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后半生的际遇，和屈原多少有点类似，然而两者人格不同、选择不同，结局也就不尽相同：子胥既不会像屈原那样“长太息以掩涕兮”地抹鼻涕眼泪，更不会以怀沙自沈的方式结束生命；像他那样刚戾忍诟的人，死亡也必然只会是抉眼以悬、浮尸江中式的；而后来的屈大夫，必定也不肯选择伍子胥前半生那样彻底的反叛和临死那样激烈的诅咒。

伍子胥与屈原，虽然他们一个出于被迫、一个出于自愿，一个愤然诅咒、一个凄然自伤，但从大环境来看，子胥毕竟只是叛仇之将而非革命领袖，屈原也只是贵族诗人而非民意代表（没有超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死亡叙事都不能超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语境。

伍子胥的伟大，正在于他的反抗，向后人揭示了“君逼臣反，臣不得不反”的正途。而在天子式微、诸侯割据的专制时代，我们不能指望伍子胥这样的英雄具有人民战争的意识、脱离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去发动彻底的制度革命，顶多只能进行日暮途穷式的、外倚诸侯式的个人复仇。这个历史局限既是伍子胥的、也是屈原的，根本而言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屈原的伟大，恰在于他的死亡，是在先前伍子胥对命运的暴烈反抗（不得好死）和后来宋玉贾生们对命运的抑郁接受（不得好活）之间的一个自我选择的临界点。在他之前，死亡都不能伴随着成功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宣示，在他之后，成功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宣示都不必与死亡结合。(www.daowen.com)

千载以下，他们不同的选择都烙进历史，深深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人格。让我们至今谈起时，犹要对他们当时的选择与局限、才能与命运之间的冲突哀之怜之，既尊重、又理解，既赞赏、又惋惜。

所有以仁人志士自期自勉的读书人，也都不要忘记：纵使楚王不听不用屈原、吴王不听不用子胥，但总有楚人哀之、总有吴人怜之——群众的眼睛，终归是雪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天公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