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本”，末尾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因为有编本的机缘，卖文的路多了，就解决了一些生计问题。这卖文，其中还有三本小书，恰好与龚定盦《咏史》诗“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意义合拍，就截取一部分为题目。关于生计问题，这五十年代中而偏后的时期，特点是“过犹不及”，老的一代过了，不再有自己养自己的能力，幼的一代还未成年，也就不能自食其力。未成年，是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期，因而比供给衣食还要重要的是送到学校去受教育，小的入小学，中的入中学，大的入大学。其时上学收费很少，但总要比家里蹲多开销一些，尤其是大学。为了量入为出，开只有我们夫妻参加的家庭会议，决定让最大的孩子舍己为人（三个妹妹），具体说是初中毕业后考医士学校，两年半毕业，分配工作，也挣工资，供三个妹妹上大学。照决定实行，大的入了医士学校。没想到念了只两年，1954年暑期，学校保送考河北医学院，录取后问家里怎么办。我只好咬咬牙，说“上吧”。就这样，大的还没挣工资，二的就考入北京大学。其后，大的挣工资之后，三的考入农业大学；二的挣工资之后，最小的也考入北京大学。上大学，住校，带一块丝糕当午饭、早晚在家里吃的办法不成了，就不得不多花钱。钱从哪里来？除每月的工资（1956年起定为125.5元，一生未变）之外，只能靠白纸上写黑字，卖。而字，不太难，难的是有主顾肯买，汉语课本的大功德是送来肯买的主顾。详情留到以下说，这里想岔出一笔，步韩文公之后，写一篇反他的《颂穷文》，内容是，至少是限于教育子女，穷也不是没有好处，这好处是有助于专心向学。现身说法，我的四个女儿，食无鱼，出无车，因为无钱，入门就不想抱什么绒缝制的大熊猫，玩电动汽车，出门不想玩电子游戏机，进卡拉OK（其时也许还没有），甚至过卖冰棍之摊而目不敢斜视，总之是无乐可享，就只好啃书本。结果呢，用世俗的名利之秤衡之，考大学就都没有费力，而且混上一顶教授的帽子，后来居上（我没有混上）了。我说这些，是因为近年的所见，几乎都是，领带、高跟的一对，用钱，用自己的低声下气，把孩子娇惯成小皇帝或小公主，而剥夺了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我不以为然，但花钱，钱是他们所有，低声下气，声气是他们所有，旁观者又能怎样呢，至多只能求孔老夫子代言，曰：“其愚不可及也！”

言归正传，说本带来挣教育孩子之资的机会。这资由师资问题来。专就语文课说，师资一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总的说，教学生，要求学生拿起笔能通，先就要教师能通，分着说，教文言，教师要通文言，教语法，教师要通语法，等等，可是教师，有些，甚至有不少是不通的，这就成为问题。有问题，要解决，办法，理论上简而明，是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变不通为通。降为实际可行，有两条路：一条是大举，办什么班，让教师补学；另一条是小举，编写适用的读物，供教师自学。显然，专就说，我们一些编者只能走后一条路。设想是某一门知识，上课讲，只是十之一二就够了，可是教师只知道这十之一二就讲不透彻，或说讲不好；想讲得好，就要知道十之十，至少是十之七八。所以最好是能够编写容纳十之十的读物，供教师先读，读后，比喻说有森林在胸，然后上课讲三株五株树，自然就可以应付裕如了。这想法的结果是，都认为应该火速编印一套全面介绍汉语知识的书，以辅助汉语课的推行。

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或者说，有人求，就会有人供，因为依照经济规律或交易习惯，买者和求者必肯出钱，卖者和供者就有利可图。于是新由上海来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徐君萧斧（也写肖父）就自告奋勇，编一套《汉语知识讲话》丛书，一只手拉作者，分头写其中的各册，一只手拉新知识出版社，承担出版这套丛书。拉作者，我们编写本的当然是最合格的，于是我先后分到三本：《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八十年代初修订，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名《非主谓句》，其中三部分，简略句改为省略句，无主句仍旧，独词句改为单词句）《紧缩句》《词组和句子》。三本合起来十几万字，由1956年后半起，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因为其间插入不少别的事，又刮来整风之风。写完，交稿，出版，稿酬从优，所得，今天看来数目不大，可是顶了大用。三本小书之外，还有三条路，进了些工资以外的钱。一条路是《汉语知识讲话》的审稿费，也是徐君萧斧分配，比如某君写了《主语和谓语》，完稿，交我读一遍，提些审读意见，由原作者处理后算定稿，按劳取酬，也就会有些收入。记得颇看了几本，积少成多，也就可以解决一些生计问题。另一条路是写些汉语知识（主要是语法知识）方面的文章，给《语文学习》《中国语文》之类的期刊。这方面的文章好写，因为既可以脱离政治，又不必担心祸从口出；也好卖，因为有汉语课本编者的帽子，又很多教师在讲汉语，大量的学生在学汉语。又是积少成多，或零星多了就成为整，也就可以帮助我解决不少困难。还有一条路是为叶圣陶先生整理文稿，我出力不多，可是叶先生宽厚，总是多给报酬，并且严命照收，不许退，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是让秘书送来八百元，譬如大女儿到保定（后移石家庄）上学，每次开学离家都是带一百元（我一月的工资就所余无几），八百元就真是天文数字了。以上多种额外收入，到长女和次女都有了工资收入，我的母亲于1963年作古之后，生活有了喘口气的余裕，也就有了算账的闲情，不知道老伴是根据什么记录（纸片？记忆？），就说出个约数，是六千元，等于多拿四年的工资。(www.daowen.com)

困难过去了，但有时回顾，就不免有些感慨。这是想到为衣食、为养育孩子而写自己本不想写的，终于不能不感到心酸。如前面所说，我不通语法，对这门学问也没什么兴趣，可是为了活，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所得呢？一些钞票，早已化为空无；文，零篇的，也殆等于化为空无，成书的，是连自己也不想看了。这使我常常想到《毛诗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古人如此说是意在描述实况，而到我们头上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情动于中，不得形于言，原因有礼俗的，问题像是小一些；有威权不许的，问题就不只大，而且难于解决。我昔年择术不慎，走上率尔操觚的一条路，写语法文换钱的时期早过去了，挨到八十年代，文网渐疏，但如我所常说，也只能是“所想未必写，所写必为所想”而已。

谈到语法文，还要说说徐君萧斧。他精干，有事业心，也就容易露锋芒，学问不坏，并肯帮助人。记得他离开北京，到芜湖什么大学，还来信告诉我，我注文言某篇，解“举”为考中是错了。说起他离开北京，是后来才听说，因为整风时期说了什么心里话，加了右派之冠，才押出国门的。但出国门，徙南冥而未徙北冥，也就算幸运了。可是又随来不幸，是听吕叔湘先生说，他得了什么病，不求医而自己开药方，吃错了药，作古了，其时是六十年代前期，总过了知命之年吧。其实早作古也不无好处，是可以免去“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大革命”之后，又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八十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汉语知识讲话》，旧本本要照新语法系统修订，其中《复指和插说》一本找不到原作者“叶南薰”，疑惑是徐君萧斧而无从证实，就委托我看一遍。我看了，如果原作者竟是徐君萧斧，他过早地走了，我能替他做一点小事，人死如灯灭，他不能知道，我却可以因此稀有的合作而得一点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