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国民教育遵循着寓教于俗、寓教于乐、寓教于民的模式，面对百姓的国民教育，一般都不强求，但这种不强求胜于强求，不灌输胜于灌输，通过各种民间的娱乐方式将传统的思想、主流的意识、正确的理念传输给百姓。这种民间娱乐方式包括戏曲、小说，也包括民间的节俗、习俗、风俗、习惯。端午节是中华传统的节俗的一种，起源于先秦，流传至今、三千年如一日，形式基本不变，内容基本相同，活动基本相似。端午节保持其稳定的活动的动力就在于端午节俗适合了中国的季节气候，适应了百姓的生活、生产及娱乐的需要，迎合了国民自身的物质及精神的需要。

端午节俗和其他节俗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平民起动、朝廷推动，再回到百姓运动的过程，它是朝廷顺应民意，再植入国家意志、朝廷意愿、圣人意识，由朴素民意向精英意识整合、融合的演变过程。

可以说传统的国民教育是成功的，传统的国民教育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神道设教”模式寓教于神，寓道于教，借神教民，以民教民，借节俗、民俗之力以教民，以习惯的力量、习俗的影响及被普遍认可的活动形式达到使国民自教、自育、自我修养、自我提升的教育效果。

传统的国民教育大都是道德教育、思想教育，而每一种思想的教育如果通过强制的灌输，不是发自民意，不能顺应民心，不被民意所接受，那么这种思想教育模式必定流于形式，民众必然会采取方式方法躲避应付来自官方的强迫灌输，如果一再高压输入，最终则将导致民众的厌恶，遭到百姓的唾弃，是很不好的一种国民教育模式。传统的国民教育精明之处就在于寓教于民俗，将某种精神、意识、思想、观念、道德、知识、官方意志等轻轻、润物细无声地在百姓不知不觉、自觉自愿地活动中植入到百姓的意识中，使民众在不自不觉，潜移默化中，在娱乐、快乐、愉快、痛快中受到教育、受到熏陶，受到感化。

刘刚、李冬君在《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一书中提出了中华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即：“王朝的中国”和“文化的中国”两部分，该书在内容介绍中指出：“全书用哲学的思辨和诗化的语言将数千年中国史一气呵出。作者想告诉读者，历史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王朝中国，是治乱兴衰、改朝换代的中国；还有一个是文化中国，是超越王朝更替、一直在发展、从未衰落过的中国。世界文明古国多已衰亡，唯有中国仍在，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本体是文化中国，表象才是历朝历代的王朝中国。王朝衰落了，文化还在发展，王国灭亡了，中国依然挺立。”^[1]端午节文化属于文化的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成为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文化价值就在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识，鼓舞着中华儿女为国争光！

在端午节俗中，寓入了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端午节期间，家家吃粽子，而每当人们吃到了粽子，无人不晓得，这是为纪念爱国者屈原而特意制作的食品，爱国成为了吃粽子的潜藏内容，爱国教育也就在吃粽子中被不断强化，直到将爱国演变成理所当然，将为国献身当成国民天职，将为国牺牲变成一种光荣，一种伟大的壮举，爱国教育自然而然地被固化了，爱国教育的效果得到了充分的体现。(www.daowen.com)

端午节俗中从纪念屈原中体现了节俗的国民教育效果，而国民教育也借助了节俗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传统的国民教育不强迫，而是借用自愿的民俗形式，让百姓自由选择，国家只是起到引导、推动、促进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国家通过朝廷天子、官员及文化精英的参与和推动，让百姓更感受到某种精神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进而达到国民教育的目的，官方和精英的作用仅在于推动，并非国民教育的主体，而只是国民教育的推动者。

传统的国民教育，体现在节俗上，并不强调教育内容，而更重视节俗的形式，教育方式上只负责纪念，且让民众只知形式，而不知内容，只让百姓在偶然的、不经意的活动中得到国民教育的内容，以无为的形式达到无所不为的结果，以有意地将内容退居于次要的无为的策略，将主动权，接受权，选择权，受教育权都转交给民众，将民众从注意内容上转移注意纪念形式上去，以最柔弱的状态，达到最长期的被接受、被认可、被发现、被理解、被感应、被宣传的效果。

传统的国民教育通过节俗形式，达到了以二两拨千金之效果，值得我们当代国民教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