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端午节跟屈原挂钩的传说，比较经典的出自南朝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练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汨罗之遗风。”屈原生在约前340—前278年的楚国，《续齐谐记》乃南朝吴均（469—520）撰，上下八百年，且传说建立在志怪小说杜撰的情节（汉代建武朝的区回白日见鬼，遇到个教他做粽子的三闾大夫）之上，若以此为证，考据家不服也。但我们着眼的是文化，而非考据，即便一个杜撰的传统，延续千年下来，亦必早有文化情结于焉。这个文化情结就在于“楚人哀之”。

那么，屈原有什么可哀的呢？在我看来，他的可哀之处也是中国旧式文人历来的可哀之处：作文成功、做人高尚、做官却失败——在作文、做人与做官之间的落差，就是旧式知识分子的心理深渊——人格不能独立。

论文学上的成就，没有一个语文老师能不为楚辞背书：“以其特有的文化气质、瑰异的文学风貌、飘逸的艺术想象与动人的语言魅力，成为古老神州最重要的文学经典。《楚辞》中所蕴含的社会理想，所表现的艺术情调，所拓展的思维空间，所体现的人生价值，不仅对于后世中国文学，而且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对于民间的风俗节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大部分上过学的成年人都有从某个教室的墙壁上看到过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记忆，现代尚且如此，遑论当年的流行——《汉书·礼乐志》说“高祖好楚声”，难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故乡”地兮个没完了。

论个人的优秀，我们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怎么形容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也就是有学问、有才能、还会说话。而且这样一个人还是“楚之同姓也”的贵族，单看出身也是拿得一手好牌，就很自然地“为楚怀王左徒”、当上了高级干部，“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参与决策的同时还搞着外交，“王甚任之”，领导很看重他，那阵子得意得很，算是成就世俗功业的顶峰时期，待遇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后来屈原就倒霉了，倒霉的原因也很世俗：犯了小人。

小人这东西吧，职场中人大都觉得自己身边就有，假如世界上只有君子和小人之分，那逻辑上肯定是互为小人——因为互相看不顺眼，也难免的互相说坏话——谁还没在背地里议论过谁呢？

屈原犯的小人是上官大夫。史记原文是这样说的：“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为了争宠而看他有才华不顺眼）。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喏，栽在小人手里了吧？为什么说屈原是伟大的，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版权意识，知道维护著作权的重要性，这样的觉悟是难能可贵的（其实也就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作祟，太拿自己的文字当回事儿、护食、不识时务、舍不得让人家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也正是为了“维权”，他得罪了威权（被人打了小报告），被领导赶出了高层权力的核心圈、做了个管教育的三闾大夫。

没贡献却要抢功劳，“你不让我沾光、我就要你挂彩”，小人心态，大抵如此；“抱上司的大腿、踩同事的脖子”，小人手段，也大抵如此；小人的优势，恰在于只有利益追求、没有道德约束，你要脸、他不要脸，你“费厄泼赖”，他不择手段……跟敌人公开为战，好歹能有堂堂正正的斗争的快乐；跟小人纠缠不清，只会弄得自己也低三下四；所以莫惹小人的原因，不在于他是拦路虎，恰在于他只是拦路的癞皮狗，它要咬你，你却绝不想去反咬它。

屈原也不想，他的格调也正是他的局限，他缺乏放下身段解决拦路狗的政治手腕。他有修养，当过权，见过世面，不肯丢那个人，所以只能像个真正的精神贵族那样拿起笔发发牢骚，就写出了具有最高文学价值的《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明白屈原的憋屈，我们也明白太史公的憋屈；凡是吃过小人的亏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憋屈；凡是知道那样的憋屈的人，心里都藏着屈原，也藏着太史公。我们今天同情屈原和太史公，多少也因为他们都不是得意的政客，只是可爱的文人。

人呐，想通了，就左右逢源；想不通，就上下求索；屈先生穿了小鞋，又始终想不通，就上下求索起来。这个上下求索的过程，产生了许多瑰丽的幻想，创造了一般人使用精神药品、大量刺激内啡呔分泌以后才能看见的意境（“驾青虬兮骖白螭，被明月兮佩宝璐”也，“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也，“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也，这些意象拿去当剧本都够攒一部《阿凡达》的）——而且最终结果也跟过完药瘾如出一辙：颓了。

“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世上颓废的人、倒霉的事多了去了，未必个个都寻死。屈先生的选择像许多选择自杀的普通人一样，除了内在的精神倾诉完毕、创伤分泌停止、意象创造终结的原因以外，还有外界的诱因，这个诱因就是听他说话的人死了，或者说他潜意识里对其倾诉的对象消失了——而这个潜意识里倾诉的对象，恰恰就是昏君楚怀王。这个内在的自杀心理机制，类似于一个发情青年每天写些充满病态情调的博客文章吸引眼球，其实只有他自己明白为那些缠绵悱恻的情诗造影响其实只不过是要吸引某个特定女子的注意；当这个女子不屑一顾，他就越加顾影自怜、病态忧郁；当这个女子嫁为人妇，他就彻底绝望、轻生自尽。

