,回报的声音竟有说自己身上也有泥点的。依理,已经宣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应该平心静气,或对镜,反观诸己,看看有没有泥点。可惜称孤道寡惯了,没有这样的雅量,甚至没有分辨是非、至少是衡量轻重的再思之量,就由不快而大怒。其后又是走老路,用压力求一切不如意变为如意。压力的功效有直接的,是加冠者受苦难,未加冠者战栗,有间接的,是都三缄其口,不再有人敢说真话。表面看,人都服了,但属于假冒伪劣,真想用就未必顶用。所以我还是老脑筋,总觉得还是孟老夫子的想法对,是“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德之中有感情,是爱人如己的感情,不是仇视并诉诸压力的感情。严格讲,治国平天下,要靠理智,“众志成城”,信任理智就要远离个人的感情冲动。其实,靠压力进行的运动都来于个人的感情冲动,因为非众志,不理智,所得就必是事与愿违。仍说整风,作为因,果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最大者,其后许多举措,如“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总是值得还没有忘记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人想想了。

再说说对自己,算是“一”省吾身吧。与凌伶、龙在田诸君比,我是幸运者,或用夸张说法,胜利者。但如一切胜利,来之不易。也分为思想和感情两个方面说。由思想而产生战略战术。这战略战术还来头大,曹阿瞒尊重的《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先说知己,是确信自己是弱者,一怕苦,二怕死,还要加上兼怕自己的亲近人受苦和死;对压力呢,不要说没有抗的力量,是连逃的力量也没有。再说知彼,也有来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书本和现实。书本,当年喜欢杂览,除了东方的“学而时习之”“道可道”等等之外,还看了些西方的。专说西方的,也是杂,其中有些是谈治平的,读了,对于制度、治术之类就略有所知,联系实际说,对于“权”,就不只有所知,还有些怕。再说现实,有所闻,有所见,还是权的问题,常常是不只不能抗,还不能测。这样,知己和知彼相加,趋福避祸之道就成为装作心悦诚服,百依百顺。思想如此,就真换来平安。改为说感情就情况大变。前几年写一篇《直言》(收入《负暄续话》),末尾曾说这种心情,为偷懒,抄在这里:

至于我们一般人,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苦会换来情有可原。但这是由旁观者方面看;至于自己,古人要求“躬自厚”,因而每搜罗出一次口是心非,我就禁不住想到我的乡先辈“难说好”先生(案有宁可挨打也不说假捧场话的轶事),东望云天,不能不暗说几声“惭愧”。

惭愧完了,想想,难道一年有余,就没有一点可以算作不“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吗?用力搜索,也只能找到三宗。其一,大概是1958年,整风的后半段,我和郭翼舟坐在工字楼上西北小屋,无事可做,废物利用,简化不再试用的本,编一本《汉语知识》,于1959年出版。其二,我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有时还到书画店看看,就在这时期,从琉璃厂宝古斋买到一件高南阜(凤翰)的书札,六开,左手,至精,语云,自求多福,我的发明,更上一层,还可以化苦为乐,此即其一正也。其三,还是初期,右派之冠可能还没设计,鼓励鸣放,就出现不同形式的鸣放,其中一种是演出此前不准或不宜于演出之戏,我看了一次,是小翠花的双出,双怕婆和活捉三郎,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花旦戏,表现人生的不拘谨一面,大道多歧,似也不无可取。还有可取,是功夫纯熟至于出神入化,其后不鸣不放,就如嵇叔夜之广陵散,再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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