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端午文化内涵的传播与发展期是鉴于该时期历史发展背景和特征的，这正像我们在研究先秦时期时根据西周前后先民不同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和人文精神特征而将其审美取向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样，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呈现出两种鲜明的人格的价值取向。

经历了春秋、战国及秦的分裂与战乱的汉是一个安定，统一，生产力不断恢复，思想文化不断膨胀的时代，端午节以一种地方民俗的形式与中原文化进行碰撞并最终融合，因此也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内涵，塑造全新的审美取向。笔者认为端午文化在汉代主要表现出这种几个特点：首先，各种端午文化的某些物象与事象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并且这些记载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例如有关于五彩丝和桃印的记载：东汉应劭《风俗通·佚文》载“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避兵缯”，《后汉书·礼仪志》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曰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其次，关于恶月、恶日的记载反映了人理性能力的增强，《后汉书·礼仪中》说：“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补）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无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甚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徳，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色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碳彭铸，消石冶皆绝止。”最后，“从当时的宫廷习俗也可以看出，端午节不仅是个民间的节日，他也是宫廷、上层贵族的节日，这也就是为后来的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端午习俗的仿效与流动奠定了基础”。^[11]所以，从这些记载中很明显地反映出，当端午文化过渡到其传播与发展的时期时，人们已不再单纯的以图腾崇拜作为庆祝端午的目的，而是更多地考虑到自身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自身健康的关系问题，人们应对自然侵害方法也更加科学化和人性化，换句话说，端午文化内涵中所崇尚的人格美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趋于理论化和系统化。(www.daowen.com)

而这一切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去迥然不同了，经历了三国以来的割据和战乱，南北人口大量迁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加速了文化的濡化和融合，这种濡化和融合打破了汉朝时期地域性的封闭从而为端午文化内涵中崇尚人格真向人格善超升创造了时代前提。端午节有了更加丰富与详细有关突出了理性的人格真取向的记载外，还出现了大量有关端午文化的故事与起源说，例如有关于纪念孝女曹娥的传说，在《会稽典录》中载：“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安哥，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朔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遂投于江而死。”；有关纪念越王勾践的传说，《记纂渊海》引《岁时记》载：“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越绝书》上说为雪耻而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军，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复国，遂定此日而纪念他；还有关于纪念吴国忠臣伍子胥的传说；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屈原，梁代吴均《续齐皆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似乎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关于端午节丰富性与多样性的记载，而且是对某个英雄人物的某些品德的弘扬，这一层意义的凸显不仅改变了汉以前以祭祀神灵和先祖为对象的特征，更意蕴了一种审美层次提升。这一时期久经战争与分裂之苦的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是人民渴望和呼唤德才兼备的圣贤出来治理破败的山河，而像以孝德为本的曹娥、以忠君著称的伍子胥和励精图治的勾践和容真、善、美于一身的屈原等人所反映出来的品德无疑迎合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换句话说，端午文化的内涵在这一时期被注入了一种对于德性的价值追求，而且从这些人的身份来看端午文化内涵具有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因此当这种品德的审美追求进入到人的审美视域时，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一种人的自我人格之善性的审美取向，即人格善的价值取向，它是历史的理性和人文精神积淀的结果，是对丰满的人格真的价值超升，所以也就构成了中华民族审美层次的第一次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