楚怀王是个地道的昏君，他的生命轨迹在屈原被贬抑、流放的岁月走向了终结。事情起因也很简单：贪小便宜吃大亏。秦国要攻打齐国，齐国与楚国有联姻、关系不错，秦惠王对这场仗有点担心（忌惮楚国军事援助齐国），就派张仪去楚国搞协调，许诺楚国若与齐国断交（楚诚能绝齐），“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接受了这个条件，等齐楚断交后去找秦国兑现政治支票的时候，张仪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我说的是六里，哪有六百里这回事啊！）”秦国跳票了，把楚怀王狠狠涮了一把。

二百五就是二百五，先是利令智昏，后是气迷心窍——“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楚怀王军事失败，又被狠狠宰了一把。

接着是给脸不要脸，给地不要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我不要地，我要张仪）。’”(www.daowen.com)

张仪是何等老狐狸？他知道了可真要大笑，“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我去我去）’。”

张仪不来还好，一来又利用了楚国制度缺陷搞起了腐败。“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张仪向当权的靳尚行贿，靳尚又向怀王的小相好郑袖去为秦国说话（很可能也给了珠宝好处），小相好一吹枕边风，老糊涂就把张仪给放了。

那时候屈原已经被怀王疏远，出使齐国去了，但是一知道这件事就赶回楚国——“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这就叫追悔莫及呀！没有E-MAIL害死个人呢！

再后来，“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楚怀王被打得没了脾气。

最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要动身去会亲家的时候，屈原再次劝告他：“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他得去：“奈何绝秦欢（你怎么敢不给秦国面子呢？）！”怀王最后还是去了，“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被秦国人摆了一道，要挟他割地换自己。“怀王怒，不听。”逃向赵国寻求庇护，赵国不敢接纳他；楚怀王只好再回到秦国地盘上，居然最后死在了秦国、才被送回楚国归葬。

窝囊啊窝囊，在离开了奸佞、弄臣、女子、小人群丑靡集的楚国宫廷，无可奈何地前往“虎狼之国”后，这个“不知忠臣之分”，“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的楚怀王最终“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太史公论定楚怀王“此不知人之祸也”。

亲者痛，仇者快，怀王身死，天下皆笑，唯独屈原一人最是绝望心痛。而这个时候的楚国，政治形势对他更加不利，“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楚怀王不能重任屈原还只是因为昏庸糊涂，而现在继承他的当权派，正是当初与屈原意见相反的那帮人，正是他们的劝说使怀王“入秦而不反”，因为那么不光彩的历史原因（他们的错误彰显了屈原的正确），使他们只会选择继续流放屈原（用新的错误掩盖旧的错误），而我们这些读历史的人只能感慨一句：“老子昏庸儿糊涂，原来二百五也遗传啊！”

屈原在被怀王疏远的时候，还能“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还愿意写点抒发胸臆的东西（“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终无可奈何”。等到老子“为天下笑”，儿子上台以后，“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倾襄王，倾襄王怒而迁之”——昏君是世袭的，“怒而疏”、“怒而迁”也是性格遗传的。但是屈原为老昏君系心半生以后，终于既不能再向小昏君寄情，也不能再写更多牢骚寓志了。他的生命轨迹，很快随着一篇绝笔走向终点。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屈原褪去了贵族官员的光晕，只留下诗人的本色。他不再“峨冠博带”，而是“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面对江边渔父“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的劝导，他的答案是坚定的拒绝：“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随即他作《怀沙之赋》，发出了“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等一堆感慨，最后来了一句“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摆明了要把自己树成忠臣不事乱君的典型。“于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彻底结束了悲剧的一生。今天我们称他为：忠君爱国的伟大诗人。

屈原的死，是专制时代的一个缩影，是求为一个君主之下、万千奴隶之上的高级奴才而不可得的万千文人的悲剧。他的怀沙绝笔是后世研究自杀心理的典范材料；他的政治失败是后世研究成功学、厚黑学、潜规则的讲师们的经典案例和反面教材；他的忠君和爱国、求索与决绝，都既为后来的文人树立了高高的丰碑，也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我们看《史记》接下去怎么说的：“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可见屈原的徒子徒孙们都只能学到为辞为赋的文采，却不能继承死志直谏的风骨。但是在这里我想引用易中天先生的那句“历史的同情”，设身处地地为宋玉们考虑一下，他们的确既不应该，也没必要跟着屈原先生走上同样的直谏、死志的道路，因为屈原已经证明了在政治上的此路不通：你纵然谏、纵然死，君还是一样昏，国还是一样亡，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情势下，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所以屈原之死，给后人留下两笔精神遗产：一是为贾谊之流所继承的以辞赋抒情言志的本事，二是给后来的行为艺术家们划定了自我表达的极限——谁再怎么玩也不能超越屈原用死亡写出的凄美绝笔，因此政治失意也就不必玩命、去搞文学玩艺术就好。