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爱国精神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肯定，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不断提升而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叫曹大中的楚辞学者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说法”的说法，其基本观点是：先秦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爱国”的观念和精神。的确，在“天下共主”的周王朝依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楚材晋用”现象极为普遍的人才大流动的背景中，确实缺乏产生“爱国”精神的文化土壤。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屈原精神中也确实存在着爱国主义的胚胎，那便是特别浓烈而执着的故国乡土之情。

两汉时期，人们对屈原人格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忠直之臣”“迁谪之客”“狂狷之士”这三个层面上。其中的“忠直”主要是对楚王的忠，是爱国的一种具体表现。司马迁等人提到过屈原“眷顾楚国”的感情，已然关注到屈子热恋故国乡土的精神层面。

宋代的洪兴祖最早将屈原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认识到屈原精神的爱国元素。洪氏本人曾因冒犯秦桧而遭贬职，有着屈原一样的失意、痛苦；同时，洪氏所处的北南宋交替的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宋王朝岌岌可危，跟屈原当时所处的楚国一样。个人怨愤与国家危亡交织于心，于是他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怀，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叙》中，将屈原自沉的原因归结为“忠君”和“爱国”两点。他还反复强调：“屈原之忧，忧国也。”“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他对屈原的“恋乡”情结予以突出和扩张.在屈原文化史上第一次将其提升到恋“国”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屈子“自沉”以浓重的殉国色彩，从“乡”到“国”，屈原人格中的爱国层面初具雏形。

洪氏尚未明确地标明屈原的“爱国”精神，朱熹的《楚辞集注》在洪兴祖的基础上，对屈原的爱国情操给予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强化，大力表彰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忠君爱国之诚心”。屈原精神的“爱国精神”才明确提出。(www.daowen.com)

南宋的朱熹从现实出发，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力图为抗金救亡树起一面“忠君爱国”的精神旗帜，亦作为投向南宋投降派的批判枪矛。在此基础上，朱熹将屈原的爱国精神与儒家伦理的核心原则、抵抗外侮的民族利益结合起来，使之具备了厚实的伦理道德的、民族意识的典范意义。因此，屈原所爱之国，也不再是相对单纯的“宗族之国”，而是内涵更为丰富的“民族之国”；屈原的爱国精神就被赋予了浓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道德意识。

后来的学者进一步肯定屈原的爱国精神，如赵南星《离骚经订注》就肯定屈原的精神是“爱国家”，林云铭在《楚辞灯》中就强调屈原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从“恋乡”到“爱国”，屈原爱国精神经历了精神层面的提升与完善。从此以后，以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屈原精神，魅力日益深入人心，并在外患迭起的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传和发扬，渐次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在中国近现代，成为一种“传统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